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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看来整套官吏体系就是在逼人作恶。也许有人不明白，一国政府为什么要逼人作恶？其实说到底赵昺觉得根子还在皇帝身上。要知道皇帝最怕的是有人抢了他的权力，可天下太大，一个人怎么也玩不过来，只能把权力转移到法规、制度之上，并且一环套一环地互相牵制。
结果就是天子的权力没有交给大臣们，也就是“官”，而是交给了执行法规、制度的胥吏身上。胥吏就是帝国的“治民事”的规章、制度的执行者或者说人格化表现，他们的得势，在于皇帝对于地方治权的全面收夺，“治民心”的官们也是皇帝防备的对象。千百年来也有人想解决这个问题，但是直至现代仍然没有能够完成。
赵昺自知也没那么个本事，可无论如何胥吏阶层已成为中国社会一个不容忽视的群体，若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必然会带来极为严重的后果。而既要治标又要治本，他以为还得从制度上来想办法，建立起一套行之有效，又能保证各方利益的规章。
在历代的律法构建中，赵昺觉得唐朝最值得学习。虽然自唐太宗以来时有政变不时发生，但是唐王朝并没有出现衰败的气象，直至迎来开元盛世。他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唐初确立的清明吏治以及制度化运作，以儒学思想为标准涵养官员德行，在唐代也是非常重视官员的德行。而所谓官德，并不是简单的品德培养，实质上还是一种价值观的养成。
从唐太宗开始，坚持以儒家思想教化官吏，并认为德行影响吏治、吏治关系王朝兴衰。唐代的法律制度、考核制度、监察制度等，都是在这一理念下建立起来的。从唐代的实例来看，价值观的养成是有成效的。直到中唐以后，白居易还说：“今之刑法，太宗之刑法也；今之天下，太宗之天下也。”这种影响力清晰地体现在制度上，也反映了价值观的稳固。
《唐律》对于官员没有恪尽职责的各种行为都作了具体的规定。标准如何、违反规定的程度以及受到的刑事处分都明确清晰，具有很强的操作性；有规章自然就要有监督，唐朝建立起了垂直有效的监察制度，御史台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且朝廷对御史选任非常重视，其有权直接弹劾包括宰相和御史台长官在内各级官员，对地方官员的监察也无须向地方长官通报。
此外唐代制定了严格的审计制度——勾检。勾检制度涵盖全国各部门及各级地方政府，每旬、每月、每季、每年都有勾检。这对于提高官员工作效率和管理公文起到了较好的作用，也有利于及时发现工作中的问题、随时纠正错漏。严格来看，勾检制度是监察制度的一个部分，但又有着较为独特的工作形式，是治理懒政官员十分的有效方法……
一想到法律，赵昺就不止是脑袋疼了，而是脑瓜仁都疼。因为至今大宋都没有一套完整的法典，且极为混乱。加上蒙元入侵各种典籍丧失殆尽，毕竟战乱之时逃命是第一位的，没有谁还想着带着那些沉重又‘无用’的书籍。这就导致行朝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大家都是根据惯例，或是散乱的条文来行事，毕竟没有谁能将诸多的条文都记住。
在生死存亡之际，也没有人去顾虑这么多。行朝也就成了上头怎么说，下头便怎么做。而一旦起了争执，也无据可查，你说典律中有此规定，我说没有，可又查无实据，都成无头官司。到琼州后，赵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也曾想重新编撰，可此事做起来不是一句话就能办到的，而是一项浩繁的大工程，只能由各部根据形势变化出台些临时管理办法。
所以如今比较完整的律法，只有赵昺主持修订的军法，对军中各项事务做了完整的阐述和详细的规定，但按照传统这也不能算作律法，也只是暂行规定。其它方面的律法则仍处于自行其事的状态，可以说十分混乱。不过大宋朝的律法向来如此，大家似乎也习以为常，只是他自己麻烦些，打起官司来都得找他来裁决。
严格的来说，大宋朝根本就没有一部完整的法典。在中国法律史上，宋朝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因为它没有自己的法典，有的只是一部“抄袭”《唐律》的《宋刑统》。由于在宋朝和唐朝之间有了一个混乱的五代十国，所以宋朝继承的法律名称没有沿用唐律，而是沿用了后周的“刑统”名称，结果就有了特殊的《宋刑统》。而采用唐律，主要是为了其象征意义，而不是为了其内容。
因此《宋刑统》成为基本法典，而一般性法律，则通常都以“编敕”的形式出现。编赦。宋代的敕是指皇帝对特定的人或事所作的命令。敕的效力往往高于律，成为断案的依据。编敕就是将一个个单行的敕令整理成册，上升为一般法律形式的一种立法过程。可以说这是本朝一项重要和频繁的立法活动，大凡新皇帝登极或改元，均要进行编敕。
到了南宋时期，由于原来按敕、令、格、式法律形式及发布时间汇编的方法，缺少条理，难于检索使用，所以淳熙年间改为根据法律的内容、性质、功用，分门别类，依事编排，并将这种体例冠名为“条法事类“。在敕、令、格、式四种法律形式并行和编敕的基础上，将敕令格式以“事“分类统一分门编纂。赦，是皇帝诏令一种，地位还重于令；格，用来防止奸邪的禁令；式，各种章程细则。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编例，也是重要的法律形式和立法活动。其中是由中央司法机关或皇帝审断的案例，被相继沿用，成为惯例。编例是将原本临时性的断例进行汇编，上升为具有普遍效力的法律形式。例由于形象、具体，使用时的方便、灵活，实践中经常出现“法令虽具，然吏一切以例行事，法当然而无例，则事皆泥而不行“的现象，甚至跃居于法令之上，造成宋代法制进一步混乱。
所以说大宋朝除了一本抄的《宋刑统》根本没有企图法典，而一般法律都是编敕的形式出现的。赵昺作为现代人不难想象出其中的混乱，大宋朝到自己已经是第十八位了，其间有多少事情发生，而敕更是不知道下了多少道，其中往往又是因时、因事的不同而颁布的。将这些全部作为法律实施，其中不免又重复或是矛盾，更因形势的变化而变得不合时宜，依然参照执行，恐怕自己都打起来了，不乱才怪。
本来赵昺准备在进入临安后，商议国是时将俢敕作为一件大事来做，以统一国家的法令，却被‘休养’了，事情自然也就放下了。今天想到官吏的问题，他觉得应该尽快实施，一者可以用制度的形式重新划定两者间的关系；二者官员也不必因为不知法令而无法视事，从而减少对胥吏的依赖；三者通过律法约束官吏和百姓的行为，减少社会矛盾。
不过赵昺也明白制定、修改法律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即便是现代从提出议案到实施都要花费数年的时间，何况在古代。而让他烦恼的是修订法律自己还说了不算，虽然叫做‘敕’，所有的敕条并均以皇帝名义颁行天下，而修敕的权力实际上掌握在通晓法学的士大夫手里。
千万不要以为皇帝“出口成敕”，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其实并不是那么回事儿。朝廷有专门负责修订、汇编法律的机关，叫做“详定编敕所”。编敕所由提举、同提举、详定官、删定官及若干文吏组成，在编敕过程中，每个立法官都可以对草案提出意见，但提举与详定官拥有对法律草案定稿的权力。
其次，修敕局启动立法程序后，朝廷会利用遍布各州县的粉壁，出榜公告天下，征集立法建议。所有人都可以到衙门投书提出合理化建议，州县政府收集后用“急脚递”送达京师进奏院，再由进奏院交给“详定重修敕令所”。凡建议得到采用者，“即保明申朝廷，乞与推恩”。最后，法典经皇帝批准，颁布生效之后，如果民众发现其中的缺陷，还可以向朝廷奏陈立法得失，并建议修订……
第８４８章 ‘解放’（）
宋朝这一制度化的“立法民主”机制，以赵昺所知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从其他王朝中找不到类似的制度。表明立法须走“众人议论”之程序，此乃宋代一直实行的惯例，而这里的“众人”，不仅包括朝中百官，也包括一般平民。朝廷批准了详定编敕所提出的一项动议：官吏民庶等，如见得见行条贯有未尽未便，合行更改，或别有利害未经条约者，并许陈述。所以如果一项立法受到的非议很多，仍可以促使朝廷重新修法。
因此尽管这大宋朝尽管还没有出现一个诸如议会那样的民选立法机构，也没有立法议员。不过宋人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善的“立法民主”机制。宋人认为自来先置局，然后许众人建言，而删定须待众人议论。“自来”二字，表明立法须走众人议论之程序，此乃宋代一直实行的惯例。如此一来立法不是由皇帝出口成敕，也不是由士大夫闭门造车，而是要经过“众人”的充分辩论，择其善者而从之。
另一方面，赵昺以为虽不能说宋代已经出现近代意义上的司法独立，行政与司法的分立也并不是特别明确。不过，若说宋朝已经出现了法治的意识则是没有问题的。宋人明明白白地提出，当法律制订出来后，上至君主，下至臣民，都需要遵守，君权不能成为违法的挡箭牌。且做出了明确的规定：
州县独立进行审判，不得请示、征求上级法司的看法；提刑司如果发出批示干预州县的司法审判，州县法院可以不必理睬，一概依照法律办事；干涉下级独立审判的上级法司，以违制追究责任；御史接受皇帝的委派，组成特别法庭审理案件，不受宰相与君主的干预。
所以赵昺觉得现代人以为中国古代的君主“言出法随，赏戮由心”，又以为古人没有“司法独立”的精神都是深深的误会。这也是在鄂州即便他想亲审秦林锋都不可能，而必须由司法部门处理。不过他可以进行监督，其他人可以弹劾，就是不能参与审判。
而程序上的繁杂，必定会导致时间的冗长，即便现在着手去做，也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的。赵昺想到几件大事已经到了非要解决的时候了，但是太后却迟迟不肯‘交权’，回京的日子似乎也摇摇无期。他有些坐不住了，当下也只能以监国的身份向太后上书，请安、问候之后，又表达了自己的思念之情。最后才分析了当前的形势，从眼前面临的困难，谈到眼下正在进行的和议，及即将举行的科举考试，然后才转到‘俢敕’之事。
在此赵昺颇废了些笔墨，言及当下‘祖制已成垂暮，旧法难以为继’，必须通过重新俢敕统一法令，确定国家制度，通过律法维护赵氏的统治地位，以使大宋长治久安，国脉万万年。同时附带着提出自己最近身体大好，如今已到初秋，想前往太湖游猎，活动下身子。
将书信寄出后，赵昺忽然又想起什么，又给中书省下了一道诏书，诏令此次科举向所有胥吏开放，允许他们参加科举。他之所以这么做，是想到朝官们重提官吏之分，可能是自己将林之武、林若水等人分遣各处为官引发的。要知道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