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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氏，旧官封而已乞丐，执政虽睹之不问也。”
而“而燕云两路官吏散处中国，其啸聚之民，并引处内地，中国之民，日夜疑之，而官吏亦不复以礼待遇，两相忿恨，数至喧争。”这使幽云汉人和宋人的矛盾日益尖锐，直至引发金宋战争时期的巨大变故。可以说，北宋朝廷在进入幽云后所做的一系列蠢事，使幽云十六州的汉人对其大为失望，这其中不仅包括一时的政策错误，而且也是宋人对幽云汉人的长期偏见导致的结果。
在军队中，归正人受排挤的现象更为严重。相反金朝对宋开战后，却在刘彦宗等汉人的指点下采取了正确的决策，“金人已得燕，则盐法尽仍旧，常胜军屋业田土，尽给前主，燕人归心焉。”两下相较，幽云汉人之心会归附于谁，已经是一看便知的事了。
南渡之后，历史上南北分裂造成的相互不信任和歧视现象不断更为严重，而一些偶发事件则加深了两者间的矛盾。而不信任感是长期存在于南宋朝廷之中的主流态度。包括朱熹，都直接把归正人与汉代时的宦官、唐代时的藩镇视为一类，认为这些人都是造成社会动乱的病根。因此，许多归正的文官多不被授实职，添差后就将他们分散地安置在各州郡中。
对“归正人”摇摆不定的政策，也引发大量归正人的不满，这种不满从孝宗朝开始发酵，到后来越发严重，南宋军队尤其是前线最具战斗力的部队中，由于归正人的比例逐年增加，使军队的管理出现隐患。一方面是这些北军饱受排挤，另一方面是南宋正军在数量上不占优势，使军队内部管理失控。这使得南宋不断的失去北地民心，不仅彻底断送了南宋北定中原的可能，也成为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俗话说：树有根，水有源。什么事情的都不是平白无故发生的，总是要有个缘由的，赵昺作为一个后世来人，自然有回望历史的机会，就可以发现一道清晰的发展脉络，而绝不仅仅是厌恶和不信任那么简单，却是一场大宋朝堂之上，地方之下，南人和北人，文臣和武将延续百年政治大戏。
在赵昺看来南北之间的矛盾究其根源，首先还是钱的事儿，然后才是人的事儿，最后便是权力的事情：
宋朝建立之初，北方久经战乱，经济萧条；而南方受战争的波及要小一些，且江南已经是富庶之地，即便云南、贵州及岭南地区也得到渐次的开发，形成了经济上南强北弱的形势。但建立宋政权的却是以北方人群体，在政治上南方人自然就处于弱势。
而随后爆发的新旧党争，隐隐地就在南北地域上有了大分野。新党大多为南方人如王安石、章惇、吕惠卿、曾布；旧党代表人物如司马光、程颢、程颐、刘挚、韩琦等。而司马光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居然是南人不可当政，曾轻言：“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引乡党之士，天下风俗，何由得更淳厚！”换言之某种意义上这是朝堂里的南北人地域歧视的公开化！
到了南宋，南人和北人的矛盾更厉害了，非但大儒朱熹瞧不起北方人，很多南方士大夫在诗文随笔里也多有批评北人粗鲁愚蠢。打开《宋史》，放眼你看《奸臣传》几乎全是南方人，赵昺当时就就觉得很有意思了。宋朝自靖康之变，南渡之后，长期以来面临女真金朝、蒙元这样的强敌，随时面临着亡国之危，如此选择抵抗到底的以战止战策略，还是外交谈和，一直是朝廷内部的主要论战，进而影响到文武关系。
在南渡之初的时候，因为高宗赵构身边的军队有限，又面临金军南下的侵袭，因此不得不注意安抚和招徕这些归正人作为基层军队的补充。而北人多属武人，沙场宿将，志在恢复自己的家园，自然是主战；而出身自经济发达、社会繁荣背景的南方人，经由科举入仕，多着眼于稳定江南政局，对战争并无胜算，赞成偏安、坚持一力主和。
在赵昺看来，正是南北人自身考量的不同，便有了有不同的立场与观点，由此而衍生出对生存与发展、现实与理想、偏安与恢复等不同的看法。而认知差异和南北地域问题及文武问题纠结在一起，又对政治环境产生了影响。而南北人对政治环境、宋金、宋蒙关系既种使得问题更为复杂。
宋廷迁都临安也是更有利于老家是福建路、浙西路、浙东路的士大夫，于是南人主政北人主军的局面逐步固定下来。尤其在重文轻武的国策下，由科举入仕的南方文人占优势之政治环境中，对从北方來的人而言，自然筑起一道智力防波堤，用人取舍之间，南北便有亲疏内外的不同，就容易产生政治生态失衡的现象，形成政争，为他们日后的混战埋下了隐患。
为了小朝廷的生存和发展，也为了争夺政治利益，和战问题就不单单是政见之争，更上升为人事恩怨和所谓的南北人问题，而经济上南强北弱，政治上南方人掌握了南宋政坛，北方人大多流离失所且多为武将。所以你看在北宋时的北人和南人在军事与政治所居的地位差异明显，因此南宋时代形成北人主军、南人主政的政治形态。
从南宋开国以來，几次重大的事件，岳飞之死、苗傅、刘正彦、郦琼之叛及曲端的被杀，孟珙的抑郁而终，固然各有不同的原因，然而南北地域情结似乎也有相当的关联性。赵昺只看岳飞的出身和经历，便知对北人的招抚正是触动了南人大臣和皇帝的心结，招降纳叛往往是地方图谋不轨的先兆，都毫无例外地涉及到南人主将、文官和北人武将的错综复杂的矛盾。
南渡之初，宋廷随时面临着灭亡，可以说正是用人之际。对归正人，南宋除发放赈济钱粮，分配土地、耕牛、种子进行安置外，将男丁收入军中更是安置归正人的常规做法。赵昺最为崇拜的岳家军，他们之所以能让金军闻风丧胆，很大程度上是离不开北方归正人的不断加入和后方策应的，其队伍中的猛将牛皋、董先都是归正人，甚至在宋金开始和议时，岳飞仍派人持蜡丸、赏金到北方招诱中原好汉。
然而正是基于对岳飞等武将的猜忌，朝臣和赵构对北人来归的也逐步加强了警惕。特别是在‘绍兴和议’签订之后，为了防止授金朝南侵的借口，高宗在遣返新归正人的同时，严禁边将收纳渡淮而来的北方人。甚至是直接发布文书，告诫岳飞等将领，不得招纳北方来归的人民。可每当宋金出现军事对峙的紧张形势时，就又会再次派遣边境的官员招募北人投奔，厚加赏赐。
在赵昺看来，在对待归正人的问题上，无论的皇帝，还是那些掌政的南方文臣满满的皆是卸磨杀驴的套路，并已经定型，以致从意识形态和行为上都表露无遗。在此后蒙古南下灭金，中原干戈四起一时间很多金朝境内的将领、平民大举南下进入宋境内，成为了新的归正人。在这批人里很多人因为卓越的战功成长为南宋的方面大员，军队悍将。
刘整在金乱之际投宋隶属孟珙麾下，信阳战役中“整为前锋，夜纵骁勇十二人，渡堑登城，袭擒其守”，孟珙赞其“赛存孝”，后累迁至潼川安抚使、知泸州事；姜才年少时被掠到河朔，后逃回南宋“隶淮南兵中，以善战名”，在淮西地区配合名将李庭芝抗击元军的战斗中宁死不降。
还有赵昺熟知，并共事多年的张世杰原在元将张柔军中，畏罪投宋后屡立战功。按照剧本元军攻至临安附近时，其应率军勤王，力战不降直到崖山海战身死，本可成为宋末三杰之一。但是由于他横插了一杠子，其还活的好好的，不过他对其也是不薄，这么多年来一直官居枢密使，也算是位极人臣了。
宋与蒙古的最初交锋中，正是从北方招募的归正人极大地遏制了强大的蒙古铁骑，但赵昺站在历史公正的立场上讲，在战争激烈的时期，南宋整体对北军的薪饷待遇都是一流的，甚至要优于南军。可随着时光流逝，却造成南军官兵的不满，南军不服北军的好待遇，也要分一杯羹。
应当说，于是问题来了，著名的山东红袄军首领李全等人就一度因为南宋的猜忌游走金、蒙古之间，给南宋两淮防御造成了严重损害，甚至让一度居于优势的南宋连连败北，可谓血的教训。比李全更为倒霉的则是刘整。贾似道控制了朝政后，推行“打算法”，目标是以整治军中的贪污**为幌子，借机打击那些功劳卓著、不尊重贾似道权威的将帅。
换言之贾似道玩的是清除不服从自己的力量，扶持自己的手下李庭芝、吕文德、吕文焕等人。为此他先后清洗掉对自己不敬的多名南宋高级将领，由金入宋的刘整在对蒙军作战中屡立战功，因担心祸及自身转而叛宋。深谙南宋江防部署的刘整反而成了蒙元军灭宋的急先锋，其驻防的泸州本来就是南宋长江上游防御的重镇，其提出的中央突破，直取襄阳；组建水军，横扫南宋的大战略，事实上也决定了宋蒙决战的最终走向。
如此整治北人自然削弱了南宋防御的力量，不久之后国门打开，襄阳失守，江南危矣！这场南人和北人的论争矛盾最终颠覆了宋政权，其代价不可谓不大……
第９７１章 绕不过（）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休说鲈鱼堪脍，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揾英雄泪？”
“陛下何事如此感慨？”刘辰翁也算是追随小皇帝多年了，从未见其主动诵诗吟词，今日尚未说正题，便吟起了辛稼轩的词，不仅让他好生疑惑，心中也甚是没底儿，轻笑着问道。
“昨日一战，江北众多百姓重归我朝，让朕突然想起稼轩先生当年矢志不渝，创立飞虎军，至死仍念念不忘北伐。可其词里所言的楚天是江南风景，而其以为自己不过是客居江南的游子，倍受排挤，却又无人能解其思乡之情，故国之念呢？少年英雄变成白发老翁，仍终于是‘卧龙跃马终黄土，人事音书漫寂寥。’朕今日忽然想起，叹其中无奈，让英雄扼腕！”赵昺轻叹口气道。
“陛下是担心臣会对归正人暗施手脚吧？”刘辰翁也是人老成精，如何听不出其中的意思，笑笑言道。
“呵呵，须溪先生真是精明之人，一语便猜透朕的心思了，但朕担心的却非先生一人！”赵昺本想说的含蓄些，却被刘老头儿一句戳破，有些不自在的干笑两声道。
“陛下勿需太过烦恼，纵观历史，地域之间人群的矛盾古来有之。即便我朝亦是引发的争执不断，不过却也对归正人、归明人和归朝人皆有前例，臣自会依照办理，绝不会妄自胡为的！”刘辰翁略一施礼道。
“这……这其中还有如此区分，朕还要向须溪先生请教！”赵昺听了却是一愣道。自己这真是一瓶子醋不满，半瓶子晃荡，看来前世道听途说来的那点儿东西还不大靠谱，其中竟然还另有玄机。他暗自庆幸没有‘直言’，否则不仅丢人，还可能误了大事。
“陛下，对于何为归明、归朝、归正人，大儒赵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