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倡导州权的人则尤为痛恨马歇尔对美国宪法的“从宽解释”、对“默许权力”的阐述，杰弗逊在私下里甚至鼓励公民反对这个判决。甚至连亲自签署成立《第二合众国银行法》的前总统麦迪逊对马歇尔的判决也有微辞。作为宪法之父之一，麦迪逊对宪法有相当深入的研究，在其总统任期内，他也比较支持最高法院某些有助于加强联邦政府的判决。尽管如此，他相信“把普遍和抽象的原则与这一特定案子交织在一起是不合时宜的”，马歇尔判决的真正危险是“给予任意解释宪法的高度赞许，而这种解释方式看来会打破旨在规定国会具体权力的界标，会取代目的与手段之间明确的联系，会取消国会立法应有的慎重，其结果是无法再对国会加以可行的限制”。
在他们的影响下，1820年维吉尼亚议会通过决议，表达他们对马卡洛案“最严正的抗议”，建议成立一个新的法院来决定涉及宪法“这个契约之下各州政府和联邦政府权力”的问题。显然，最高法院的一个判决，马歇尔的雄辩言辞，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联邦与州复杂的权力关系，特别是南方各州对自己主权根深蒂固的认同问题，只有内战的炮火才最终解决了这个问题。不过，就事论事而言，民主党总统杰克逊（Andrew Jackson）最终替他的民主党前辈报了一箭之仇，1832年，他以违反州权、剥削民众为由否决了国会延长第二合众国银行特许状的法律。
麦迪逊表示出的担忧不无道理。后来很多的保守派学者也认为，马歇尔对联邦至上的阐发使国会几乎可以任意立法，联邦机构可以随意管制。马歇尔对宪法的这种广泛解释，使联邦政府可以随着社会的需要根据这一“必要和适当”条款来通过新的法律，从而不断扩大其管理权限。
基于对宪法的这种理解和解释，美国政府终于在1912年建立起了永久性的中央银行——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系统，而政府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干预最终在20世纪30年代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新政”（New Deal）中达到了顶点。此后，美国联邦政府几乎卷入了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社会保障到文教事业，从个人自由到集团权益，到处可见政府干预之手。各级政府特别是联邦政府因此日益庞大，臃肿不堪，官僚机构尾大不掉，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出现了倡导“政府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政府本身就是问题”的里根（Reagan）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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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打破地方保护主义
——吉本斯诉奥格登案（1824）
先有独立的各州，后有统一的联邦，美国这一独特的建国史使各州拥有广泛的权力。
各州虽有权管理州内的工商业，但不得不把管理州与州之间的经济活动（美国宪法称之为interstate merce“州际贸易或州际商务”）权力让渡给联邦政府。根据美国宪法第1条第8款的规定，管理对外贸易、州际贸易和与印第安部落的贸易属于联邦国会的权限。但纸上的规定要化为法律的实践还需要一个过程，而1824年的吉本斯诉奥格登案（Gibbons v。Ogden）为联邦最高法院确定联邦政府州际贸易权提供了绝好的机会。
一、狼烟乍起 汽船垄断引发争议
要弄清楚这个案件，不能不从大名鼎鼎的汽船发明人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说起。
富尔顿是位爱尔兰裔美国人，沉醉于蒸汽动力船（汽船）的发明，但苦于资金不足，便跑到法国，向当时称雄欧洲大陆的法国皇帝拿破仑一世推销他的发明，寻求拿破仑的资金支持。他告诉拿破仑，他的这项发明将帮助法国控制海洋，从而制服它的老对手英国。但拿破仑有眼无珠，把富尔顿看作是一个美国骗子，根本不相信他会发明出可以使用的汽船。穷途末路之际，富尔顿遇到了一个来自祖国的伯乐——托马斯·杰弗逊（Thomas Jefferson）总统派往法国的外交公使罗伯特·利文斯顿（Robert Livingston），他当时在法国的任务是谈判购买法国控制下的密西西比（Mississippi）的出海口新奥尔良。
利文斯顿可非等闲之辈，有钱又有地位，曾经是纽约的第一位大法官，当年华盛顿的首次总统就职典礼就是他主持的。他不仅极具政治头脑，利用拿破仑扩充国库进行战争的需要买下了整个法属路易斯安那，使美国的版图一下子扩大了一倍，而且也有非凡的商业眼光，极有远见地预料到汽船的价值，毅然向富尔顿的发明投资。为了确保收回投资，1801年，他利用关系说服纽约州议会通过法律，给予他和富尔顿在纽约州水域垄断汽船运输的特权。他最主要的理由是这一投资的风险太大了，不如此不足以保证他们的利益回报。
经过6年的反复试验，富尔顿的第一艘汽船“克莱门特”号（Clermont）终于下水了。纽约州议会惊喜万分，在1808年又对1801年的特许状作了有利于垄断的修改。它规定，未经利文斯顿和富尔顿的允许，任何汽船都不得进入纽约州水域。如有胆敢闯入者，利文斯顿和富尔顿有权予以扣压。同时，他们又以保护富尔顿发明的汽船的专利为由，把汽船航行的垄断权进一步延长为30年。
这种地方保护主义的作法激怒了其他进行汽船试验的航运商人，其中一位深受其害者是新泽西州（New Jersey）商人埃伦·奥格登（Aaron Ogden）。与利文斯顿一样，奥格登也是亦官亦商，独立战争期间是华盛顿麾下大陆军的上校，后又担任一届联邦参议员，故在新泽西州很有影响，1811年他当选为该州州长。在他走马上任前夕，新泽西州议会通过对纽约州的报复性法律，授权该州公民，如果他们的汽船被利文斯顿和富尔顿扣压，他们也可以扣压任何一艘在该州水域的纽约州船只。
纽约州则以牙还牙，不甘示弱，在1811年4月通过一项新法律：进入纽约州的外来汽船不仅将被扣压，而且将由该州法院审判。
奥格登为官不误经商，他找到一位叫丹尼尔·杜德（Daniel Dodd）的能工巧匠，共同投资建造了一艘改进型汽船“海马”号（Sea Horse），在新泽西州水域风营运。他仿效利文斯顿的作法，说服新泽西州议会授权他和杜德垄断新泽西州水域的汽船营运，其他营运者都要向他申请执照。
奥格登这样作的目的不是想从发照中赚钱，而是出于与纽约州斗争的需要。在他的建议下，1814年2月纽约州政府为解决汽船垄断引发的争端召开了一次听证会。此时已不再担任州长的奥格登极力向参加听证的纽约州官员说明：以保护专利为名进行的汽船垄断毫无意义，富尔顿的汽船是对另一位先驱者弗奇（Fitch）发明的改进，而杜德又改进了富尔顿的设计，因此，任何垄断都无法遏制发明创造。尽管听证会的参加者向州议会建议结束给富尔顿的垄断权，但州议会固执己见，强调法律的神圣，拒绝接受听证会的建议。
奥格登不仅未能摆平与纽约州的争端，更糟糕的是他后院起火，富尔顿的律师跑到新泽西州议会，要求它撤消授予奥格登的发照权，并称“如不取消这一法律，贵州就将成为毛贼大盗的庇护所”，因为奥格登的所作所为就是试图剽窃富尔顿的劳动成果。奥格登的律师则强调新泽西州有权抵抗这种压迫性的垄断体制，否则该州的公民就会为纽约州所奴役。
虽然新泽西州仍然保留了报复纽约州的法律，但奥格登本人的事业却屡遭挫折。先是他所在的政党在州议会选举中失利，接着新议会又在1815年取消了给予奥格登的特许权。内外交困之中，奥格登只好从纽约的利文斯顿那里买下了从其家乡伊丽莎白城到纽约这条航线的垄断经营权，为期十年，以摆脱财政上的困境。由此，他从一个反垄断的斗士褪变成一个垄断者。谁料想，他刚开始经营不久，一位年轻的船主便向他发起了挑战。
二、铁心打官司 吉本斯叫板奥格登
这位后来者叫汤姆斯·吉本斯（Thomas Gibbons），是位来自乔治亚州（Georgia）的种植园主，富有而又敢于冒险。看到汽船航运有利可图，他便在伊丽莎白城的一个小河口建了一个码头，购买了汽船，请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他后来成为著名的铁路大王）驾驶，在奥格登的眼皮底下大模大样地经营起到纽约的航运业务来，大抢特抢奥格登的生意。这一做法显然违反奥格登的特许权，当地法院遂判吉本斯侵权，责令他立即停业。吉本斯一气之下闯到奥格登家要和他单挑决斗，奥格登拒绝，反告他私闯民宅，结果吉本斯被罚款8000美元。
冷静下来之后，聪明的吉本斯想出了一个变通的办法来应付法院的决定。他开着自己的汽船在新泽西的沿岸接送零星的散客，然后把他们送到伊丽莎白城奥格登的船上。奥格登对这一增加自己客源的作法自然不会反对，但利文斯顿不干，他认为奥格登只能运送伊丽莎白城的客人到纽约，而不能运送来自新泽西其他地方的乘客，而吉本斯的作法等于他直接参与了特许航线的营运。
利文斯顿把奥格登和吉本斯两人同时告到法院，指控他们联手损害他的垄断权。法院判奥格登和吉本斯败诉，奥格登继续营运，但吉本斯的生路却断了。
吉本斯越想越窝火，便旧案重提，再次与奥格登打起了官司，只不过地点由新泽西的法院改为纽约的法院。虽然吉本斯告的是奥格登，但奥格登的特许权又是从利文斯顿和富尔顿这两个大垄断者那里买来的，因此，实际上涉及的却是可恶的地方保护体制。
审理此案的是纽约大法官詹姆斯·康德（James Kent）。此公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声望极高，就连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遇到难办的案子都要向他移樽求教，而他的判决书更是律师资格考试的必读书。康德的司法哲学非常保守，那就是法官必须阻止社会对个人权利的压制。对这个案子，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利文斯顿和富尔顿的30年特许权是一项神圣的个人产权，必须得到尊重。
但吉本斯也念念有词，强调他的船经过合法登记，拥有从事沿海州际贸易执照。而且，根据美国宪法，只有国会才有权管理州际贸易。
康德回答说，国会的确拥有州际贸易的管理权，但各州却保有管理州内贸易的全权，所以它有权授予利文斯顿和富尔顿30年垄断权。纽约只是禁止外州汽船的进入而没有禁止其他船只如帆船。吉本斯的执照只是纳税的凭证，而非他自己所称的贸易执照。为此，康德判吉本斯败诉。
吉本斯拒不服输，决定把案子上诉到联邦最高法院讨个公道。虽然最高法院已决定在1821年审理此案，但由于程序上的原因，一直拖到1824年才开庭。到那时为止，最高法院还从未就宪法中州际贸易条款作过判决。
为了打赢官司，吉本斯找到在达特茅斯学院诉伍德沃德（Dartmouth college v。Woodward）案中名扬四海的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以及联邦政府检察长威廉·怀特（William Wirt）作原告律师。为预防不测，吉本斯重写了自己的遗嘱，留下一笔4万美元的巨额遗产给他的继承人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