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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原王朝眼中，治理苗疆的最重要任务，就是将语言不通、不受官府或地方土司管辖的‘生苗’，改造成通晓汉人语言、向官府或土司纳税服役的‘熟苗’，使苗疆成为开化之地。为达到这一目的，明清两代都煞费苦心。
明朝建立后便利用西南地区的土司来征剿生苗、镇守苗疆。而为了防范牵制土司，又在各个土司辖地周边，设立密集的卫所、军屯，形成犬牙交错、相互遏制的局面。但到了明末，西南各卫所衰败废弛，明朝不得不大量征召土司辖下的土兵，以填补卫所虚空。可想而知，靠征用土司土兵来维持苗疆稳定，只会使土司挟苗自重，尾大不掉。
到了后来为了专注于抵挡来自北方的威胁，明朝只得彻底放弃征服苗疆的打算，竟然想到用一道边墙，干脆把墙外的生苗隔离在外。于是在远在长江以南的湖南西部地区，修起了一道南起湖南、贵州边界的亭子关，北至湘西州古丈县境内的喜鹊营，途经凤凰、吉首两大湘西重镇，全长三百八十余里，纵贯整个湘西地区的长城。可见明朝的统治者是多么无奈，实现统制又有多难。
到了清朝，位于湘黔边界，包括黔东南和湘西在内的苗疆，成为西南地区最后一片不受官府管辖的生界。历代皇帝也是操碎了心，采用佂抚并举，两手都要硬的措施展开了征服。
雍正时，苗疆大员张广泗曾建议：为学习汉文、参与科考的苗人学童特批生员名额，以示奖励。乾隆时则有明文规定：不许生苗参加考试，以示对熟苗的优待。而应试的熟苗，须注明新民籍，既与汉人考生区别，又方便录取时的照顾。
同时，清廷还松弛前代在苗疆地区的禁令，允许生苗在官府登记、领取证件执照的前提下，与汉人、熟苗之间进行适当的贸易乃至通婚。不仅如此，只要不涉及造反，还允许苗疆苗人案件以‘苗例’自行解决，哪怕是命盗等刑事案件，也不妨稍予宽容。
在明时政府为了加强对土司辖区行政干预，不断以土司无后嗣或触犯国法为理由，废除当地的土司官员，改派来自中央的非世袭官员（流官）继任，这一加强中央集权的做法发展到清朝，为了解决土司割据的威胁，终于演变成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
在鄂尔泰的主持下，清政府首先在云贵地区展开了大规模的改土归流，以“计擒为上，兵剿为下”为策略，在争取土司自愿交出领地的同时，对土司中敢于顽固抗拒者，以武力消灭。而对主动配合改流的土司，朝廷多授予现任武职或其他世袭官职以示优待。对原来土司的领地，除重新设置府县外，还增设军事机构，清查户口，丈量土地以便于管理。
改土归流让盛行于元、明、清三朝的土司制度土崩瓦解，但部分流官到任后，因不善治理，骤然加税，贪赃枉法等原因，反而激化了同当地民众的矛盾。让多地土司揭竿而起，康、雍、乾三代，苗疆都未能摆脱‘三十年一小反，六十年一大反’的所谓苗患。
尤其是乾隆末年的苗民起义，清廷更是动用两湖、两广、云贵川七省十八万官兵，延续十余年才将其平息。而福康安、和琳二位乾隆朝重臣，都在征剿苗疆的军中病殁。进入嘉庆朝后，修筑长城将苗疆隔离，并严禁苗汉混杂，也成为清朝对苗疆不得已为之的最后办法。
清朝将长城两侧的汉民苗民编入各自的军屯，纳入国家统一管理，使之成为寓兵于农，为国家屯田的佃户。汉地和苗疆之间的交易，也在少数边卡的严密监视下进行。而边卡的任何进出，都必须办理‘护照’，否则按偷越边境论处。
在密不透风的管控下，将苗疆变为由屯田兵丁进行生产建设的屯垦边区之后，同时清政府也不得不废除新区赋税，尊重当地民俗来维持改革成果，才使得湘西地区逐渐恢复了稳定。然而，在从清末到民国的混乱时期，屯政也迅速解体，失去田地的兵丁四处流窜，将湘西变为兵匪横行的地域
所以在赵昺的理解下羁縻制度的实质，其实就是在少数民族形式上臣服于中原王朝的前提下，基本保持其原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和管理机制，任用当地少数民族头领或德高望重者为地方官吏，除定期向中央朝贡外，一切地方事务均由他们自己管理。这种策略在一定时期为维护统治和地区和平是有着好处的，但是当王朝国力衰退，控制力下降，却又会成为心腹之患。
对于这点赵昺是深有体会的，琼州也算是大宋朝的国土，且设立了州县等官方机构，可实际上根本无法对琼州实现有效的统治，反而时时会受到俚族的侵扰，只是依靠着这些名义归附而事实独立的地方政权，仅仅在形式上维持着对羁縻地区的统治。但是实际上对羁縻统治下各部族、地域的具体情形，往往一无所知。也正是如此，位于山区深处、连羁縻势力也少有涉足
第９２９章 危机不断（）
赵昺琢磨了会儿心中是不住的苦笑，当年他到了琼州后大力对俚族进行了整顿，其实也是利用各部族之间的矛盾和自己日益强大武力的威慑，甚至牺牲了自己的婚姻，不惜与俚族联姻，才得以在过去所谓的羁縻区实现了所谓的熟俚‘改土归流’。
不过即使如此，赵昺在琼州历时十年，朝廷的势力也未能完全覆盖全岛，在远离驿道和州县的那些深山中仍有生俚存在，好在他们的数量很少，已经不足以对自己构成威胁，若是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开发，双方交流的频繁也许能够实现统一全岛的愿望。
赵昺有过教训，也有了些经验，他在想为何迟至明清，历史跨越二千年，西南地区为何还会有如此大面积的地域未曾受到中原王朝的管辖，并且仍然难以控制？而是长久以来通过羁縻制度，对这些地区实行极为松散的控制，却从未实行过完整意义上的统治。
想了一大会儿，赵昺猛然醒悟，无论是生俚，还是熟俚，其实他们才是真正的主人，面对大量迁徙而来的屯田、拓荒，侵占耕地的汉人客户，以及对俚民的财富不断的攫取和盘剥不断加重的官府，当然不会欢迎。以己度人，对入侵的蒙元自己不也是一直在抗争，要将他们赶出去。同样俚民们亦是以‘逐客民，还故地’作为反抗官府，抵御汉人入侵的口号。
如此答案便呼之欲出了，任谁对擅自闯进自己家的人也不会高兴，而这些外人还不拿自己当外人，不仅赖着不走，还要掠夺自己的财富、土地，那么反抗就是必然的。千百年来，这种观念已经在俚民心中扎下了根，且根深蒂固，想在短时间内让他们改变思想几乎是不可能的。而靠征伐也只能管得了一时，还需要动用大量的兵力和耗费巨额的财力。
前时赵昺之所以在大好形势下兵至钦州一线便止步，就是不想卷入与俚人的争斗中，拖入无休止的平叛之中，只是通过刺杀云南王制造动乱，以此阻止蒙元从侧翼威胁自己的安全。而这样做，他也是有畏难心理在其中，不相信自己能够解决这个千百年来的难题。
但是经应节严这么一提，事情已然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使得赵昺头疼不已。做，困难是明摆着的；不做，俚区仍将成为蒙元进攻大宋的桥头堡，始终是他的心头之患。可贸然进入即便能占领俚区，挺进到大理地界，在没有相应的政策下，也是难以站住脚的，且虚耗的钱粮绝不是小数目，还会将兵力拖在那里。
应节严也看出小皇帝的犹豫，也知道西征也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其若是当下应了，反倒是不符合其做事的风格，便又转换了话题。明日便是年后开衙解印的日子，照例是要召开大朝会，确定开年大事，布置工作，两人先行通了个气，而临安府那边也先要打个招呼。
师徒两个说着话便已经到了正午，应节严告退。出宫后他便乘轿转向许国公府，告知这边的事情业已敲定，一者让其放心，遵诺而行；另外表面功夫也是做的，赶紧上请罪的奏表，向皇帝承认错误，自请处罚。如此一来，大家脸上都好看，毕竟大家以后还得做亲戚
赵昺用了午膳后，没有午睡而是留在书房准备明日朝会的事情，其实他也清楚在这种大朝会上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还需与宰执们集议之后，再经过堂议，待有了结果两省再上报给自己，经过御批后下诏执行。但是腹稿还是要有的，眼下除了即将举行的省事和殿试，还有官员的调动、任命及当前如何破解蒙元可能发起的攻势。
次日大朝会上，赵昺首先任命江璆和王应麟为参知政事。由陈任翁接任兵部尚书，接诏后即刻入京履职；以枢密院佥事刘师勇接任长江水军防御使，调江西兵马总管韩振为枢密院同知；同时升熊禾为礼部侍郎。圣旨一下，百官有的诧异，有的欣喜，但是大家都看出天要变了。江家两人一个入相，一个在府，用不了多久将再现昔日辉煌；而陈家女儿为贵妃，一门出了两个尚书，俨然已是朝中新贵。
紧接着临安府知府蔡完义启奏，咸平侯一案已经审理完毕，其拦截圣驾、口出不敬之语，皆是因其家管教不严，结交不慎，以致行为狂妄，并无人指使。但究其罪行，按律当斩，请旨执行。随后自有官员出面求情，称咸平侯之父力战殉国，念其父功，请求宽赦。而许国公也赶紧上奏自请降罪。
赵昺装模作样的训斥一番，发些‘王子犯法庶民同罪’的陈词滥调后，还是请百官所请，赦其死罪，但活罪难逃，削去爵位，刺配五百里；而吴家身为皇亲国戚，亦有管束不严之罪，亲族有爵者皆降一等，入仕者回乡思过。念吴家世代忠良，许国公又承认错误，责令其闭门思过。
随后礼部尚书徐宗仁上奏春闱在即，奏请皇帝钦定日期及考官。省试的主考官叫做总裁，由一品大员担任，副总裁三人，也要一、二品大员担任，且均需进士出身。另外设同考官十八人，皆由进士出身的司官担任。此外还有两名监考官，亦由一、二品官员担任，其余尚有诸多的事务官员。
赵昺随即下旨以应节严为主考，刘黻、徐宗仁和邓文原为副主考，其他一应官员待议后再行任命。省事定于二月二十日开科，殿试于出榜后十日举行。而武科定在三月十五日举行，为国选拔文武之才。又命工部整修考院，加盖棚舍，并调亲卫旅三团警卫考场，协助礼部纠察不法。
接着枢密使张世杰启奏，近日机宜司报告蒙元高丽水军有南调迹象，而驻于淮西的蒙军也在砍伐树木，制造巨筏，似有南侵之意，提议早作准备。户部尚书陈则翁则上奏，如今国家暂时以盐钞代钱，却又是金银与铜钱、铁钱并行，导致各地币值不一，已有混乱之相，还要早些统一币值。其他官员也就各自情况分别上奏，以求圣决。
散朝之后，赵昺又留下众宰执议事，要求他们就国是、俢敕和兵事各自发表见解，并上奏表详述。又令枢密院与在京的众将就当前战局制定预案，商定作战计划，然后再行公议。而回到后宫后，他仍觉心中不安，想想还是钱上的事情，这可不是小事情，一旦此事上出了问题，事情就大了，将严重影响到经济发展，甚至会引发危机。
要知道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