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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疑心我发疯了,也很可能他以为听错了或者理解错了我的话。但是一等到他弄清楚了以后,特别是他意识到我不是开玩笑以后,他极其坚决地反对这个打算。
“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剩一口气,我决不答应!”我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
希特勒后来说,这次冲突的一个结果是,他在学校里就不再好好学习了。
“我想,我父亲发现我在中学里成绩不好以后,就会让我实现我的梦想,不管他是否愿意。”
34年以后写的这一段话,可能有一半是为他学习成绩不好辩解。他在小学里成绩一贯良好。但在林嗣中学里却坏得异乎寻常,终于在没有得到应有的证书的情况下,不得不转学到距林嗣相当远的希太尔州立中学,他在那里呆了不久,没有毕业就离开了。
希特勒在学习上的失败,使他后来耿耿于怀,常常嘲笑读书“先生”,嘲笑他们的学位、文凭、学究气。甚至在他临死前三四年在最高统帅部里忙于军事战略、战术和指挥上的安排的时候,他也常常抽一个晚上,同他党内的老伙伴回忆他年轻时候碰到的教员怎样愚蠢。这个疯狂的天才这时已是亲启指挥部署在伏尔加河到英吉利海峡的大军的最高统帅了,他的这种聊天内容还保存了一部分下来。
想到担任过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都是有点疯癫。称得上是好教师的人是例外。这种人居然有权阻挡一个青年的道路,使人觉得真是可悲。——1942年3 月3 日。我回想起教过我书的教师来就很不愉快。他们的外表极其不洁;衣领不整。他们是没有个人独立思想、无知之至的无产阶级的产物,非常合适充当一种腐朽的政府制度的支柱,这种制度,谢谢上帝,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1942年4 月12日。
我一想到我上学时的教师,我就觉得他们之中有一半人是不正常的。我们旧奥地利的学生受到要尊敬老人妇女的教育。但是对于我们的教师,我们毫不客气;他们是我们天生的敌人。他们大多数人都有点神经错乱,不少人后来真的发了疯!我同教师的关系特别不好。我对外文一点也没有天赋——也许可能有,要不是那个教员是个天生白痴的话。我一看见他就感到憎恶。——1942年8 月29日。
我们的教师都是专制魔王。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博学人猿,如果有学生显出一丝一毫独创性,他们就要无情地折磨他,我所认识的一些模范学生后来在社会上都失败了。——1942年9 月7 日。
很明显,希特勒直到临死的时候还不能原谅也不能忘掉他的教师给了他坏分数。但是他却能够把实际情况歪曲到可笑程度。
他的教员在他成了世界名人以后回忆起当时对他的印象,也有简短的记载。希特勒似乎还喜欢的少数教员中,有一个是教过他科学的西奥多·吉辛格老师。吉辛格后来回忆说:“就我来说,希特勒在林嗣中学既没有留下好印象也没有留下坏印象。他在班里肯定不是出类拔萃的,他身材细长挺直,面孔苍白瘦削,几乎像是一个生肺病的人,他的眼睛常常睁得大大的,闪闪发光。”
爱德华·休麦老师,显然是希特勒上面提到的“天生白痴”,因为他教的是法文。他在1923年到慕尼黑去,为他以前的学生作证,当时希特勒正因为啤酒馆政变而以叛国罪受审。他虽然赞扬希特勒的志愿,说从心底里祝愿他完成他的理想,但是他对当时那个年轻的中学生作了如下的简短描绘:希特勒肯定是有天资的,虽然只是在某些学科方面,但是他缺乏自制力,说得客气一些,他好强辩,刚愎自用,自以为是,脾气暴躁,不能遵守学校纪律。
他也不用功,否则有他这样的天赋,他就会有好得多的成绩。
林嗣中学有一个教员对年轻时代的阿道夫·希特勒起了一种强有力的、后来证明是有决定性的影响。他是历史教员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他的家乡在南部同南斯拉夫人地区接壤的德语边疆地区,他在那里遇到的种族纠纷的经历使他成了一个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他在来林嗣之前,曾在马尔堡教过书。马尔堡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划归南斯拉夫时改名为马里波尔。
虽然波伊契博士给他的这个学生的历史分数只是“中”,他却是在《我的奋斗》中受到热烈赞扬的唯一教员。希特勒非常愿意承认受到这个人的教益。
我有幸得到了一位懂得很少人懂得的??去芜存精的原则的历史教员,这对我后来的生涯也许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在林嗣中学我的教师利奥波德·波伊契博士的身上,这个条件得到了真正理想的满足。他是个温和但是严格的长者,不仅能够以其滔滔不绝的口才吸引我们的注意,而且也能够使我们听得出神。即使到今天,我还怀着真正的感情怀念这位头发斑白的人,他的激烈言词有时能使我们忘记现在,好像变魔术一般把我们带到了过去的时代,穿过重重的时间之雾,使枯燥的历史事实变成生动的现实生活。我们坐在那里,心里常常燃烧着热情,有时甚至感动得落泪??他利用我们萌芽状态的民族热情作为教育我们的手段,常常唤醒我们的民族荣誉感。
这位教员使历史成了我最喜爱的课目。
事实的确是这样,虽然他并无此意,我却正是在这个时候变成了一个年轻的革命者。
大约35年以后,即1938年,希特勒总理在强迫奥地利并入第三帝国后到奥地利各地进行胜利的巡视,他特地在克拉根福停下来探视当时已经退休的老教师。他很高兴地发现,这位老先生是在奥地利独立时期被取缔的地下纳粹党冲锋队的队员。他同这位老先生单独谈了1 小时的话,后来告诉党内同志说,“你们想象不出我得益于这位老人有多么大”。
阿洛伊斯·希特勒于1903年1 月3 日因肺出血逝世,享年65岁。他的病是在早晨散步时发作的,几分钟以后就在附近一家酒店里死在一个邻居的怀里。当他的13岁儿子看到他父亲的尸体时,不禁痛哭失声。
他的母亲当时42岁,搬到林嗣郊外乌尔法尔一所简陋的公寓去住,靠不多的积蓄和养老金抚养两个遗孤阿道夫和保拉。正如希特勒在他的《我的奋斗》中所说,她觉得有义务按照丈夫的愿望继续让他儿子上学——“换句话说,(用希特勒的话)要我学习做公务员的行业”。不过,虽然年轻的寡妇很溺爱她的儿子,而且他似乎也很爱她,他却“比以前更加坚定地下定决心不愿干这个行业”。因此,尽管母子之间感情深厚,却还是存在着矛盾,阿道夫继续荒废他的学业。
“接着一场疾病突然帮了我的忙,在几个星期之内决定了我的前途,结束了永无休止的家庭争吵。”
希特勒快满16岁的时候得了肺病,至少不得不停学1 年。他被送到希皮塔耳故乡,在他姨母家里休养一个时期。他的姨母梯丽莎·施密特是一个农家妇女。病好后,他暂时回到希太尔州立中学。他的最后成绩单(1905年9 月16日)上的记分是:德语、化学、物理、几何、几何画是“可”,地理和历史是“良”,自由绘画是“优”。由于能够从此离开学校,他兴奋之余,终于喝醉了酒,这是他一生之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喝醉了酒。据他后来记忆,一个挤奶姑娘在天明的时候看到他卧倒在希太尔镇外乡下大路旁边,她扶他回到镇里,他发誓以后决不再犯。少在这件事上,他是遵守他的诺言的,他以后不仅不喝酒吸烟,而且还素食,开始是因为在维也纳和慕尼黑做流浪汉时囊无分文不得不如此,后来却完全出于自觉。
希特勒常常说此后的两三年是他一生中最快活的日子。虽然他母亲劝他——他的亲戚催促他——去做工,学一个行业,他却陶醉在将来做艺术家的美梦里,在多瑙河畔逍遥闲荡。他永远忘不了16岁到19岁这一段年月里“懒洋洋的日子”,做“妈妈的心肝宝贝”,享受“空虚的舒服生活”。
虽然体弱多病的母亲靠微薄收入很难维持生计,年轻的阿道夫却拒绝出外谋生来帮助母亲。用任何正当职业来维持哪怕是他个人的生活,对他来说都是想也不愿想的,而且毕生如此。
希特勒觉得快成年的这最后几年这么快活,其原因显然是因为可以不必工作,这就使他有时间去沉思梦想,白昼在城市街头或乡间田野闲荡,向同伴畅谈社会流弊和纠正办法,夜晚埋头读书,或者在林嗣或者在维也纳歌剧院的后排座位后,站立着出神地谛听理查德·瓦格纳的神秘的异教音乐。一个少年时代的友人后来回忆说他是个面容苍白、身材瘦弱的少年,平时羞怯怕生,沉默寡言,但是对于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人,有时也会突然发出神经质的怒言。有4 年之久,他自以为深深地爱上了一位漂亮的金发少女,名叫斯蒂芬妮,虽然他常常在她同她母亲在林嗣的兰德大街散步的时候爱慕地凝视着她,但是他从来没有作丝毫努力来同她结识,而像许多其他东西一般,宁愿把她保留在他幻想驰骋的梦幻世界里。他给她写了许多爱情诗,虽然从来没有寄出过(其中一首题为《献给心爱的人的赞歌》),但是却硬要读给他耐心的少年友人奥古斯特·库比席克听。在这些爱情诗里,斯蒂芬妮成了《DieWalkuere》(《女武神》)中的少女,身穿一件随风飘扬的深蓝色天鹅绒长袍,骑着一匹白马,驰骋在百花盛开的草地上。
希特勒虽然下定决心要做艺术家,最好是做画家,否则至少也要做个建筑家,但是他在16岁的时候已经热中于政治了。当时他对哈布斯堡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所统治的多民族奥匈帝国境内所有非日耳曼民族已经有了强烈的憎恨,对于凡是日耳曼的一切,都有着同样强烈的热爱。16岁的时候,他已经成了一个至死不改的狂热的日耳曼民族主义者。尽管过了这么久的闲荡生活,他似乎很少有一般少年所有的无忧无虑的心情。世界大事压得他透不过气来。库比席克后来回忆说:“他处处只看到障碍和敌意??他总是碰到什么东西同他作对,总是同世界闹别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他把什么事情看得很开的??”
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厌恶学校的青年人忽然喜欢起读书来,参加了林嗣成年教育图书馆和博物馆学会,大批大批地借阅图书。据他的少年友人回忆,他总是埋首在书堆里,其中最喜欢阅读的是关于德国历史和德国神话的著作。
林嗣只是一个外省城市,不久之后,金碧辉煌的巴罗克式的帝国首都维也纳就开始向这个雄心勃勃、幻想驰骋的青年招手了。在1906年过了17岁生日以后,希特勒带了他母亲和别的亲戚给他的一些钱,动身到这个大都会去住了两个月。虽然维也纳日后成了他度过他一生中最惨淡岁月的地方,惨到几乎流落街头。但是在他第一次到那里的时候,维也纳却使他目眩神迷。
他成天在街头闲逛,兴奋地瞻仰环城路附近的宏伟建筑,在博物馆、歌剧院、剧场中所看到的景象,使他眼花缭乱,如醉如狂。
他也去打听了维也纳美术学院的入学手续,一年以后,1907年10月,他又回到首都来参加入学考试,这是他要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