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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美。
在寿州停留三日后，第二军继续依照计划北进，渡过涡河前往宿州与先头部队会合，准备夺取符离。而此后的进军极为顺利，往往炮声一响，敌军便纷纷逃窜，对火炮畏惧之极，少有接战。询问之后，才知寿州这场大火也起到了出人意料的效果，出逃的人群将寿州战后的惨况风似的的传向四方，除了恐怖的大火场面外，且多了许多传奇色彩。
寿州春秋时期曾是楚国的国都，而根据玄学之说，立都的地方皆有龙脉，才能地杰天灵。而在大火中寿州城曾出现‘火龙’在空中盘旋，其实现代人都明白那是因为起火后冷热空气的流动引起的旋流，也就是俗称的龙卷风。但是古人不明，就有了宋军的火炮不仅可以开山裂石，还能弑神杀魔的功能，护佑寿州的神龙被宋军炮火所伤，腾空弃城而走，才导致城池毁于大火……
盱眙城虽然暂时远离了战争，但是依然弥漫着紧张的气氛，每日各处的公文和各个战场的战报汇集在这里，又变作一道道谕令从这里分送各处。赵昺依然十分忙碌，除了批阅奏章之外，还要协调各军的进度及敦促朝廷加紧向前线输送粮草、军械物资，调集兵员，为接下来的大战做好物质上的储备。
而如雪片般的奏章中自然也少不了不和谐的东西，打小报告者有之、出谋划策者有之、还有打着为国出力的名义伸手要官者有之，反正是林林总总皆是无聊之事，这让赵昺本就繁重的案前工作是雪上加霜，不得不分出时间来处理这些狗屁倒灶之事，否则就会有人说你不重视人才，不喜纳谏。
赵昺也知道纳谏自唐朝以来已经形成了制度化，更成了皇帝是否昏聩和英明的标志。从本心来说，他对谏议并不反感，这也是了解社情，倾听民意及发现人才的重要渠道。但是有些人却将这条渠道当成了晋身的梯子，打击异己的工具，并利用皇帝都‘好面子’的特点不得不重视他那些废话。而这皆来援于千百年来文人们乐而不疲的‘清谈’。
清谈误国”这句话现代人都很熟悉了。那么那么，什么是＂清谈＂？为什么古代知识份子，尤其是官僚士大夫阶层，会喜欢＂清谈＂呢？
清谈涵盖的意思比较广，在漫漫的历史长长河中，也因时因地而常有变化。但是有两个特征是不变的，一是清谈对应于俗谈，它谈的一定是高尚话题。象我们平时爱讨论的哪里开了个新馆子啦，王老五又泡了哪个马子啦，这种庸俗的东西是要排除在清谈之外的。
二是清谈的人，必须是文化人。象工农兵的关心的都是四时农桑啦，国土防御啦，这些也都是俗务，不能参与清谈的。清谈的内容开始主要是谈学术。因为中国古代学术没有自然科学，也不讲实验，那么学术的增进主要是靠谈来交流。
这种情况到两晋时期发生了变化。因为那时候门阀垄断了进身之阶，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第一不不需要看工作成绩，第二那时候不用考科举。只要是士家大族子弟，天生就有了当大官的本钱。这样子，自然没有必要关心实际的东西，再加上门阀子弟天生就有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所以更不愿意谈论世俗的话题。有关国计民生，自然物理，军事政治等等一概视为降低身份的东西。反而谁要是能“谈“，能把人侃晕，谁就被视为水平高。
所以那时候是在朝也谈，在野也谈，谁也不管正经事。甚至有州县官一到任就关起门来喝酒清谈，在任数年都不知道本地人口多少，赋税几何的。这在当时被视为“清高脱俗”，以此为荣。大家是要争相仿效的。即使是很久后，还有人不断的仰慕，有“可怜东晋最风流”的诗句。这就是后人所说“清谈误国”的由来。
清谈还有一位形影不离的兄弟，就是清议。南北朝时期外族对中原的扫荡和军阀混战，摧毁了门阀士族的社会基础。隋唐始创科举，又打破了士家大族对人事的垄断，寒门出身的知识份子可以参政，官员定期要考核，清谈也只好寿终正寝，取而代之的，就是清议了。
与清谈不同，清议在于论政，针对当时的政治和人物。清议是清谈的孪生兄弟。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总是与政治息息相关，所以谈着谈着，自然就免不了瞻否时事，品评人物。早在汉末，阉宦当道，官场成了买卖场。在野文士无由仕进，又痛恨政局腐败，所以就“匹夫激扬，处士横议”。
由是可知，清议一开始是在野人士的专利。因为既关心又插不上手，所以就只有“议”。清议当然也不是谁都能议。这些“议员“都是所谓的清流，也就是纯正的文化人。富商大贾再有钱也是没有资格议的，后来甚至不靠科举而登入仕途，或在战场上一刀一枪爬上来的武官，都算不得清流。
而清议比起清谈，显然进了一大步，它所本的是入世哲学。由于清流士风使然，他们不畏权贵，倡导廉洁正义，揭露贪官污吏。如果晋代时还有不同的学派和学说，那么自宋以后，士人们的道德观和价值观已经高度统一。他们的清议，往往众口同声，其利断金。
在以名节为重的当时社会文士阶层出身的官僚不论在朝在野，都为其所左右。清议俨然已经成为政治舆论的导向，时事的风向标，让统治者都不得不重视起来，因为它的背后是整个封建官僚的土壤——士大夫阶层。
当然任何时代都有主流文化和非主流的文化之分。清议在另一方面，赵昺也以为喜欢研究时事不是坏事，但是一旦脱离实际，胡说八道那就成祸事了。因为他们对待政事和人物，总是从道德角度出发。政务的讨论也首先抢占道德至高点，而不注重量化标准。其实这不奇怪，儒家学说本来就是道德哲学，也是他们立身的根本。可清议之风如此盛行，它对国家人民到底有什么帮助，赵昺以为就很难说了。
就拿大宋的历代皇帝来说，其中不乏有想做些事情的人，但凡想做点改革每每都遇到清议的强大阻力。许多加强国防，改进民生的改革都无法实施。南宋长期偏安江南，北伐一直难以成功，除了皇帝昏庸、朝政腐败的原因外，可以说清流士大夫要负一大半的责任。可以说清议之风成事寡，败事多。
在赵昺的记忆中，清谈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之时，应该是在明朝。可他觉得当下清谈也有愈演愈烈之势，他觉得自己也没有干什么天怒人怨，伤天害理之事，可反对的声音一直就不断。为此自己也做过反思，他以为自己的一系列改革还是动了一些士人的奶酪，从而遭至他们明里暗里的抵制。
赵昺最终是不顾朝野舆论，借助军队的力量强行推行，更而激发了他们的‘凶性’。而北伐以来，各种声音是尘嚣日上，连几位丞相都被牵扯其中，被骂为助纣为虐的奸相……
第１１８０章 矛盾难消（）
清议对于统治者来讲，可以用一句武侠风的话来概括：剑本无所谓正邪，执剑的人才分善恶。清谈的人里面有很多山涛、嵇绍、王导和谢安这样的国之股肱，也有像王衍、殷浩和大量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权贵子弟。但他们偏爱空泛的行政改革，依照自己的政治理想和人格标准来评议朝政，裁量人物。而本身多是词垣台谏、翰林之流，长于奏疏，短于治民、治军，缺乏实际的治国才能，在外交和军事上既无实战经验，也无真知灼见。
因此历代统治者对于‘清议’多是持反感态度，甚至不惜大开杀戒。仅赵昺知道的就有东汉末年的汉桓帝、汉灵帝时期的“党锢之祸”；唐朝最后一个皇帝唐哀帝李柷在位时，权臣朱温有一次下令大开杀戒，杀了大批当朝的“衣冠清流”名士，将他们的尸首扔进浑浊的黄河；明代甚至动用锦衣卫对付清流们，常常施以廷杖、酷刑；彪悍的满清入主中原以后，不买传统的账，把清流文人狠狠杀了一批。
但是结果却并却并没有使清议销声匿迹，刀斧酷刑依然无法堵住清流们的嘴。赵昺分析其中的原因其实与统治者有脱不开的干系，帝王们为了控制官僚，言官、御史颇受倚重，于是他们也成了清议影响国策的主要渠道。而本朝更甚，因为太祖誓约中有言‘不杀言官’，这使得他们更肆无忌惮，即使说错了也不能惩处，使得清议盛行，动不动就给皇帝提意见。
其次，统治者选择了‘士大夫治国’的国策，同时又以科举制度控制士人，使得教育的目的是传播儒家正统思想，捍卫封建礼制，维护封建统治秩序，读书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参加科举考试，考取功名，改变自身命运。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方面的权力绝大部分由清流派来掌握。
再者，历史上历朝都存在着‘权力寻租’现象，而用于寻租的权力一般都是政治和文化的权力，目的是获取政治利益。中国长期以来都是小农自给经济，商业长期以来得不到充分发展，经济腐败对社会影响不大，对政府官员的冲击也很小。
此外，因为清流派成员大多数都是士大夫阶层，间接掌握着科举考试这个重要的工具，进而控制社会的意识形态。所以各个朝代除了皇帝的治统之外，还存在着一个‘道统’，而道统就掌握在士大夫阶层中，成为经常和皇帝争执的本钱，导致官员常常不以皇帝的标准看问题，敢于动辄在朝堂与皇帝发生争执而据理力争。
赵昺知道想要压制清流非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因为千百年来儒学已经深入到社会的各个角落，秉承的理念成为每个阶层的共识，从而控制了舆论导向。作为统治者的皇帝，一个普通百姓终生难见龙颜，好与坏同其都十分遥远。而与他们接触最多的则是儒士出身的官员，或是身边能耐人——乡绅。
再加上信息的闭塞，对外界了解不多，这些身边的读书人的话就成百姓们获得信息的重要来源，评判对错、分别善恶的标准，往往他们的一句话就能够挑起官民之间的对立，甚至动乱。如此影响力让皇帝也是十分忌惮的，不得不容忍他们的挑衅。
更为重要的是士人阶层成为帝王依仗的统治工具，双方之间结成了利益共同体。因而对于清流，皇帝也是又恨又爱，却更像一对相爱相杀的冤家。即便时有打压，却也不敢赶尽杀绝，毕竟还需要士人们维护自己的统治，平衡各个阶层间的利益，消除阶级矛盾。
当然士人之中既有心怀天下，济世救民的忠义之士，在国家处于危难之时，能直面现实反对侵略，表现出爱国热忱，这个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当然也有只会呱呱奇谈，眼高手低，追逐所谓清名，哗众取宠之辈，一旦朝廷稍有不合自己心意，或仅是不满某位官员的做派，就能惹得他们一顿‘狂喷’，丝毫不顾大局和国家利益。
朱元璋立国初期杀的士人以万计，以致各级政权官员空缺，最终还得借助士人维持统治，而被皇帝处罚的同时，清流却获得了另一种荣誉……整个国家，整个文化界，都认为大臣是对的，而皇帝错了；满清大肆屠戮清流之后，不仅未能将其清除，反而当满族也出现了士大夫阶层以后，就更加不得了，清议的性质越来越走向了腐朽和反动，维新的失败，革命的艰难，到处可见它的影子，成为历史前进的思想阻力。
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