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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将军所言不错，当前我大宋水步两军三十万陈兵于长江南岸，据点防守，但是仍不能堵塞每一个漏点，一旦敌军突破防线则无险再守。”赵孟锦点头称是道。
“若想化被动为主动，就必须攻占两淮赢得战略空间，这个大家想来都已明了，可韩将军为何以为尚需要一系列的战役才能得手呢？”倪亮有些不解地问道。
“倪都统请看！”韩振指指沙盘道，“我军若是只是攻占了寿州，则左翼空虚，仍然面临着敌军的侧击，因而只有占据了襄樊才能稳固整条防线。相反地，如果襄樊失守，不仅大别山北麓的防御不复存在，而且大别山作为山险的局势也会丧失，不仅荆襄的军队不得不全面向鄂州江面后撤，同时两淮也失去了左侧的庇护，而且在长江以北进行防御的必要性也将不复存在；两淮的军队将被迫放弃淮河及其以南的广大区域向建康以南的长江江面集结，准备应对从鄂州方向沿长江及其两岸东进的敌军。”
“原来如此，襄樊与两淮是唇亡齿寒之形，两淮失守则襄樊右翼也必失去遮护，且处于川陕及两淮的夹击中，不仅不能回援长江下游地区，自己也因与下游的联系切断，而陷入坐以待毙的境地。多谢指教。”倪亮拱手施礼道，一副十分受教的模样。
“陛下，属下所知仅此，不足之处请陛下指正。”韩振再向小皇帝施礼道。
“韩将军对于军事上的分析已然十分明晰，朕没有什么好说的了。”赵昺压压手让其坐下道，“虽然山川河流的布局是固定的，但其军事地理的意义却因经济区域的彼此关系的差异，以及南北边界的分布及政权间关系的优劣，于不同时期，赋予山川地险和关塞城池同样有着不同的军事战略价值……”
赵昺没有再多谈两淮在军事上存在的价值，转而讲述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战略价值。江淮地区，经济发达，这一地区的控制，不仅仅是地域大小的变化，地域范围内同时包括着人口、赋税等重要的经济力量的变化，所以涉及重要经济区的争夺时，战争双方的力量对比是非常迅速的。尤其是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在对一个具有重要经济影响的区域进行争夺时。
襄樊的军事价值还在于，对江汉平原这一富庶地带的控制。而鄂州的失陷，对于长江下游的政权而言，则失去了来自四川，云贵、湖南甚至两广的经济控制力，表面上是几个城市的陷落，但带来经济损失的区域往往超过单纯军事占领的地带，鄂州的陷落，东去不远的九江几乎无险可守，但九江的丧失，则意味着赣江流域的丢失。所以，当只剩下长江下游以南三角洲地区的太湖平原的经济和人力，根本是不可能再挽回败局的。
赵昺短期的战略意图就是为南宋的腹地江南构建战略缓冲地带和前沿刚性防御据点，从而大幅降低自己国力损耗之余有效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并非他自己主动理性选择的，而是形势所迫因势利导构建的。当然依托长江构建的防线，在国计民生，战略战术上也并不都是被动消极的，因为江南本身就是宋廷的命脉。
至于向黄河流域进取，赵昺一直打着重归中原，恢复旧都的旗号，也是在对外扩展战略空间。他以为长江既然能作天险屏障，那么黄河未尝也不是天险？而洛阳作为黄河中西部战略支撑核心，东西两面都有雄关险阻，且从经济上而言，黄河流域拥有沃野千里，其生产力，人口，在战略意义上依然极其巨大。而长江的中上游的川陕地区，曾经也是堪比江南的富庶地区，可当下被蒙古人糟蹋的惨不忍睹，自然他暂时也提不起兴趣。
所以赵昺的看法是进驻洛阳构筑前沿防线，在战略意图上是完全且唯一正确的意图，因为朝臣们根本不能理解无论是黄河，还是长江从来不能制造持久的相持。尤其是当下严重依赖江河水网为命脉的前提下，依托长江相持就是对自身国力的持续失血损耗！进取这些战略缓冲地带为长江流域争取休养生息，才是持久相持的根基，缩在长江以南，大宋永远无法完成补血……
“陛下，既然进取两淮可缓解我朝防守上的窘迫之势，又能够得到江淮富庶之地，那为何又犹豫不决呢？难道陛下对我军的实力尚存有疑虑，担心无法完成作战任务！”陆秀夫听了小皇帝对当前局势的分析及战略上的部署，他以为其所想并无不妥，且战机难寻，可小皇帝却患得患失，让他十分不解。
“左相，当前我朝水步两军经过年余的整训和扩编，且全部换装火器，士气正旺，只要陛下有命，吾等定会坚决执行，誓死完成任务。”赵孟锦却对陆秀夫的说法不大满意，起身言道。
“左相，各军早已完成战备，补充了辎重，随时可以受命出征，击败当前之敌。”江钲也觉不忿，起身施礼道。
“左相并无恶意，不要误解。朕也相信各军能够坚决执行命令，完成各自的作战任务。”赵昺看众将不服的样子，急忙制止道，“陆相勿怪，他们常年在军伍之中，性格直率，语无遮拦，得罪之处还请谅解一二。”
“陛下言重了，臣也曾在行伍之中厮混多年，岂有不知！”陆秀夫摆摆手笑道。
“朕之所以拿不定主意，其实是不想重蹈‘端平入洛’的覆辙。”赵昺叹口气说出了原因。
端平入洛，是指南宋在联合蒙古灭金朝之后，出兵收复位于河南的原北宋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三京的军事行动，由于粮草不济以及没有骑兵等原因，最终被蒙古军大败而退回原来的防线，这次行动也标志着宋蒙战争的全面爆发。
“陛下，当前我们虽然缺少骑军，但是有火炮、火枪，且粮草充足，面对蒙古骑军也绝不会落了下风，且两淮地区河道密布，敌骑亦难以发挥优势，绝不会再度重演的。”刘志学满是自信地道。
“若是只用缺乏骑兵和粮草短缺来解释此战的大败，恐难让人信服，陆相以为呢？”赵昺扭脸笑笑问道。
“关于端平入洛的失败，时人以为是理宗皇帝急于求成，在众臣反对的情况下贸然出兵，以致破坏了与蒙元间的协议，导致了蒙元南侵，遗祸后世，此乃是主因，理宗皇帝也下罪己诏承认了此误。”陆秀夫回答道。
“陆相亦以为此说准确吗？只怕也不会相信吧！”赵昺听罢轻笑道，“端平元年初，大臣们也几乎一致认为，金国灭亡，是我朝恢复中原千载难逢的机会。理宗皇帝与部分反对出兵的大臣的分歧在于，理宗认为国内叛乱在绍定年间悉数解决，李全也被剿灭，这时正是出兵的好机会。而以乔行简为首的许多大臣则认为本朝没有能力出兵恢复中原，就算恢复，也没有实力能够守住中原。”
“而后人之所以认为责在皇帝也皆来源于此，看见那么多反对理宗皇帝出兵的意见，最后应验了便觉得他们正确。但朕以为其实不利的因素人尽皆知，支持冒险亦只是因为这是唯一活路。只要稍具战略眼光的人自然能看明白，即使从江淮京湖到进取中原路途跋涉后勤不畅，只要能稳固前沿支点保证军事储备后，也能对长江流域起到掩护作用，所以这个险是值得冒的。而且冒险即使失败，只要在有效的指挥下也能有序抵抗，保全力量撤退，根本不会有超出可承受预期的损失。”
“以现在的分析来看，如果当时没有选择进军开封和洛阳，其实与失败后并无二致，因为我朝根本没有第二条路了。沿江分散布置防御据点，全面动员，军事力量战略机动防御与越江蒙古军消耗相持，除了能保留物资和军队给被动防守时富余一些筹码以外，丝毫不会影响淳祐年间败亡的命运。至于败盟导致蒙元南侵，朕想更是攀附之说，当时蒙元如日中天，志在一统天下；而我朝却对故土难忘，一心收复中原。两国必会一战，恐怕各人早已心知肚明。”
“那陛下以为失败的主因何在？”小皇帝的新论可以说颠覆了多年来的观点，陆秀夫皱皱眉问道。
“导致最终执行的结果是失地亡人的彻底失败局面的原因，是执行力的问题，并非是决策的问题。战前没有弥合内部分歧就决策，决策后又不强力整合保证执行力，本质就是因为各种死不停歇的内耗。”赵昺重重的叹口气道……
第９０９章 事皆有因（）
赵昺不是想为自己的‘祖宗’招魂，也无意为其洗白，说心里话自己与他根本没有一毛钱的关系，自己只是站在公正、公平的立场上就事论事。
在端平元年，金国最后的都城蔡州被攻陷，金国灭亡。宋大将孟珙率军队载着金哀宗的遗骨回到南都城临安，将金哀宗的遗骨送到太庙告慰那些被金兵欺侮过的先人，举国上下是一片欢欣，朝中也举行了一系列的庆祝活动，可以说士气正旺。
而也在这一年，执掌南宋大权二十余年的史弥远在死去后，年轻的理宗终于迎来了亲政。他意图有所作为，主导了一场“端平更化”，荡除弊政，提拔了大批新人，更急于摆脱史弥远留下的那种持重政策带来的收缩防御影响，并以积极进取的军事行动是配合了他的所谓端平更化。
而蒙古这边，大汗窝阔台考虑到粮草不足、天气转热，将大军北撤黄河以北，河南就成了无人占领的地区。在黄河南边的只有大将速不台和塔察儿两支机动部队，其余的守备部队都是原金兵投降蒙古被改编的汉军。且当时宋蒙之间对河南的归属没有做出明确的规定，河南便成了无人占领的空白区。
理宗血气方刚，正欲行恢复之计，赵范、赵葵兄弟此时提出趁蒙古北撤之机，出兵北伐，抚定中原、坚守黄河、占据潼关、收复三京。位居首相的右丞相兼枢密使郑清之也一改先前的主和姿态，非常赞成出兵中原。采纳了赵氏兄弟提出的“踞关守河”的建议，即西守潼关、北依黄河与蒙古对峙，这需要收复包括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三京在内的中原地带。
赵昺因为理宗皇帝的眼光还是不错的，至少赵昺以为当时确是一把好局，手里的牌也不错，而决定出兵也具有一定的前瞻性与合理性。从政治上讲正是摆脱史弥远的阴影，通过一场胜利来树立自己的威信，为自己的革新铺平道路；从军事上将占据‘三京’不仅实现了重回中原的目标，也大大的改变了南渡之后窘迫的防御态势，说不定还能给大宋朝续命，自然也不用他这么辛苦了。
问题是自己这位爷爷明显没有经历过自己的苦难，更没有机会穿越千年，所以其虽然拿着一把好牌却没有打出自己想要的结果。当时南宋宰相郑清之主持灭金之战，但兵部尚书史嵩之、参知政事乔行简及刚因史弥远死去而入朝得到重用的真德秀、枢密院副都承吴渊、淮西总领吴潜等多数大臣均持反对意见。
理宗皇帝没有认清当下的形势，也没有估计到后果的严重性。而是在这样一片反对声中，下诏“求直言”表示自己要从善如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