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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77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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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联蒙灭金的决策与北宋联金灭辽的海上之盟,却有历史相似之处。王夫之即把两者相提并论,批评宋朝“借金灭辽以失中原,借元灭金以失江左”。毫无疑问,民族主义情绪和收复失地情结在两个决策中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海上之盟完全是徽宗集团出于对三国关系和实力的盲目估计,主动作出了错误轻率的决策。而联蒙灭金的选择,南宋无疑较理智的分析了当时三国关系的既有现状,虽名知唇亡齿寒,却出于被迫和无奈,以便两害相权取其轻,因而不能简单将其与海上之盟混为一谈。
  天兴二年(1233年)八月,金哀宗命秦州元帅粘哥完展权参知政事,要求与他在九月中会师绕风关,乘宋不备,攻取兴元府,向四川扩地。同时,河南金将武仙也攻打南宋的光化(今湖北光化西)等地,以便为哀宗入蜀杀开血路。南宋京西兵马钤辖孟珙大败来犯的金军,并乘胜攻克金朝境内的邓、唐等州,使哀宗入蜀计划成为泡影。
  九月,蒙军进围蔡州,标志着蔡州之役的开始。十月,南宋以孟珙为统帅,领兵二万,运粮三十万石,履约与蒙军合攻蔡州,十一月抵达蔡州城南,受到蒙军统帅塔察儿的欢迎。双方划定围城地界,约定互不侵犯,同时相互配合攻城。
  但金军顽强守城,战争十分激烈。蔡州被围三月,城内物价腾贵,粮食断绝,居民以人畜骨和芹泥充饥,哀宗杀厩马五十匹、官马一百五十匹给将士食用。
  天兴三年(1234年)正月十日,蒙军攻西城,宋军攻南门。哀宗见城破在即,传位给东面总帅完颜承麟,指望他杀出蔡州,再图恢复。其时,蔡州城已被攻陷,哀宗自缢身亡。完颜仲德率领一千金军精锐,与蒙宋联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听说哀宗已死,仲德也投汝水殉国,追随投河自杀的金朝将士达五百余人。末底承麟被乱兵所杀。金亡,立国凡一百二十年。
  国亡身死前,金哀宗说了番自鸣不平的话:“我做天子十年,人主十年,自知无大过恶,死也无恨。所恨的就是国家社稷到我而绝,与历来荒淫暴乱之君同样亡国,为此让人愤愤不平!”于是,元代郝经有“天兴不是亡国君”的议论。
  金亡之局,宣宗虽已铸定,但哀宗为君十年,苟延残喘,不图远略,坐失时机,决策失误,一再逃跑,即便如其自诩无大过恶,不做国君则无妨,倘作为乱世之君,既然没有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向和才略,便只配做亡国之君。认识不到这点,还以为历史不公平,有君如此,金朝焉能不亡!

细说宋朝70:宋蒙终于交战了
  端平元年(1234年),南宋联蒙灭金,蔡州之役的蔡州统帅孟珙获得金哀宗的遗骨,俘虏了金朝参知政事张天纲,送往临安。南宋举朝若狂,举行了一系列热火朝天的庆祝活动。金哀宗的遗骨奉献在太庙徽、钦二帝的遗像前,理宗还派人羞辱张天纲“有何面目至此”,遣使祭扫河南祖宗陵园的准备也在紧锣密鼓的进行中。南宋君臣自我感觉太好,不愿承认自己灭金只是狐假虎威的结果。
  宋蒙联手灭金时,对灭金后河南的归属没有明确约定。但蒙古不会拱手相让这块到嘴的肥肉,南宋则理所当然认为这是祖上的基业。金灭以后,南宋直接与蒙古发生了关系,在对蒙方略上,或者说在对待中原故土问题上,出现了主战主守两种意见。
  先说主战派。金朝降将国用安向赵范、赵葵兄弟提出“据关守河”的建议,也就是把南宋的边境从淮河、大散关一线北移到黄河、潼关一线。这样势必要收复包括三京(指东京开封、南京归德和西京洛阳)在内的河南、陕西等地,与曾经占领这一地区的蒙古军发生正面冲突。二赵力主趁蒙古主力北撤、河南空虚的当口,尽快收复三京,实施这一方案。宰相郑清之也支持据关守河之议,他刚替代史弥远去世后的相位,正在襄赞理宗的端平更化,对史嵩之主持的联蒙灭金之功(孟珙也是京湖安抚制置使史嵩之的部将)颇不自在,主战夹杂着个人的目的。
  史嵩之这回倒成了主守派,他也有私心,唯恐郑清之与二赵的战功超过自己。赞同他的还有沿江制置使赵善湘,他们认为,衡估南北局势与双方实力,还没有到开战的时机。站在史嵩之一边反对贸然收复三京的还有参知政事乔行简、枢密副都承旨吴渊和淮西总领吴潜等,儒学领袖真德秀也在其中。
  他们的理由有三:一是当前国力尚不足以据关守河;二是后勤给养难以解决;三是为蒙古南侵制造借口。第三条理由站不住脚,蒙古要南侵,总能找到口实的。第一、二条理由应综合起来考察,中原屡经战争,无粮可供军用;南粮北运,汴河堙塞,漕运不通,陆路运输无异远水近火,杯水车薪,说国力一下子还不足以据关守河,有其一定的道理。
  这年理宗刚开始亲政,颇想有所作为,因而屡发“中原好机会”的感叹。他打算成就一番祖先没能实现的事业,决定出师收复三京。他罢免了吴渊、吴潜兄弟,史嵩之也免职闲居;以赵葵为收复三京的主帅,赵范为两淮制置使兼沿边制置副使,节制江淮兵马,策应入洛部队。
  六月中旬,原淮西制置使全子才率先头部队出发,六月末收复南京归德府(今河南商丘),七月上旬进驻东京开封,但他一路上收复的都是空废之城。半月以后,赵葵率大军抵达东京,见全子才人仍在原地按兵不动,责怪他延误战略目标,回答说是京湖制置司的粮饷尚未到齐。受史嵩之的教唆,京湖制置司在筹划粮饷上阳奉阴违,不肯及时筹划粮食,贻误了战机。
  赵葵主张立即挺进洛阳,便派徐敏子为监军,率一万三千人进取洛阳,再命杨义领兵一万五千为后援,两军仅各带五天口粮。月末,留守洛阳的蒙古军有备撤退,徐敏子进入洛阳空城,蒙古军在城外设伏实行反包围。杨义所率援军在洛阳城东遭到蒙古伏兵的袭击,溃不成军,坠入罗水者不计其数,杨义仅以身免。
  消息传来,洛阳城内宋军的士气更为低落。八月初,入络宋军断食四日,被迫退兵,蒙古军纵兵尾击百余里,伤亡达十八九,徐敏子中箭负伤,步战逃回南宋边郡光州(今河南潢川)。
  驻守在东京的赵葵、全子才闻讯也不增援,反向朝廷虚报战况,把败北溃散说成“歼敌精锐”,把望风披靡说成“保存实力”。大军最后也终因粮饷不继,兼之蒙古军乘机决黄河水倒灌,只得引师南撤。
  端平入洛前后近两个月,以轻率出师始,以仓皇败退终。端平三年,理宗下罪己诏,承认“责治太速,知人不明”,是失败的主要原因。端平入洛的直接后果有三:其一,南宋国防力量大为削弱,军民死者十余万,粮食损失百万计,器甲辎重尽弃敌境;其二,南宋从此对蒙古彻底放弃主动出击的战略,转为闭关守御的消极政策;其三,蒙古确实以此为借口,开始发动侵宋战争,宋蒙战争正式拉开序幕。
  端平二年,蒙故窝阔台汗在西征欧洲、东征高丽的同时,派大将阿术鲁率东路军进攻两淮,二皇子阔端率西路军攻打四川,三皇子阔出率中路军南下荆襄。先说西线战场。阔端攻陷沔州(今陕西勉县),次年九月,攻破宋军蜀口防线,深入川北,一月之间,利州、成都和潼川三路五十四州相继陷落,四川遭受蒙古军的第一次洗劫。
  再说中线战场。阔出从河南南侵,京湖制置副使全子才驻守唐州(今河南唐河),闻风弃城出逃,枣阳、光化和德安等湖北郡县也先后失陷。京湖安抚制置使赵范坐镇襄阳,朝夕酣饮作乐,边防废弛,驻襄南北军势同水火,北军最后焚城降蒙。端平三年,蒙古军也突破京湖防线,攻克襄阳,湖北九郡相继陷落,蒙古军直逼江陵(治今湖北沙市),饮马长江。
  孟珙奉命驰援,下令封锁江面,采用疑兵之计,列炬照江达数十里,让军队变易旌旗服色,循环往来,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他趁机焚毁了蒙军打造的渡江战船,这才迫使敌军撤退,确保了长江防线的安全。
  江陵保卫战以后,理宗将京湖战场的防务交给了孟珙。他也不负所望,不但收复了襄阳等失地,还多次派兵主动深入河南作战,给蒙古军造成严重的威胁。他是淳祐六年(1246年)去世的,在其镇守荆襄期间,蒙古军始终不敢轻易南攻。
  最后来看东线战场。蒙古军队也向两淮州郡发起猛烈的攻势,前锋甚至打到过真州(今江苏仪征)。但这里是长江门户、江南屏障,宋军防御力量较强,蒙古军没占到多大的便宜。
  端平三年,杜杲知安丰军(治今安徽寿县),浚深城濠,构筑外城,为抵御蒙古军进犯预作准备。次年冬,蒙古军围城三月,架火炮焚楼橹,宋军随毁随补。蒙古军命敢死队戴金属面具,着牛皮盔甲仰攻攀城,杜杲命善射之士以小箭专射其目,使其无法得逞。安丰守军与增援部队内外夹击,大败敌军,蒙古军在安丰城下损兵折将达一万七千余人。
  嘉熙二年(1238年),杜杲因功升为淮西安抚使兼知庐州(今安徽合肥),蒙古骑兵来攻,堆垒起高于城楼的土坝,日夜炮攻不停。杜杲在城中再建一座土城,以防不测,指挥军民以火攻与炮石袭击蒙古军,焚毁其炮座,趁其势竭,乘胜出击,追杀数十里,毙敌二万六千余名。安丰军之战与庐州之战,是宋蒙战争前期少有的胜仗,也开创了城市保卫战的成功先例。
  大体说来,从端平入洛宋蒙进入战争状态以来,一方面,蒙古专力西征,战略进攻重点不在南宋,另一方面,南宋在川蜀、荆襄战场初战失利后就加强了这些地区的防务,因而直到蒙哥汗在位前期,宋蒙战争还只是小打小闹,真正残酷悲壮的战役还在后头。

细说宋朝71:端平更化
  史弥远死前将最受信任的郑清之升为右相兼枢密使,薛极为枢密使,乔行简与陈贵谊为参知政事,安排好后事才撒手死去。理宗将明年改为端平元年(1234年),沉默了十年,他终于熬出了头,开始亲政。
  旧史家将其端平亲政后的一些改革称为“端平更化”,近来有学者认为理宗的这种改革一直持续到淳祐年间(1241…1252年),严格说来应称“端平淳祐更化”。这一说法不无道理,但毕竟端平年间出台的改革措施最多,改革力度也较大,这里姑且沿用旧称,但所说内容间或也延伸到淳祐之政。更化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罢黜史党。史弥远一命呜呼,他那些遍布朝廷的心腹党羽也失去了靠山。理宗唯恐引起政治地震,对史弥远曲加维护,但对其党羽却绝不宽贷。还在史弥远病危期间,理宗夜降诏旨,罢免了梁成大。端平元年五月,流放千夫所指的“三凶”:李知孝瑞州居住,梁成大潮州居住,莫泽南康军居住。袁韶因趋附史弥远而位居执政,赵善湘以史弥远的亲家而擢任制帅,也都遭到台谏的论劾而相继罢任。其他被罢黜的史党爪牙不胜枚举。
  其二,慎择宰相。理宗纠正了宁宗嘉定以来权臣独相的局面,谨慎简选宰相,使这一时期的政治相对稳定。郑清之任相虽出于史弥远的安排,但他是理宗的老师,又参与拥立,因而也深受理宗信任,端平更化时,其相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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