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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春秋战国玉器的区别：
春秋战国玉器在500多年的发展变化中日益进步，并呈现出了不同的艺术风貌。当然这种艺术风貌决不会是随着历史年代的划分而断然隔开的，比如战国早期的玉器依然遗留有春秋晚期玉器的风格，甚至有些作品十分相似，难以区别。但是当新的艺术风格和审美时尚一旦稳定之后，在整个艺术创作上便会出现一种潮流、一种趋势。这种潮流和趋势所造就的艺术特色，就是我们在鉴定中一定要掌握的最基本的东西。下面我们试从三个方面谈谈春秋与战国玉器的区别。
１、工艺：在制作工艺上，春秋玉器无论是造型、线条还是碾磨均显得较为浑圆。战国玉器则棱角刚劲明确，线条清晰利落，同时镂空技法的使用较春秋更加普遍，并且技艺格外精湛细致，就连楼空之外的内壁也琢磨的光洁明亮，一丝不苟。
２、装饰：春秋玉器善用众多的抽象变形、肢解整体的龙纹充填器物画面，从而显得繁密不透气，粗看似有一种似是而非的模糊感。战国玉器装饰图纹较为稀疏，常见的谷纹、云纹、勾连云纹、〃Ｓ〃形纹、绞丝纹等，线条舒展流畅，工艺精细入微，主纹、地纹均清晰可见，观后使人赏心悦目。
３、神韵：鉴定古代玉器，除了要掌握它的时代风格特征、工艺及装饰手法外，更重要的还应当细心体会其内在的神韵。就整体而言，春秋玉器在造型、构图、动态变化等方面较之战国玉器则显得神气不足，平静而呆板。战国玉器无论器面、边角或是布局，设计得当，通体皆灵，充满了强烈的动感和勃勃的生机。其实这种奋发的气势和艺术的活力，也是战国时代的精神所在，战国人的气质、思想、文化使然。
第七章秦代
秦代虽有被誉为世界第八奇观的兵马俑，但是秦人的玉器遗物发现的数量比较有限，其面貌特征不很鲜明，春秋战国时代秦国玉器与山东诸国玉器，秦代玉器与战国、汉初玉器都难以清楚地区分，这在玉器研究界是有共识的。
说道秦，不讲和氏璧说不过去。和氏璧称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有传奇色彩的玉器，秦赵和氏璧之争可以看作两种玉文化的激烈冲突，故将罗列如下。
卞和的故事尽人皆知，他冒着生命危险所要保守的是对真玉的忠贞，各国对和氏璧的珍视主要是因为其上凝结的忠信仁义种种道德意义。秦昭王闻赵得和氏璧，派人致书赵惠文王愿以15城易璧，赵国蔺相如的第一个反应是：“秦以城求璧而赵不许，曲在赵。赵予璧而秦不予城，曲在秦。均之二策，宁许以负秦曲。”又责问秦王：“臣以为布衣之交尚不相欺，况大国乎！”是典型的尚礼义的关东思维方式。在秦国方面，一开始就是打算以“空言求璧”的，秦王拿到璧之后“传以示美人及左右”，意甚轻慢，不过将之作为一件稀罕物罢了，远没有对这一玉文化精髓重器的应有尊重，所以面对蔺相如“秦自缪公以来二十余君，未尝有坚明约束也”的指责也无言以对。后来秦王眼见得璧无望，倒也想得开，厚礼送相如，并说：“赵王岂以一璧之故欺秦邪”。他不理解对于关东诸国来说，象和氏璧这样的玉宝重器，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守金玉之重”为人主之责，以之换土地倒也罢了，要是被骗去则大丢面子，是君辱臣死的严重事件，岂止“一璧之故”这样简单。不过和氏璧最后还是落在了强秦手里，始皇剖璧治“传国玉玺”，一代名器就此而毁。就结果而言秦人胜利了，但“完璧归赵”的故事传颂千古，文化的不朽使政治的短暂得失相形见绌。有的研究者指责蔺相如以一件珍宝而得罪强秦甚为不智，这是对当时文化背不够了解的缘故。
秦人的民族性格中，既有原始的戎文化因素，也有春秋战国时代华夏礼仪文化的影响，但起关键作用的还是商鞅变法之后的功利主义。约之以峻法，诱之以重利，以法为教，以吏为师，这对于军国固然不失为富强之道，对于思想文化的发展则是灭项之灾。整体文化的外倾和个体的保守内倾成为国秦民族性格中的到一对矛盾，法家政治之下，人的个性是被压抑的，所以比赋个人品德的玉器是不能发展的。建阙于终南，立表于东海，铸巨型铜人，塑八千秦俑，张扬的是国家权力而不是艺术个性。关东则相反，整体文化是尚礼的，内倾的，但却强调人性，精美的佩玉无疑是个人品格的标榜与个性之张扬，所以才会有艺术上百花齐放和思想领域的百家争鸣。秦人依靠军事上的胜利统一天下后感到的是文化上的巨大压力，焚书坑儒是秦文化对山东文化的激烈反抗。实际上早在商鞅变法之初就有人认识到这一问题，商鞅自己就认为以法家之术强国“难以比德于殷、周矣”，赵良更以“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劝谏商鞅。果为赵良所言中，不仅商鞅身死家灭，强大势盛无以复加的秦帝国也存在不过数年即烟消云散。汉人总结秦人所失，弘扬山东先进的文化传统，达到了封建社会发展的高峰，玉器艺术这一曲折经历充分显示了文化力量的强大。
第八章汉代
汉代是我国大一统的封建盛世，强大的国力促使其手工业生产亦相当繁盛，玉器在当时也攀上了古代玉器发展前期的最高水平。
汉代玉器的材质主要是软玉。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开通了遐迩闻名的“丝绸之路”，新疆和田美玉沿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进入中原，使得玉器制作业得到极大的物质保证，开创了和田玉主导后代玉器材质的历史潮流；同时，也改变了汉代以前玉器不少就地取材、使用当地较次玉材的境况，从而使得汉代玉器的质量有了根本提高。
汉代出现了玉衣、玉握、玉枕、玉剑，此类玉剑有剑首、剑格、剑心、剑、佩玉中出现玉舞人、玉鹰、玉熊、玉仙人、骑马、玉避邪、玉玺印、玉鸠首杖、“九窍”玉器（眼盖、鼻塞、耳塞、口含、肛门塞、生殖器塞）、仕女形在汉代佩玉俱多。玉雕动物在汉代也常见。汉代玉器写实，一反平面雕刻，代之以立体圆雕，雕琢手法突出的是“汉八刀”和双沟碾法（又称“游丝毛雕”）。“汉八刀”反映的汉代玉雕的简洁明快。
辟邪是传说中的神兽，汉代始流行于中国。古代帝王陵寝前常有大型石刻辟邪守护，汉代玉器中也出现了辟邪形象。展品中的东汉青玉辟邪来自陕西宝鸡，它举首怒吼，挺胸突臀，两翼内合，前足直伸，后足直立，威武凶猛，似有拔天撼地的驱邪逐魅之气概，将大汉帝国气宇轩昂的一代精神本质表露无遗。
第九章魏晋南北朝玉器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动荡不安，战乱纷起，处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玉文化的发展受到了抑制。尤其是曹魏文帝下令禁止使用玉衣，致使葬玉一落千丈，仅为趋向写实而又简括的玉豚、玉蝉之类的玉雕，在有限的范围内流行。此时佛教乘战火烽起、生灵涂炭之机，深入民间，扩大影响，促使玉工艺转向新领域，以和田玉雕造佛像或引进玉佛，在民间以曲阳白石和黄花石替代和田玉造“玉佛”供养。总而言之，在这一时期，玉器工艺比两汉显得萧条，传世或出土玉器也寥若晨星，做工也显得简略朴素，精工者极少。表明古代玉器史已由高度发达的、处于巅峰地位的两汉玉器工艺，渐渐向它的低谷滑落。同时又出现了向新功能、新领域转化的萌芽。
魏晋南北朝玉器的总体面貌及格局，表现在两个方面：
（1）当时是介於以传统风格为主的汉代玉器辉煌期，至开放的唐代玉器高峰期的中间低谷期。
（2）当时从商周、秦汉以来，中国玉器以礼仪用玉和丧葬玉为主的古典玉器传统，至唐宋玉器逐渐以装饰玉、实用鉴赏玉为主的中古风格的过渡时期。
其玉器的风格特点是简单，用途简化，装饰简。汉代以前盛行的礼仪玉，魏晋南北几乎不见，偶尔所见琮璧礼玉，或是前代旧玉，或是仿摹，没有创新。丧葬玉在此时期，也大为减少，不受重视。魏晋南北朝玉器，有所创新并打上时代特点的，要推日用玉和装饰玉。当时日用玉有玉杯、玉带具和玉印等。玉带钓的特色在当时：器型一般较小，钩首多作龙首形，变厚变宽。当时的装饰玉承袭汉代风格，有衣着饰玉和剑具饰玉两类，但品类、造型及雕琢风格，均逊於汉代。玉珩，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流行玉佩，多数作如意云头状。
当时的玉剑饰，也已是风烛残年，自西汉达到顶盛时期以来，逐渐走下坡，至魏晋时期仅见剑首、剑等零星饰玉。当时的鉴赏陈设玉，有玉辟邪、玉瑞兽等，目前所见多为传世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玉器，其用途主要有三类：
（1）生活用具～有玉杯、玉带钩、玉印等。
（2）装饰呈美用～主要是玉珩及其他佩。
（3）陈设鉴赏用～多为玉辟邪玉瑞兽。
当时玉器的装饰风格有三个特点：
（1）是汉代玉器装饰风格的沿袭。
（2）是唐代粗阴线装饰的肇始。
（3）是玉器总体装饰格以素面为主。
第十章隋朝
隋朝历史很短，不足40年，但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朝代：她为大唐帝国的创建铺平了根基。在玉器史上，隋代陶玉器工艺也不曾有什么独特的建树，可她却为一个新的玉器时代拉开了序幕。
第十一章唐代
唐代玉器有显着的变化，主要表现在玉料的精美化，工用的文玩上，装饰鉴赏化。
唐代玉料以和阗青白玉为主，其它玉料少见。除此之外，大量的杂玛瑙、透明水晶等，多数不见於国内矿藏，可能从西域输入。功用文玩化，是说唐代玉器比起周汉玉器更亲切可爱，更具玩赏性。周代玉器以礼仪玉器为主，不能随便玩瓮。汉代丧葬、辟邪玉主宰世界，把玩受到限制。唐代以前玉器装饰有的也相当精美，但神味太浓，礼性太足。然而，唐代则摆脱此，在装饰上鉴赏化。
导致唐代玉器从上古风格向中古时期转变，并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原因为何？
（1）唐代经济文化的发展，促进玉器发展。
（2）朝廷对玉器需求日益增长的依赖程度，促进了唐代朝庭玉器的发展。
（3）唐代文化艺术的繁荣，是唐代玉器得以生存发展的土壤和环境。
a唐代玉器在这种浓厚的文化氛围中，与其它艺术门类相比，虽是一个小小的艺术门类，但同样得到了发展，并且受其它艺术门类的影响。
b唐代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再度凿通和繁荣不仅确保隋唐五代玉料的输入而且使唐代玉器染上了异域文化的情调。
c长安当时是一国际商业大都会。
唐代朝廷玉器有祭祀及礼仪两大系列，前者主要是封禅用玉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