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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春三月，草长莺飞，“最是一年春好处”，本来，此时正是踏青西湖的绝佳时光，不过，赵烈文抑制住了自己的游观之兴，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一俟结束，他便收拾行装，首途天津了。
是次祭典，非但是有清以来，对宋岳鄂武穆王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一次祭典，其中的一些做法，大约也算是“有宋以来”——譬如，朝廷明确要求，除了朝廷和“地主”浙江，其余各省，都要派员参加。
人选上面，朝廷并没有明确的旨意，而督、抚、藩、臬本人，不奉旨是不能够离开辖境的；同时，大伙儿都明白，是次祭典，规格如此之高，规模如此之大，举办的时间点，又如此之敏感——选在中、法彼此宣战，辅政王南下“检查战备”之时——则这个特出的要求，绝非只是叫多几个人过来撑场面，一定是借着是次祭典，直接或间接的发布什么极重大的宣示。
所以，参加祭典的人，一定不能虚应故事——一定要能够真正起到督、抚的耳、目、口的作用。
于是，绝大部分的督、抚，不约而同的派出了自己的头号幕僚，作为本省“代表”，赴杭州参加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
这班幕僚，个个身上都是有功名的，不是道台，也是知府，有的还加了按察使衔，论起“官身”，一省之中，仅次于藩、臬，参加这种“国祭”，是很合适的。
譬如，代表湖广总督李鸿章的是周馥，代表直隶总督曾国藩的，就是赵烈文了。
也有例外的，譬如，新疆候任巡抚展东禄的代表，是陶茂林。
陶总镇并不是展抚军的幕僚，是次回内地，身份虽是展抚军的代表，不过，并非专为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而来——他另衔专命。
第一，向朝廷汇报新疆设省筹备的种种情形。
第二，送两个人给朝廷——一个是前和田的“伯克”尼亚孜；一个是手诛阿古柏、伯克胡里父子的热娜古丽。
尼亚孜出卖故主，投靠阿古柏，出任伪职，既间接导致了和田屠城惨剧，又是不折不扣的反叛，本来很该付诸刑典的，问题是，西征大军刚刚南下的时候，这个家伙就“反正”了，穿过一个大大的塔里木盆地，跑到库车去“投诚”，也算历经艰险，一副“诚意十足”的样子，他那颗脑袋，实在不大砍的下去。
热娜古丽呢，手诛元凶，本来很该大肆表彰的，可是，想一想她杀的这两个人和她的关系——一个是她的老公，一个是她的情人。
而且，这两位，还是父子。
唉，别的不说，这个“聚麀之诮”，就很叫人尴尬了。
所以，也不晓得拿她怎么办才好。
还有，尼亚孜和热娜古丽都表示，不愿意再留居新疆了。
尼亚孜是真不能呆在新疆——新疆人尤其是和田人恨毒了他，只要一离开朝廷的庇护，尼亚孜非被他的老乡撕碎了不可。
热娜古丽则表示，新疆是她的“伤心地”，“不忍长居”。
于是，经请旨，新疆方面，将这两位一块儿送往北京，请朝廷发落。
这桩差使办妥了，陶茂林便再次作为展东禄的代表，赴杭州参加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新疆太远了，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的日期的确定，是比较迟的事儿了，新疆再派人过来，已经赶不及了，陶茂林既在北京，就顺理成章的做了新疆的代表。
是次祭典，行省之外，蒙古、西藏也奉旨派代表参加——这更是不折不扣的“有宋以来”了。
譬如，西藏的代表，是陪同十二世达赖喇嘛在北京“就学”的德柱活佛——他是十二世达赖喇嘛的经师，前西藏的“摄政”。
*
*
抵埠天津，一下船，赵烈文就直奔三口通商衙门。
前文有过交代，曾国藩这个直隶总督，兼领三口通商事，而三口通商衙门设在天津，因此，一年之内，曾国藩呆在保定，大约七、八个月；呆在天津，大约四、五个月——两头儿跑。
曾中堂呆在天津的时候，三口通商衙门就兼直隶总督行辕了。
目下，冬去春来，正是一年中三口商事由少转多的时候。
不过，往年曾国藩移节天津，都在春夏之交，今年是特别的早一些了。
之所以这么早，是曾中堂领了辅政王的钧命：确保中法战争期间，直隶不会发生“排洋”的事情。
直隶洋人的聚集地，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京师，一个是天津，京师不劳曾中堂费心，他要管好的，是天津。
辅政王明确交代，“两国交兵，不罪来使，况乎商民？法兰西在华商民，只要遵纪守法，中法开战期间，一体保护！”
又特别嘱咐，“要防备有人借机生事，由法而洋，兴风作浪——或者兴起教案，或者拿什么‘扶清灭洋’之类的说头蛊惑人心，若真有这样的人，涤翁，你给我往死里削他！”
当然，辅政王原话不是这么说的，不过，大致就是这个意思啦。
对辅政王的严加戒备，曾国藩略不以为然，如今不像前些年了，风气已开，“仇洋”的事情，已经少了许多，在这上头，不像是有人能够兴风作浪的样子——
“扶清灭洋”？那是什么鬼？辅政王的脑洞，会不会开的大了点儿？
不过，小心总是没过逾的，王爷既然有命，自然禀遵不误。
赵烈文见到曾国藩的时候，他正带着老花镜，埋首纹枰之中，一只手捻着稀疏的花白胡子，一只手掂着一粒黑子，攒眉凝目，踌躇不定。
棋盘的旁边，摆着一卷棋谱。
哦，正在“打谱”呢。
赵烈文立即抱怨，“爵相！菲尔普斯医生说过，黑白子这件物事，其实最耗目力！你的眼疾，也不过堪堪有些好转，怎么就又自困于方圆之中了？”
微微一顿，“保身、养生，最紧要的，是节劳、节欲！——这可是你自己说的啊！”
曾国藩摘下老花镜，换上近视镜，抬起头来，笑了一笑，说道：“是惠甫啊！你说的对，这手谈的诱惑，其实也是一种‘欲’，实在也是要‘节’的——惭愧，惭愧！”
说着，伸出手去，乱了棋局。
赵烈文的目光，落到棋枰之旁的棋谱上，“那一本，是《仙机武库》吧？”
“是。”
赵烈文含笑说道，“据一枰之垒，邈有万里之形；拈两指之兵，恍发千钧之弩！奇正相生，实乃麟阁未设色之白图，大将不血刃之虚战！也怪不得爵相不能忘情！”
曾国藩“呵呵”笑道：“惠甫，我已经放开了！你倒还来招我？”
赵烈文一笑，换了话题，“这两副眼镜的度数，还合适吧？”
“合适！”曾国藩掂须笑道，“大约就是太合适了，自以为多累半个时辰的目力，也没有什么关系，才会忍耐不住，自己打了自己一回劫的！”
“轩邸替爵相请的这个洋医生，”赵烈文说道，“确实是国手！——不过，爵相的眼疾虽然已渐痊愈，可是，眼镜的度数——不论老花镜还是近视镜，可都是比上两副的度数要高了！”
微微一顿，“爵相，菲尔普斯医生反复告诫——养目、养目！”
“好了好了，”曾国藩笑道，“惠甫，我已经受教了——譬如小孩子偷糖吃，偶尔犯戒一次，就被你抓到了——哎，得饶人处且饶人吧！”
赵烈文心中微动，这种玩笑话，以前，爵相可是很少说的呀！
“爵相的心情，看来很好啊！”
“彼此彼此！”曾国藩掂须颔首，“惠甫，你也是神采飞扬啊！”
“江阴、杭州的事情，爵相应该已经有所耳闻了？”
“略有所知了——目下，有了电报了嘛！”
“我这儿有两份东西——”赵烈文一边说，一边取出一叠纸来，“先请爵相过目——爵相看过了，我再汇报此番江南之行之所得。”
微微一顿，“我估计，这两份东西，目下，参加宋岳鄂武穆王的祭典的各省‘代表’，大约已经人手一份了！”
说着，递了过去。
曾国藩接了过来，一眼扫过，见上头的每一个字，都有六、七分见方的样子，晓得这是赵烈文为照顾他的眼力，特意写的大字，不由感动，“惠甫，有心了！”
“这两份，”赵烈文指点着，“一份是轩邸祭阎丽亨的雄文，另一份，是赵竹生的大作——《祭史可法》。”
曾国藩微微一怔，“史可法？”
“对！”赵烈文点了点头，“不是‘史忠正’，也不是‘史道邻’、‘史宪之’，是‘史可法’！”
顿了一顿，“通篇皮里阳秋，说是‘祭’，其实……嗯，还是请爵相自己看吧！”
曾国藩摘下近视镜，换上老花镜，看了起来。
他看的很慢，眼中的光芒，忽明忽暗。
看过了，双目微合，手指极轻、极缓的点着椅子的扶手。
过了好一会儿，睁开眼睛，又从头看起。
看的还是很慢。
终于，第二遍也看完了。
曾国藩摘下老花镜，再次合上了眼睛。
又过了好一会儿，他睁开眼睛，带上近视镜，透过镜片，眼中已灼然生辉。
“惠甫，”曾国藩慢吞吞的说道，“你以为，这篇《祭史可法》，确实是出自赵竹生之手吗？”
*
第二二三章 成败英雄（）
“爵相真正洞彻无遗！”赵烈文亦是眼中放光，“一言即切中肯綮！”
顿了顿，“我以为，执笔《祭史可法》者，应该确是赵竹生——祭史、祭阎二文，语气吞吐，笔锋铺排，都很不一样，不该是出自同一人之手——我和赵竹生做了大半年的同事，对他的行文的风格，还是熟悉的。”
将“祭史”、“祭阎”两篇文章放在一起比较，这岂非是说——
嗯嗯。
至于“我和赵竹生做了大半年的同事”，是指赵景贤驻节扬州，整顿两淮盐务，赵烈文受曾国藩委派，协助赵景贤办差——湘系介入两淮盐务极深，赵景贤若不得赵烈文之助，经营两淮之时，就极可能和湘系发生直接的冲突，到时候，你来我往，落地的人头，便不止李世忠一个了。
“不过，”赵烈文继续说道，“执笔虽然是赵竹生，但此文通篇立意，却绝不是赵竹生本人的首尾——以我对赵竹生的了解，他虽然不愧‘国士’之名，但无论如何，还没有这番惊世骇俗的见识！”
微微一顿，“在扬州大半年，他也好，我也好，都曾经去瞻仰过史宪之的衣冠冢——虽然不是一块儿去的；日常言谈，也不可能不语及史宪之，彼时，赵竹生对史宪之的看法，不逾高宗纯皇帝《钦定胜朝殉节诸臣录》的范畴，亦不脱前人、时人的窠臼，无非还是‘节秉清刚’、‘心存干济’、‘板荡忠臣’、‘取义成仁’那一套，并无一字一词之讥诮——”
赵烈文以史可法的字“宪之”称呼史可法，较之直呼其名，自然要客气一些，不过，客气也是有限的——到底没有拿谥号“忠正”称呼史可法，甚至，也没有拿史可法的号“道邻”来称呼史可法。
字、号存在着微妙的差异，一般情形下，称呼号，较之称呼字，要显得更加客气一些。
“这么说，”曾国藩慢吞吞的说道，“这篇《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