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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而言之，北路就是古代从陕西入川，主要有三条道路。其中金牛道是最主要的道路，因为它从汉中直接通向四川的政治经济中心——成都，所以最为重要。其余两条道路，也是很常使用的，一条是米仓道，一条是荔枝道。
金牛道是入川的主道，是战国时期秦惠文王与蜀王共同开发，秦王赠可拉出黄金的石牛给蜀王，石牛太大太重，于是双方修一条坦途来运回蜀国，此路称为“金牛道”，后成为四川盆地与汉中之间的官道。蜀国在金牛道上修筑了葭萌关（汉朝称为剑阁关），此关三面环山，两面临水，形势之险要，与战国的函谷关、明朝的山海关属同一水平。
秦国入川灭蜀国和巴国，走的就是金牛道。三国钟会攻蜀汉，北宋平后蜀，蒙古攻南宋，也都走金牛道。走金牛道的要旨，是以绝对优势兵力，挥兵猛攻剑阁关。另一条链接四川盆地与汉中的要道是米仓道，此道得名米仓山，沿途均为野兽出没的峭壁峻岭，从来没有哪朝敢把主力投入此万劫不复的道路。
后来曹操讨伐张鲁，张鲁迫不得已由米仓道南逃巴中，张郃率军由米仓道入巴中，被张飞阻击而还。到南宋时期，蒙哥汗主力由金牛道攻剑阁关，宗王木哥则率偏师走米仓道入巴中。几千年历史中，米仓道大致就这两次动兵记录。
除了这两条道，金牛道又有一条岔道，北部一段与金牛道同道，后来分岔往西，离剑阁关大约一百多里，称为阴平道。阴平道最大的特点是绕过剑阁关，但其险峻程度更胜米仓道，一着不慎就全军覆没。只有邓艾这样的军事天才，才敢走此道入川，并一举成功灭蜀汉。
东路主要指溯江而上，可水陆并进。大致在两汉之际，公孙述占据白帝城时，此路才广为流通，在三国演义中，刘备入川，以及吴蜀夷陵之战都可看做是沿此路线进军。但是此水路是有风险的，必须经过长江三峡，那时候三峡并没有得到开发，这一段长江两岸全是陡壁，没有冲积平原，也没有道路，汹涌河水深不可测，水道犹如一个细长的瓶颈。因此走长江三峡是很困难的，只能靠纤夫拉船，缓缓逆流而上。
从中也可以看出，顺江而下要比逆流而上容易的多，也便于用兵。西晋灭蜀国后，龙骧将军王濬率益州水军战舰东下长江三峡，一路势如破竹打到东吴都城建业，俘虏东吴末帝孙皓。隋灭陈的关键之战，杨素率水师舰队过常见三峡，大破陈国荆州军团。唐初李靖率军出长江三峡，灭盘踞巴陵的萧铣。
如果下游实力明显强于上游，逆流而上取四川的战例也非没有。东汉初，大将岑彭率战舰数千艘逆流而上，平定益州公孙述。北宋平蜀，刘光义由归州逆袭夔州，一举成功。当然如果外部军事力量强大，同时控制四川盆地北部的汉中和东部的夷陵，那很有可能会从北和东两面进击。明朝初期，傅友德攻剑阁关，汤和逆流长江三峡，两军都以强大兵力突破抵御，会师成都城下。
但是当下赵昺选择的是溯流而上二千里攻取重庆，一路上的艰难自不必说，可以说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也让他难以寝食难安……
第1038章 局面（）
看着地图，赵昺轻叹口气，此次征西不仅路途遥远、艰辛，且要冲破敌军的层层阻拦。据他所知四川行省在元代十个行省之中属于军事色彩比较浓重的，境内驻戊军包括蒙古军、探马赤军、汉军及新军，且数目庞大，人数保持着四万五千人左右，最多时达到七万五千人。
不过忽必烈在征服江南后，于至元二十年开始精简新军，调整驻军。这股风同样波及到四川，合并西川东、西、北三道宣慰司及铜川等路镇守万户府、新军总管府、威州、灌州、茂州等处安抚司十四处。四川地区军事权力逐渐集中，机构逐步精简，行政、军政中心开始向成都转移。
赵昺的战略重点一直是在江北，但是川蜀居于长江上游，也被他视为扎在自己身后的一把尖刀，因此并未放松对川蜀形势的监视，令事务局设立了川蜀情报站对这一地区进行调查，并收集军政情报。从传回的情报所知，四川地区镇戍点主要有：
成都：成都是蒙元军队较早占领的地区。窝阔台汗时期，王子阔端进入成都并占领四川西部地区。在掠夺大批物资之后，蒙古军队又将成都废弃。蒙哥汗时期，由刘黑马和夹谷龙古率军重新占领废弃的成都城。蒙哥大汗很重视成都的防卫，遣大将密力火者握重兵于此。
忽必烈夺取汗位时，视其为心腹大患，“使乘驿矫诏诛之”。但夺取汗位后，元世祖又任命杀密力火者立功的黑马之子元振为成都经略使总管万户，派重兵驻守。中统四年，敕李平阳在西川的“各翼军在青居山者悉还成都。”
在忽必烈发动全面灭宋战争之前，成都是宋元双方争夺的重要城池。中统年问，宋军一度攻人成都，因四川行院阿脱与张万家奴合力防卫才得以保全。至元十年，宋将咎万寿攻打成都。当时成都戍军随大将也速带儿正攻打建都，一时防卫空虚。元廷不得不于“京兆等路签新军为援”。灭宋后元廷依旧重视成都的防卫，至元二十三年，分四川镇戍军万人于成都屯田。成都戍军除完成成都防卫任务外，还多次参与平定西南动乱。
重庆：至元十四年，西川行院不花率军围攻重庆，宋重庆都统赵安降。宋守臣张珏顺江东下逃至涪州后亦降。元廷也很重视重庆防卫，先后设宣慰司、行院、行省等。至元年间，皇孙铁木儿不花一度驻兵重庆。至元二十四年，怀远大将军、夔路万户石抹狗狗戍军重庆。
在宋廷收复江南后，重庆再次被元军重视起来，这里进沿江而下威胁江南，退可阻挡宋军溯江而上攻掠川蜀，威胁云南和陕甘地区。于是迁四川行省到重庆，只在成都设立宣慰司，将统治中心由成都转移到重庆，并逐渐趋于稳定。此外在重庆周边的夔州路、泸州、嘉定等路设立宣慰司驻军防守，同时屯田以供军用。
在云南发生动乱，久难平息，真金从四川行省调重庆五路万户去救云南，不了军马刚到云南境内，便遭到各蛮部伏击，损失兵力万余人。于是元廷觉得重庆仍有可调军马，于今年又于重庆、叙州调军二千五百人前去平叛，同时于四川邻境诸王藩部发丁壮二千人戍守重庆。
如此一来，元廷于四川的驻军大为减少，宣慰司所属各军只有四万余。赵昺综合各方的情报后，以为时机难得，又有凌霄城尚在宋军手中，便决定以救援为名发动西征，恢复重庆地区的防御体系。如此一来，即可解除后顾之忧，又能在川蜀地区获得支撑点。
赵昺在决心西征后，借年初众将来朝的机会与他们进行了商议，众将皆以为西征在现下的局势下不易全面夺取川蜀，而应该以恢复当年余玠在重庆地区的防御体系为上，如此进可攻退可守先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在根据形势变化进行调整。众将所议与赵昺的构想不谋而合，便据此收集情报，制定作战计划。
由于重庆已经失守十数年，当年余玠所主持修筑的一系列堡垒现状不明，赵昺又命人暗中勘察外，又寻找当年的知情人和曾参与者问询，以摸清状况，以便有针对性的进行训练和准备。经过一番查探，情况基本明了，当年余玠从北到南，建筑了一系列的堡垒，主要堡垒有：
青居，位于川北大城顺庆府北，扼嘉陵江中游，它保卫着四川东北方，成为顺庆府治所在地。大获，在苍溪城东南，余玠迁阆中州治于此，原为名将王坚所筑，是四川腹地最东北的要塞。苦竹隘，在剑门关西小剑山顶，是入川北方门户。神臂山在泸州东，或称铁泸山，余玠迁泸州州治在此。
多功城，在重庆西四十里，筑此堡的目的在保卫重庆外围。云顶在成都东北金堂县境，云顶堡是距成都平原最近的堡垒，起着窥视无险可守的成都，同时它也起着扼嘉陵江外水……涪江，与钓鱼一起共同阻止蒙古军队企图利用嘉陵江舟师之便，顺流袭击重庆的计划。
虎头，虎头山堡在川南富顺西南，是泸州的北方屏障。西柳关，在万州西北，保卫着重庆下游长江水道和夔门。钓鱼，钓鱼城在合州城郊，北距重庆百多华里，地当渠江、涪江与嘉陵江三江交汇处，扼嘉陵江内水，合州州治所在地，它保卫着重庆唯一的陆上通道。
除此之外，还有几十个大大小小的堡垒，这些堡垒首尾相连，从川北、川西到川南、川东的盆地群山东麓和南麓，倚着四川的主要河流，构成了一面网，以阻挡蒙古军队东犯长江中下游地区。
纵观余玠所建堡垒，可以发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山势陡峻，却不算太高，一般相对地面高差都在数十丈米至百丈，山顶多平整，常靠近水边，特别是选择那种靠近大江的小山。这样的堡垒常使得敌人很难以简单的传统攻城云梯攀登，敌人必须将云梯接得相当高，于是攀登云梯变得非常危险，很容易被守城士兵橇翻或折断，后面蒙哥军攻钓鱼城时就碰到了这种情况。
堡垒上面多平整，宜于驻扎军队和老百姓，且很多堡垒山上都有泉水，钓鱼山上的泉水甚至可用来养大鱼。靠近大河，使得堡垒间相互联系和后勤补接便利。最后，相对高差不大，也避免了出击和补接的困难。钓鱼山可以说是最佳选址，它在三江交会处，高度约百丈米，山上又有近百口泉眼，冬夏不竭。
在嘉定府也是筑堡九顶与三龟、紫云，构成一个三连环堡垒，以保卫嘉定。嘉定府本来就是一个两江交会的地方，有山有水，利于防守，且水陆便利，下可达泸州，上可接济成都，这样，除了堡垒以外，余玠又把嘉定、泸州、重庆三个大城联在一起。
后来随着战局的变化，余玠实施紧缩战线的战略，将原来驻守在秦岭南坡，汉中盆地边缘保卫四川的重兵收缩回到钓鱼……重庆……泸州……嘉定弧线防守的外圈，以青居堡和大获堡作为前锋窥视现已陷落在蒙古军手中的兴元府和秦陇山区，做出随时出击兴元的姿态；以金堂的云顶山作为窥视原省会成都的桥头堡，云顶山下不远，就是涪江上著名的箭滩渡口，以此渡口阻挡蒙古铁骑对成都的进攻。
最后，余玠从川北的昭化到剑州都建筑了堡垒，作为防守的最外围。可见四川堡垒群防守蒙古骑兵的策略是整个连成一气的，它们主次分明，依山傍水，目的只有一个，保卫长江水道，防止敌人顺流东下，进攻江南，这样的周密完善计划所起到的作用，是各自为阵的中欧封建城堡群所完全不能比拟的。
符合这样的选址条件，作为一个省那么大的地方在中国并不是很多的。事实上，后来这些堡垒被直接用军事手段攻占并不多，大部分堡垒是由于守卫将领的叛变，才使这些堡垒失守。此外这些堡垒既是军事要塞，又是政治中心，它们最要害的关键是合州城郊的钓鱼堡，没有钓鱼堡，就没有重庆，没有重庆，南宋在四川的政权就将全部丧失。
不只如此，在政治上余玠还命令驻扎在嘉定的俞兴部，在成都平原屯田，以前成都一被攻破，成都平原上的百姓就失去了政府的管理，现在可以由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