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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议会经过6 个月的辩论后于1919年7 月31日通过宪法，总统于8 月31日批准了这一宪法。从纸面上来说，这是20世纪所曾经见过的这种文件中最自由和最民主的一个，结构之严密几乎到了完善的程度，其中不乏设想巧妙、令人钦佩的条文，看来似乎足以保证一种几乎完善无疵的民主制度的实行。内阁制政府是取法英国和法国的，拥有实权的民选总统仿效美国，人民复决制则借镜瑞士。实行构思严密、办法复杂的比例代表制和选票名单制，是为了防止选票的浪费，并且使得人数不多的少数派也有权利在议会中享有席位。* 魏玛宪法的措词，在任何有民主思想的人听来都是动人而有力的。宪法宣布人民是一国之主：“政治权力来自人民。”凡年满20岁，不分男女，均享有选举权。“所有德国人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不可侵犯？？
所有德国人都有权？？自由表示意见？？所有德国人都有结社或集会的权利？？全国居民都享有信仰和良心自由？？”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能比德国人更加自由，没有任何国家政府比德国人的政府更加民主和自由。至少，在纸面上是如此。
凡尔赛的阴影
在魏玛宪法的起草工作结束之前，发生了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使得魏玛宪法和它所要建立的共和国蒙上了一层阴影。那就是凡尔赛和约的起草。在战后初期动乱不已的和平日子里，甚至在国民议会在魏玛开会以后，德国人民对于他们战败的后果似乎都还很少考虑。即使考虑了的话，他们看来也颇有自信，在按照协约国的要求驱逐了霍亨佐伦王室、“平定了布尔什维分子、着手建立了一个民主的共和国政府之后，他们有权得到一个公正的和约，不是以他们战败为基础而是以威尔逊总统的著名十四点为基础的和约。
德国人似乎很健忘，连一年前的事也记不起来了；在1918年3 月3 日，当时尚处在胜利中的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强迫战败的俄国接受一个“在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和无可比拟的羞辱的”和约，这还是一个英国历史学家在战争所引起的情绪冷却下来了20年以后发表的看法。这个和约剥夺俄国的领土几乎有奥匈帝国和上耳其加起来一般大，居民5600万，亦即其全部人口的32％；1/3的铁路线，73％的铁矿，89％的煤产量，5000多个工厂。此外，俄国还得付给德国60亿马克的赔款。
1919年晚春的时候，德国人受报应的日子终于来到了。协约国未经与德国协商片面规定的凡尔赛和约条件子5 月7 日在柏林发表。对于一个到最后一刻钟还耽溺在幻想中的国家的人民来说，这是个惊人的打击。全国纷纷举行愤怒的群众集会，对和约表示抗议，要求德国拒绝签字。在魏玛议会期间担任总理的谢德曼叫嚷道：“谁在这个和约上签字，就让谁的手烂掉吧！”5 月8 日，临时总统埃伯特和政府公开声称，和约条款是“不能实现和不能负担的”。第二天，在凡尔赛的德国代表团照会固执的克莱孟梭说，这种和约是“任何国家所不能容忍的”。
＇58＇它有什么地方是这么不能容忍的呢？它把阿尔萨斯一洛林归还给法国，一小块领土归还给比利时，石勒苏益格邦一小块领土在经过公民投票后归还给丹麦，而这是俾斯麦在上一世纪同丹麦作战胜利后从丹麦那里割取的，它也把德国人在瓜分波兰时夺去的领土归还给波兰，其中一部分还要经过公民投票。这是使德国人最为恼怒的规定之一，使他们不满的，不仅因为给了波兰一条通向海路的走廊使得东普鲁士同祖国隔绝，而且因为他们瞧不起波兰人，认为波兰人是劣等民族。同样使德国人恼怒的是，和约强迫他们接受发动战争的责任，要求他们把德皇威廉二世和800 名左右其他“战争罪犯”交给协约国。
赔款数目以后再规定，但是1919年到1921年之间先要付一笔50亿美元的金马克，如无现款，可以付某些实物——如煤、船只、木材、牛羊等等。
不过最伤害德国人自尊心的是，凡尔赛和约实际上解除了德国的武装* ，从而，至少暂时，排除了德国在欧洲称霸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受到痛恨的凡尔赛和约，不像德国强使俄国接受的和约，在地理方面和经济方面基本上并没有触动德国，保持了它作为一个大国的政治统一和潜在力量。
魏玛临时政府，除了埃尔兹伯格一人例外（他主张接受和约，理由是它的条件是能够轻易规避的），都坚决反对接受凡尔赛命令——现在大家这样来称呼和约了，站在政府背后作为后盾的是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从极左直到极右。
陆军怎么样呢？如果拒绝接受和约，陆军能够抵抗协约国不可避免要从西方发动的进攻吗？埃伯特向最高统帅部提出了这个问题。最高统帅部这时已迁到波麦腊尼亚的科耳堡。6 月17日，陆军元帅冯·兴登堡在认为德国军事抵抗不会有什么结果的格罗纳将军推动下答复称：一旦战端重启，我们能够重克波兹南省［在波兰＇ ，守住东部边境，但是在西部，很难指望我们能够抵抗敌军的重大攻势，因为协约国在人力上占优势，而且他们有能力在两翼包抄我们。
因此，总的来说，军事行动是否能成功，是颇可怀疑的，但是作为一个军人，我不能不感到，与其接受耻辱的和平，不如光荣地战死沙场。＇59＇这位受人尊敬的总司令的最后一句话是完全符合最优秀的德国军事传统的，但是其诚意却大可怀疑，因为我们现在知道了德国人民当时并不知道的一个事实：兴登堡同意格罗纳的看法，这个时候抵抗协约国不仅是没有希望的，而且有造成陆军珍贵的军官团的消灭、甚至造成德国本身灭亡的可能。
但是协约国现在要求德国提出明确的答复。在6 月16日，即兴登堡书面回答埃伯特前一天，协约国向德国提出了一项最后通碟：必须在6 月24日以前接受和约。否则停战协定即告失效，协约国将“采取它们认为为实现它们的条件所必需的步骤”。埃伯特再一次求救于格罗纳。如果最高统帅部认为军事上抵抗协约国有些微的成功可能，埃伯特答应设法使议会拒绝接受和约。但是他必须立刻得到一个答复。最后通碟规定的限期6 月24日来到了。
下午4 点30分的时候，内阁还在开会以求作出最后的决定。兴登堡和格罗纳再一次商量。“你同我一样明白，武装抵抗是不可能的事，”年迈力衰的陆军元帅说。但是，正如1918年11月9 日在斯巴一样，他当时没有勇气把无情的真相面告德皇，而把这件不愉快的任务交给了格罗纳，这一次他又不愿亲自把真相告诉共和国临时总统。他对格罗纳说：“你可以把答复告诉总统，同我去告诉没有什么两样。”再一次，这位将军义不容辞地担当了原来属于元帅的最后责任。虽然他也一定知道，他这样做最后将加倍地肯定在军官团面前成为替罪羊，他还是把最高统帅部的意见在电话中告诉了总统。
既然军队的领导人承担了责任——但是这一点在德国马上被忘怀了——国民议会就松了一口气，终于以绝大多数通过签订和约，这个决定通知克莱孟梭时，距离协约国最后通碟的限期只差19分钟。4 天以后，1919年6 月28日，和约在凡尔赛宫的明镜殿签了字。
一个不和睦的家庭
从那一天起，德国成了一个不和睦的家庭。保守派既不接受和约，也不接受批准和约的共和国。从长远来说，陆军也不会接受——格罗纳将军是例外——虽然它曾宣誓要支持新的民主政体，而且签订凡尔赛和约的最后决定也是它自己作出的。尽管发生了11月“革命”，保守派仍旧掌握着经济实权。他们拥有工业、大庄园和全国大部分资本，他们的财富可以用来、而且实际上也的确是用来资助各个政党和从今起努力败坏共和国声誉的政治报纸。
和约的墨迹未干，陆军就已经开始规避和约的军事限制。由于社会党领袖的胆怯和短视，军官团不仅能够按照普鲁士原来的传统保持了陆军，这一点已见上述，而且还能够成为新德国的真正政治力量中心。直到寿命不长的共和国的最后几天为止，陆军一直没有把它的命运押在任何一个政治运动上面。但是在10万新国防军的杰出创建者汉斯·冯·西克特将军的领导下，陆军为数虽少，却成了一个国中之国，对德国的内外政策有越来越大的影响，最后终于达到了共和国的继续存在要取决于军官团的意志的地步。
作为国中之国，它对全国政府保持独立地位。按照魏玛宪法，像其他西方民主国家的军队那样，陆军应该从属于内阁和议会。但是它却没有如此。
军官团也没有清洗掉它的保皇反共和的思想情绪。少数社会党领袖如谢德曼和格尔兹辛斯基主张将陆军“民主化”。他们看到了将陆军交还给有着极权主义、帝国主义老传统的军官的危险。但是他们不仅受到了将军们的有效反对，而且也受到了他们自己的、以国防部长诺斯克为首的社会党同志的有效反对。这位无产阶级出身的共和国部长公然大言不惭他说，他要恢复“军人对世界大战的骄做记忆”。合法选出的政府没有能够建立一支忠于它自己的民主精神、服从内阁和国会的新陆军，这是共和国的一个致命错误。时间后来证明了这一点。
没有清洗司法系统是另一个致命错误。司法当局成了反革命的中心之一，滥用法律来为反动的政治目的服务。“不可能逃避这样的结论，”历史学家弗朗兹·Ｌ·纽曼说，“政治审判是德意志共和国生命史上最黑暗的一页。”
1920年发生卡普政变后，政府对705 人提出叛国罪起诉，只有1 个人即柏林警察局长受到了判决——5 年“光荣监禁”。普鲁士邦不发给他年金时，最高法院还下令照旧发给。德国某地的一个法院在1926年12月裁决，要发给卡普政变军事首脑冯·卢特维茨将军积欠的年金，包括他在反叛政府的时期和他逃匿在匈牙利躲避法律制裁的5 年期间的年金。
而另外一方面，成百上千的德国自由主义者却以叛国罪被判长期徒刑，只是因为他们在报上或演讲中揭露了或谴责了陆军不断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行为。对于共和国支持者，无情地应用了叛国罪法律，但是对于那些企图推翻共和国的右派，却不是无罪释放，就是只判以最轻的判决，这一点，阿道夫·希特勒很快地就＇61＇看到了。甚至暗杀凶犯，只要是属于右派，而被杀者属于民主分子，也得到法院的宽大对待，或者得到陆军军官和右翼极端分子的帮助，逃出法院的拘押，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
因此，只剩下温和的社会党人，在民主分子和天主教中央党人的协助下，独力支撑这个诞生以后就摇摇欲坠的共和国。他们受到了反对者的痛恨、咒骂，有时是子弹的袭击，这些反对者为数日众，决心日坚。“在人民的心中，”
以《西方的衰亡》（《Ｔｈｅ Ｄｅｃｌｉｎ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ｅｓｉ》）一书声名鼓噪一时的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叫嚷道，“魏玛宪法已注定要死亡了。”在南部的巴伐利亚，年轻的煽动家阿道夫·希特勒理解到民族主义的、反民主的、反共和的新浪潮的力量。他开始驾驭这一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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