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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丽闻听后，有气无力地对她翻了个白眼：“怎么说话的？这种幸运，我可不稀罕。谁要，谁拿去”
芳华却应声答道：“真能转让的话，我愿意替你来‘享受’这里一流的医疗服务。”
曼丽一愣，随即含笑骂道；“胡说八道”
嘉辉也重重地拍了芳华的肩膀一下，其中意味不言自明。
芳华知道玩笑开过了，便嘻嘻笑道：“好啦，我要去做正经事了——去找你的主治医师谈话去了。我希望他能接受我的治疗建议。放心，绝对是对你有好处的。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
“哦？你可真够能耐的，还要对老外指手划脚啊？那好吧，我就等着看你怎么大显身手了”
几个人退出病房，却被门外走廊上逡巡的几名记者给围上了。原来，全部伤员的紧急抢救工作已经告一段落，医院现在允许他们进来采访。
戴平作为事件经历者和伤者家属，而且和曼丽是本次事件中仅有的两名外国游客，自然成为了记者除了肇事司机外的采访热点人物。
好在他们还是很有职业道德的，先和戴平作了一番沟通，希望能取得他的同意，还一再保证电视画面上会做模糊处理。
戴平考虑到人家这也是为了工作，专业人士更理解专业人士的苦衷，所以便很配合地接受了几家当地电视台和报纸等媒体的采访。
赵玉玲夫妇陪在他身边，必要时充当德语翻译。不过这些记者也大多听得懂英语，只有少数属于听得懂但说不好的，这时候就需要翻译了。
芳华和嘉辉坐在一边等戴平，还拿着赵玉玲买的那些吃食先吃了起来。因为，芳华一会儿还准备和主治医生“辩论”的，没力气可不行。
嘉辉边吃边听芳华讲她的治疗方案，虽然他不能从临床角度考量这方案是否可行，但可以从病理学的角度，为芳华的治疗方案提供理论支持。
这时候，曼丽的主治医生过来巡视病人了。
这位叫做克鲁尔的医生，有四十多岁的样子，看上去倒是颇为稳重能干的样子。等他检查完毕从病房出来后，记者们也围着他，请他介绍病人的情况。
芳华也就在一旁听着，大部分德文的医学名词她还是听着耳熟的，而且旁边还有赵玉玲给他们做着翻译。
克鲁尔医生对媒体表示，鉴于罗曼丽神经损伤的情况还有进一步加重的迹象，目前暂时先通过输液控制着，准备明天做颈椎减压内固定术（也叫颈椎融合术）。
芳华知道，受伤后由于组织水肿、炎症的影响，病人的症状往往在刚开始的一段时间内会有加重的表现，但这并不代表病人神经损伤的实际情况。
不过，戴平一听赵玉玲翻译医生的话，说到曼丽的病情正在加重时，忍不住神色黯淡下来。
芳华见状，忙小声地对他说了声“先别紧张”，然后继续专注地倾听德国医生的治疗方案，仔细思考着和国内在这方面处置措施的异同。
记者们也问到了病人的反应。
克鲁尔医生这时候有点动容了：“这位中国女士是我见过的最坚强乐观的女性，也是最美丽的女性。当我告诉她，她的病情很重，最坏的情况是终身瘫痪要坐在轮椅上；她只是静静地看着我，然后双眼缓缓流下两颗泪珠……”
说到这儿，他还用双手在脸上比着“流眼泪”的动作，不过他做起来是没什么美感的了。
他接着说道：“可是不一会儿，她就眨眨眼睛，止住了泪水，然后很平静地问我，这次受伤会不会影响说话功能。我告诉她不会，她就笑了，笑得非常美。
她告诉我，她们中国有位女子，好像是叫做张海蒂的，曾经说过一句话——‘即使翅膀折断，心也要飞翔’而那位张海蒂女士还是从小就瘫痪了，但照样自学了小学到大学的课程，还学会中医的针灸，还会写小说、到全国做演讲。
她还告诉我，她是电台的节目主持人，只要还能说话，还能主持节目，她会和那位张海蒂女士一样，即使坐在轮椅上，也会让心继续飞翔……”
记者们听了后，也颇受感动，而且听说伤者是电台主持人后，又有了同行相惜之情。
他们请求采访病人，克鲁尔医生马上断然拒绝了。他明确表示只能等病人手术后病情平稳了，再看病人自己的意愿决定是否接受访问。
这些记者只得先回去发稿了。在走之前，他们纷纷走过来和戴平握手告别，并祝他和曼丽好运。
就在这时，高主任从走廊的另一头走了过来。
芳华忙扬手招呼高主任，他看到后也加快了脚步，不过走近后却先和克鲁尔医生握手寒暄起来：“菲利克斯，见到你太高兴了。”
克鲁尔医生也一脸惊喜地对高主任又拥抱又握手的：“高你什么时候过来的？”
原来，克鲁尔是高主任几年前在这里进修时，一起共事过的好朋友。
芳华见此情景，感到这是曼丽受伤以来的头一件好事。因为，高主任和曼丽的主治医生这么熟络，自己的那个想法就容易说出口了。
芳华此刻，也体会到了国内很多病人看病时都要托关系给主治医生打招呼的心情。
不过，她倒不是担心德国医生会不会尽心尽力地医治，也不担心他会不会是纳粹主义者而对中国人有什么种族歧视，而是因为她想对治疗方案有所干预。
所以，高主任能和德国医生说上话，这一点太重要了。
因为，没有哪个医生会喜欢病人家属对自己的治疗方案指手划脚的，越是名医越是如此，这是个尊严问题。但是，同道之间的交流和讨论就没问题了。
不过，自己口说无凭，是难以让对方相信自己的专业素质的，现在有高主任在中间周旋一下就好多了。
这会儿见到了熟人，克鲁尔医生的神情比刚才更为和颜悦色了。他知道高主任的来意后，又用德语和他做了一番交流，显然他觉得这样交流起来更畅快。
高主任听完后，转过身跟芳华和戴平等人寒暄起来。
他最后说道：“我觉得你们可以放心。德国医院目前的处置措施，都很及时和正确，没什么不妥的。基本上在国内，是做不到这么好的，至少急救人员的素质就赶不上国外。”
芳华却说：“主任，我也是这么觉得的。不过，我对治疗还是有个建议，您看行不行？”
“哦？说说看。”
正文 二百二十七、感动异国
二百二十七、感动异国
“是这样的，我在苏黎世进修的时候，和其他国家的进修医生们也常进行交流。有位叫做史蒂文的医生，是来自迈阿密的杰克逊纪念医院。他有个想法，就是将低温疗法引入脊髓损伤的治疗，我觉得很有道理。”
芳华故意用英文跟高国良主任说这些话，所以克鲁尔医生也听懂了，他饶有兴趣地走过来问高主任：“这位女士是？”
“哦，她叫林芳华，是我在中国医院的同事，算是我的下属吧。很有想法的年轻人。”
芳华主动伸手问好：“克鲁尔医生，你好。”
“你好，林医生。你刚才说的低温疗法治疗脊髓损伤，听着挺新鲜的，能仔细说说吗？”
芳华对着高主任和克鲁尔医生两位前辈，不疾不徐地说道：“这个治疗方法其实是受颅脑外伤后普遍采用的低温冬眠疗法的启发，而产生的灵感。既然低温可以保护脑组织的神经细胞，减少它们在急性创伤后的继发损害，那么理论上也应该对脊髓损伤有效。”
高主任还在思考着，克鲁尔医生先提出了疑问：“其实，低温疗法也只是在严重脑外伤病人，出现昏迷和颅内压增高的时候才应用的，因为它主要是通过减少脑细胞的活动达到防止细胞水肿的目的，而最终防止颅内压的过高但是对颈部的脊髓损伤来说，它只是神经纤维束的损伤，而且一般可以通过做手术来减压的，也就不需要低温了。要想减轻脊髓的水肿，可以使用激素嘛。”
芳华刚才已经和嘉辉从各方面论证过这一理论，所以她胸有成竹地说：“我觉得用低温的方法，可以更有效地抑制水肿和炎症反应。譬如说，踝关节扭伤的病人（就是崴了脚脖子），我们都会给病人在早期24小时内局部用冰袋冷敷，而不是用激素来消肿，这当然是因为在急性损伤炎症期，用低温的方法来防止水肿，是效果最好的。
而且，都是关节扭伤的病人，做不做冷敷，效果可大不一样。没做冷敷的患者，关节会肿得更厉害，行动困难的时间也更长。虽然，脊髓这儿和关节的损伤不一样，但是组织损伤后的炎症水肿会影响组织的再生修复功能，这一点在病理上又是一致的。我的先生就是研究病理和神经干细胞的，我想请你们听听他的意见……”
说着，芳华将嘉辉拉过来。
没想到克鲁尔一听芳华的介绍，立刻握住嘉辉的手问道：“你是不是在《Stem Cell》上发表了篇关于神经干细胞迁移现象的论文？你是那个中国人——Liang？”
嘉辉微笑着说：“是我，那个是去年发表的。今年年初，我还发了两篇。”
克鲁尔连连点头：“是的，我也看到了。不过，还是去年那篇影响比较大。就是看了你的文章后，我和另外一位医生也在合作研究干细胞的生长和分化。没想到能碰见你，太好了正好，我还有些问题想请教一下呢”
“当然，我非常愿意和您交流一下心得体会。不过，这会儿，我们还是先讨论讨论这例病案吧？”
克鲁尔医生回过神来；“哦，是的，是的。刚才林医生说，您对这个低温疗法有看法？”
嘉辉谦虚了一下：“我对临床治疗是外行，不过我非常同意林医生关于——低温的方法有助于消除脊髓损伤后的炎症水肿、促进神经生长修复的说法。这当然不是因为她是我妻子，我才这么说，而是我在多年的病理检查和实验研究中观察到的。……”
然后，他侃侃而谈，从细胞分裂速度、血管通透性、血管活性因子、免疫因子以及神经纤维的再生等方面，阐述了低温的好处。特别以他从事的神经干细胞的研究，作为参照，指出组织的肿胀是很不利于神经组织的修复再生。
其实，这些观点也并不是太新鲜，但是人们更熟悉的是它在外周皮肤皮下软组织的表现，而没想到这理论同样在神经细胞中适用。
而且，也没想到低温不但适用于脑组织，也同样适用于脊髓。
所以，医学上的进步，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多么惊天动地，非要发明个灵丹妙药什么的，只是观念上的改变和更新，就会产生神奇的变化。
他说完了，克鲁尔医生觉得有道理，便又问芳华：“那你说的那位史蒂文医生，治疗了多少例病人？效果怎样？”
芳华实话实说：“我们是在开学术会的时候，交流讨论了一下。他只是有这个想法而已，还没实施过呢。我想，如果我们给罗女士进行低温疗法，很可能是世界上首例病案。”
她又补充说：“还有，罗女士的情况也非常适合低温疗法。因为她除了颈椎受伤，其它重要的身体器官——比如心肺肝肾，都功能良好，完全没有禁忌症，这也会最大程度地避免亚低温给机体带来的副作用。
所以，我建议您在给她进行常规治疗的同时，还可以使用低温疗法。”
克鲁尔医生被二人的一番演说，已经说动了。只是，医生一贯的谨慎让他没有太快松口。
他又问高主任：“高，你怎么看？”
高主任颇为欣赏地看了看芳华，才说道：“我说过了，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