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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
“罗大佑写了一些非常不错的歌，我们就想先给他发行一张专辑，作为公司创业作。”段钟潭解释道：“不过吴楚楚觉得罗大佑风格偏向摇滚乐，歌词又太激烈，风险太大，他想签几个校园民歌手，迎合市场，先做一张民歌专辑。”
沈冲又抓了抓头发，有点惊讶。
滚石四人组这么早就起了分歧？
吴楚楚极善躲避各种风险，是见风使舵的大师级人物，台湾第一代民歌手中，杨祖珺被迫放弃了唱歌事业，胡德夫唱了二十多年才出了第一张专辑，而他呢……先入滚石，后创飞碟，最后在华语流行音乐衰落的前夜，把公司卖给了华纳，大赚了一笔。
在“戒严”的特殊环境里，公司草创之初，跟随市场风向，做一张温和的专辑打响知名度，吴楚楚的决定无可厚非。
不知道段氏兄弟为什么发对吴楚楚的稳妥作法？
“现在全台湾都在唱校园民歌，青山绿水，男欢女爱，一片靡靡之音，太阴柔。”段钟潭见沈冲不说话，继续说道：“所以大哥和我觉得，这时候用罗大佑的摇滚乐，发出完全不同的声音，震撼社会，可能效果会更好。”
“我对台湾社会不太熟，也不懂音乐，公司运营的事，我不插手。”沈冲放下花名册，说道：“不过公司不缺钱，你们为什么不直接开两个工作组，一个做罗大佑的专辑，一个去做校园民歌专辑，双管齐下，分歧不就解决了。”
“公司才刚成立，没那么多人手同时做两张专辑。”
“没有人就挖人嘛。”沈冲建议道：“只要锄头挥得好，哪有墙角挖不倒，新格唱片，海山唱片，歌林唱片，都去挖挖，消弱对手，壮大自身，一举两得。”
“这不太好吧？”段钟潭有些犹豫，说道：“我们是新公司，贸然挖人容易被他们联合抵制。”
“怕什么，新公司要有新气象。”沈冲蛊惑道：“不打破旧的格局，哪有新公司上位的机会。”
“沈总你不知道。”段钟潭苦笑，说道：“我们的录音室至少还要半年才能建好，现在录歌，要借用新格的，录好了，还要找海山的工厂灌制唱片，要是他们卡脖子，我们就只能去日本录音做唱片，成本会翻倍的。”注2
又是去日本……
沈冲无语，香港和台湾两地，此时的电影和音乐的工业基础也太差了。
拍完电影，如果想要好的效果，都要去日本配音配乐做后期——《疯劫》没去日本，是因为沈冲瞎折腾，预算超支太多，吓得许鞍华没敢跟他提去日本的事，就在香港凑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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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1：在台湾新电影运动的时候，段钟沂在中影任职，负责行销和市场运作。
注2：海山唱片1978年投资上亿新台币，打造亚洲最大的黑胶唱片工厂，不料1979年walkman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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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卷 第五十五章西餐厅（）
在来台北之前，舒明给沈冲提供了好几位台湾著名电影人的联系方式，比如中影的台柱子导演李行，比如人脉深厚的白景瑞。
不过来台北之后，沈冲却只联系了一位——邱刚健。
邱刚健是位编剧。
作为一名电影爱好者，沈冲前世里经常把“剧本最重要”这样的话题挂在嘴边，可说实话，真看电影的时候，很少去关注编剧是谁……
港台两地的编剧，他能说出名字的，不超过十个。
而邱刚健，是这屈指可数的几个人中的一个。
《烈火青春》，《投奔怒海》，《唐朝豪放女》，《女人心》，《地下情》，《胭脂扣》，《人在纽约》，《阮玲玉》……
这些经典电影，编剧全是他，想不知道都难。
当然了，这些全是他未来的作，而从舒明的口中，沈冲才知道邱刚健曾在邵氏电影公司做了七年的编剧，写了十几部电影剧本，给张彻写过《死角》，给楚原写过《爱奴》，去年华山的那部《杀绝》，也是临时把他从台湾请回去写的。
《死角》是香港最早把拳脚功夫融入现代时装背景的电影，开了一代先河，也捧红了姜大卫和狄龙这对黄金搭档。
《爱奴》是楚原加盟邵氏后，第一部拿得出手的电影，虽然票房一般，但极为前卫的内容，引起国际电影界的关注，在英国和法国都受到好评，有人甚至称之为“年度世界十大电影之一”。
这位是华语编剧界的顶尖人才。
不过沈冲联系他，倒不是为编剧的事——他还没有考虑好独立做导演后，处女作该选择什么类型的电影。
联系他，是因为舒明介绍邱刚健从***立艺专毕业后，先是在《现代文学》做编辑，接着创办了电影杂志《剧场》季刊，坚持了三年，最终无以为继，才跑到香港来做编剧的。
唐璇的《大特写》，开启了香港电影新浪潮的序幕，而邱刚健的《剧场》，则是台湾新电影运动的。
创办《电影时代》和《第一电影评论》的经历，沈冲深刻的感觉到，在资讯匮乏的时代里，想要快速有效的插手一个行业，办媒体是最快捷的方式，可以方便的挖掘人才，聚拢人脉，掌握行业动态，扩散影响力。
既然邱刚健办过杂志，那就再办一次好了，正好可以把魏景蒙的题字用上，办个《电影时代》台湾版，让这本杂志做个明灯，把那些飞蛾都吸引过来。
见面的地点，是段钟潭安排的一家西餐厅，环境优雅，餐厅中央有个舞台，就餐时，还有歌手现场演唱。
沈冲也不拐弯抹角，寒暄过后，开门见山的说明了来意，然后问道：“邱先生觉得如何？”
“沈先生，你要投资办电影杂志，我举双手赞成。”邱刚健人到中年，说话间沉稳有力，“但是我觉得办《电影时代》的台湾版，不如办《第一电影评论》的台湾版。”
“为什么？”
“香港很自由，除了邵氏嘉禾，还有大大小小的几十个独立制片商，想拍什么就拍什么，所以每周都有新闻可以做。”邱刚健放下刀叉，说道：“而在我们台湾，沈先生，我现在就可以给你写个新闻稿，然后每期杂志照着发就行了，连记者都不需要。”
“哦？”沈冲诧异，问道：“什么样的新闻稿？”
“谈谈谈，谈恋爱；爱爱爱，爱美女；打打打，打坏蛋；杀杀杀、杀**；恨恨恨、恨日本；骂骂骂、骂满清。”注1
段钟潭在一旁大笑，沈冲也为之莞尔。
“这是事实。”邱刚健没笑，说道：“台湾只能拍这些东西，而且采编新闻还要审查，很麻烦，所以我建议沈先生不如投资做《第一电影评论》这样的评论杂志。”
“既然台湾电影内容都被固定死了。”沈冲说道：“做电影评论杂志也没什么市场吧？”
“那倒未必。”邱刚健解释道：“题材是限制死了，但内容还有探讨的余地，同一道菜，油盐酱醋放的顺序不同，火候不同，味道肯定也不同。”
“邱先生的意思，是做一本以探讨电影艺术为主的评论杂志？”
“是的。”邱刚健痛心疾首，说道：“台湾报纸上的那些影评，要么歌功颂德，要么破口大骂，他们不看电影本身，只看后台硬不硬，如果沈先生能投资办一本中立的电影评论杂志，对台湾电影业功德无量。”
“但是做这样的评论杂志，读者是不是太小众了？”
“厨子水平高了，食客才会多嘛。”邱刚健没觉得不对，说道：“好的影评杂志对电影人有监督促进作用，电影人水平进步了，电影质量就会提高，电影质量高了，看电影的人自然会多，看电影的人多了，到时候买杂志的人也会多起来的。”
沈冲摩挲着下巴，没有立刻接腔。
电影是文化产业，汇聚了大量的知识分子，而知识分子，都有个共同的毛病——理想主义。
台湾不可谓不重视电影业，各种扶持政策层出不穷，然而越扶持越萎靡，仿佛温室里的水仙花，好莱坞还没来，就被香港电影揍的鼻青脸肿，当好莱坞大潮来袭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了。
这其中最大的缘故，就是台湾在扶持电影业的时候，一味的去补贴制片业务，而且重点补贴艺术电影，忽视商业电影，仿佛做商业电影很丢人似的。
艺术电影能拿奖，有口碑，但曲高和寡，必然小众，而一小众，抵御风险的能力就会很弱，不需要外部压力，只要内部稍有风吹草动，就能一夕三惊。
而商业电影，可以吸引观众，提高票房，培育稳固的电影市场，完善电影产业链，自然而然的具备抵抗风险的能力。
除此之外，两者在市场上的生存逻辑也是不同的。
艺术电影拍好了，拿了奖，一切荣誉归制作人，电影产业链上的其余单位可以分润的好处不足，还要承担“曲高和寡”的风险，生存链条很脆弱。
而商业电影只要拍的够娱乐，观众就多，观众多了，票房就高，票房高了，投资就多，投资多了，电影数量会增加，电影数量增加了，市场容量就会扩大，由此形成了良性循环。
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是至理名言，只有利益均沾，才能创造最大的价值。
香港电影新浪潮持续了两三年，然后被商业化电影公司收编，从而创造了至少十年的港片黄金时代。
而台湾的新电影运动，也持续了两三年，结果几部电影票房失利，立马偃旗息鼓，反而加速了台湾电影业的衰落。
这是艺术电影为主的市场和商业电影为主的市场之间的差距。
邱刚健的思维，就有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只要电影艺术价值高，观众就会买账，却忘记了人们进电影院，主要是为了娱乐，不是为了受教育。
沈冲很重视艺术电影，但并不盲目，他现在最需要的，是掌握台湾电影行业的动态信息，而不是去搞艺术评论。
况且《第一电影评论》是沈冲整合两岸三地电影评论资源的旗舰，完全不需要分刊。
“这样吧。”沈冲想了一会，折中说道：“香港的《电影时代》是周刊，台湾的版本，办成月刊好了，资讯和评论并重，你觉得如何？”
“我看行。”段钟潭在一旁帮腔，说道：“资讯和评论一起做挺好的，大家看报纸，不都是一边看新闻，一边看评论骂人嘛。”
“沈先生有心了。”邱刚健也点头，赞同道：“如果这本杂志能办好，是台湾电影界的大好事。”
“既然这样，邱先生有没有兴趣屈尊来做《电影时代》台湾版的总编辑？”沈冲立刻发出邀请，说道：“薪资待遇一切好说。”
“沈先生的来意，舒明老弟已经给我透过口风。”邱刚健谦让，说道：“说实话我是很有兴趣的，只不过最近有几个剧本要写，精力有限，怕做不好。”
“邱老哥，别推脱。”段钟潭劝道：“沈先生千里迢迢从香港来找你，诚意十足，难道还要他三顾茅庐不成？”
“邱先生，只要你来做杂志总编。”沈冲也一副求贤若渴的态度，许诺道：“要人给人，要钱给钱，一切都好说。”
“好，那我就不矫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