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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93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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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城外置榷场为一大失策,长叹曰:“误国家者,我也!”
  咸淳六年,李庭芝接任京湖安抚制置使,把督师解围视为当务之急。范文虎致书贾似道,表示自己将兵数万就能解围,但希望不听命于制置司,成功后就能归功太师。贾似道就让范文虎独领一军,从中制肘。
  李庭芝欲进兵,范文虎却整日击球饮宴,推托说正在取旨。两将不合,各领其军,大大削弱了宋军合力抗元的力量。岁末,蒙古军在万山筑城,在灌子滩立栅,断绝襄樊向西与向东的水上通道,使襄樊成为粮援不继的孤城。
  咸淳七年,忽必烈建立元朝,改元至元,后世称其元世祖。他同时下令四川、两淮元军分别出兵,牵制与阻挠南宋军队援救襄樊。六月,范文虎率水师十万往解襄樊之围,在襄樊东南鹿门被夹江而阵的元军击败,他趁夜色逃遁,宋军损失战舰百余艘,伤亡不计其数。
  咸淳八年,元军围困襄阳已经五年。守将吕文焕竭力据守,城中粮食尚有,但食盐、布匹短缺。李庭芝将帅司移至郢州(今湖北钟祥),以便就近救援襄樊。他招募了三千敢死队,派民兵领袖张顺、张贵统领战船百艘,以三舟联为一舫,中间一舟载盐布,左右两舟空其底而有三十名士兵作掩护。
  张顺号竹园张,张贵号矮张,出发前,二张发令说:“此行有死而已。如非本心,即可退去,别坏了大事!”人人感奋争先。夜漏三刻,起锚出发,以红灯为号,张贵领先,张顺殿后,乘风破浪,直冲重围。
  元军战舰密布江面,张顺等持巨斧,断铁索,转战一百二十里,所向披靡。黎明,援军抵达襄阳城下,送来了食盐与布匹等补给,守军士气大增。检点将士,独缺张顺,数日之后,其尸溯流而上,身重四枪六箭,犹被甲执弓,怒气郁勃一如生时。
  张贵率部入援襄阳,吕文焕留其守城,张贵募二士回郢州向范文虎继续求援,回来报告范文虎拟发兵五千。张贵仗着骁勇,由原路杀回郢州,准备带领援兵赶赴襄阳。尽管元军封锁严密,张贵放炮发舟,乘夜顺流,破围突进,元军望风披靡。杀出险境,到龙尾洲,遥望下流战舰隐约,张贵以为郢州援军前来,便举流星火接头,迫近才发现都是元军战舰。
  原来,范文虎派出的援兵因风雨狂暴,退避三十里,失约不至;元军获得情报,反以逸待劳,就等着张贵进入包围圈。张贵出乎意外,拼死力战,身中数十创,终因寡不敌众而被俘。他宁死不降,元军将其杀死,抬到襄阳城下,说:“认识矮张吗?这个就是!”守城宋军一片哭声。援襄努力,至此彻底失败。
  在李庭芝建议下,度宗派人携带诏书、金印入元,进封刘整为卢龙节度使、燕郡王,企图让刘整不为元朝所用。但刘整自陈清白,元世祖忽必烈也用人不疑,南宋实施离间计的企图落了空。
  咸淳九年正月,元军兵分五路,向樊城发起总攻。这时,回回人亦思马因制成能发巨石的回回炮,刚运抵襄樊元军大营。阿里海牙架起回回炮,轰破樊城外郭。
  元军统帅阿术听从部将张弘范的建议,派人用铁锯截断襄阳、樊城之间江中的木柱,焚毁架于其上的浮桥,切断了两城间的联系。樊城成为孤城,在被围四年以后终被攻破。
  守将范天顺仰叹“生为宋臣,死为宋鬼”,在守地自杀。另一守将牛富率死士巷战,渴饮血水,转战而进,杀敌无数,最后身负重伤,投火而死。
  元军号称百万,围困襄樊数年,贾似道前期却向朝廷封锁消息。有一次,度宗说起襄阳已经被围三年,贾似道谎称蒙古军已退,陛下从何得知?度宗说是一个宫女讲的,贾似道找个碴儿将那个宫女处死,从此再也没人敢言边事。
  襄樊危在旦夕,军民拆屋为薪,以纸为衣,吕文焕每次巡城必南望恸哭,一再向朝廷告急。贾似道假惺惺上书要求上前线,暗地里却让台谏上章挽留自己,说是朝廷大事离不开他。
  樊城失陷,告急再至朝廷,有人建议勇将高达可援襄阳。贾似道视高达为异己,在打算法中整过他,便说:“用高达,那吕文焕怎么办?”吕文焕听说高达要来,便将截获元军哨兵那样屁大的事说成大捷,以阻止高达的到来,毫无同胞成阵之心。
  二月,元将阿里海牙再以回回炮轰襄阳,一炮击中谯楼,声震如惊雷,诸将多越城降元。阿里海牙亲至城下招降,吕文焕势穷援绝,遂与其折箭为誓,献城出降。
  至此,长达六年之久的襄樊之战宣告结束,元军取得了宋蒙战争以来空前未有的胜利,牢牢掌握了通向长江中下游的管钥。对元军说来,襄樊之战表明其水上作战与攻坚作战的能力都大为提高,军事实力已明显超过南宋,宋蒙战争前一时期的抗衡均势已被打破,蒙古已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贾似道对襄樊之战掉以轻心,如果他在围城前期就调动全国力量,全力救援,局势或许不至于此。而从其入相以前历任京湖、两淮制帅的才绩看,他并不是没有这一方面的才能。但此一时彼一时,如今他只想在临安西湖的葛岭私第里过安乐日子。襄阳失守,贾似道竟还在度宗面前卖乖:“如果陛下早点允许我上前线,事情也不至于如此。”但如今对于战局,对于南宋王朝,对于贾似道本人,都是大势已去了。

细说宋朝89:会子危机
  由于城市、商业和商品经济的繁荣,宋代货币制度较之前代有很大的发展,货币的品种与流通的区域也比较复杂。
  宋代也有以金银为货币的,但比重不大,占主导地位的流通货币仍是铜钱。铸有年号的铜钱虽非宋代才有,但太宗即位,改元太平兴国,即铸“太平通宝”,改元淳化时,他还以行、草、楷三种书体亲书“淳化元宝”的钱文,这是最早的“御书钱”,其后,宋代每次改元都新铸年号钱。
  北宋铜钱的年发行量,一般维持在三百万贯以上。宋神宗时一度达到五百万贯,排列起来大概可绕地球三匝,总耗铜量达一万吨。而西方各国万吨铜产量还是数百年后的事,由此也可见北宋冶铜业的发达。南宋的铜铸钱币跌至年产十五万贯上下,主要原因有二:一是物价上涨,采铜铸钱成了赔本买卖;二是政府有意以纸币代替铜钱。
  不过,宋代铁钱也很兴盛,主要在川蜀地区流通。其原因一是五代后蜀本来就铸行过铁钱;二是当时四川铁矿比较丰富;三是这里与西南少数民族接壤,使用铁钱可防止铜钱外流。
  宋夏战争爆发以后,为了筹措军费,山西、河东地区也流通铁钱,成为铜铁钱并用的地区。政府打算把这两地区变为川蜀那样的铁钱流通区,遭遇了顽抗的阻力。用惯了好钱,谁愿意再用劣币呢?
  铁钱有大、小两种,小钱每十贯重六十五斤,折合为大钱一贯重十二斤。大钱虽比消遣为轻,当倘若大宗买卖,费用在三五十贯以上,携带还是有困难的。而当时川蜀成都府路的社会经济水平在全国仅次于两浙,倘若仍使用单一的铁钱作为商品交换的等价物,显然不能适用商品经济的需要。于是,作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交子就在川蜀地区应运而生,这在中外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最早的交子大约是在太宗末年到真宗初年,即十世纪末在四川出现的。其方法是在票据的正面与背面盖上印记,上书隐秘的记号,朱笔和墨笔各有不同,以备验对真伪,临时填上钱贯数额,就可交易使用。但这种交子容易伪造,漏洞很大,诉讼不断。
  景德初年(1004年),四川地方长官张咏着手整顿,命成都十六户富豪连保主持其事。他们开始用一色的纸张和统一的印文印造交子,然后十六家铺户押字,各自隐秘题号,朱墨间错,作为暗记。印成的交子填上钱贯数额,就可以按面值进行交易。
  但伪造交子仍时有出现。仁宗天圣元年(1023年),政府在益州(今四川成都)成立交子务,开始官办发行交子。官交子与私交子的主要区别是:上盖益州交子务和益州观察使的官印;取消面额填写的旧法,将一贯至十贯文的固定面额印制在交子上(后定为五贯和十贯两种面值);设立准备金,每造一界(即一批)交子,备本钱三十六万贯;每界交子以两年为期予以兑换。
  不过,交子是以铁钱为本位的,主要仍在四川流通。直到元祐时(1086…1094年),交子的发行与流通还比较稳定,贬值率为百分之十,但到徽宗大观元年(1107年),交子改称“川引”。其后,一界发行量竟是天圣初年的二十倍,货币的实际缩水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五。不过,北宋旋即灭亡,川引使用又局限川蜀,因而没有引发全国性的社会动荡。
  到了南宋,铁钱基本上在与金朝接壤的两淮、川蜀等沿边地区流通,目的仍是企图遏止铜钱北流的趋势。但因铜钱铸造量锐减,铜钱私铸为铜器和滚滚北流的趋向依旧势不可挡。原先局限在四川流通的纸币,自然而然的推向南宋统治地区。
  南宋前期,发行量最大、流通面最广的纸币是会子,正式发行是绍兴三十年(1160年),因而行在会子所发行,流行于东南诸路,也称“行在会子”或“东南会子”。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为一贯(一千文)、二贯和三贯三种,后赠印二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值三种,乾道五年(1169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除东南会子这一全国性货币,南宋政府还发行以铁钱为本位的地区性纸币,流通于四川的仍沿用“川引”的名称,流通于两淮的叫“两淮交子”,简称“淮交”,流通于荆湖的称为“湖广会子”,简称“湖会”。
  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据说是三百万贯,到乾道四年(1168年)仅七年,先增至七百万贯,进而攀升到一千万贯。第二、三界会子数加印,思与应付隆兴北伐有关,但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并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达百分之三百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会子的发行量比孝宗前期猛增了六十五倍,倘若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量确是三百万贯的话,竟增加二百余倍。
  在财政政策上,会子与铜钱是可以自由兑换的,但会子不断贬值,两者的兑换率在宁宗以后也急遽走低。当时为了开禧北伐,把会子的发行量扩大了十四倍了;而从兑换率来看,会子这一期间起码贬值了一半。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会子之多如决堤之水,物价之涨如脱缰之马,谁都不愿把不断贬值的会子攥在手里,纷纷以会子挤兑铜钱。
  嘉定二年(1209年),正值会子换界,朝廷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率兑换,同时辅以严厉的法禁。其本意是为了平息挤兑风波,但无疑向持有者宣布会子已彻底丧失信用度,因而效果适得其反。无论贫富谁都不愿使用会子,持有者更是急于脱手。
  朝廷竟强行规定,让士民工商根据财产高下,按比例换购会子,违者抵罪,并鼓励打小报告告发。于是,俯首贴耳者甚至卖田质宅,被迫以低价收回会子;而那些以低于实际比价抛售会子的民户,都因触犯法禁而被籍没家财。
  但朝廷的禁令也无法阻遏低价抛售和拒收会子的狂潮,这一强劲的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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