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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三世有三公者曰：膏粱；有令、仆者曰：华腴；尚书、领、护而上者为甲姓；九卿若方伯者为乙姓；散骑待郎、太中大夫者为丙姓；吏部正员郎为丁姓。凡得入者，谓之四姓。很清楚，判断一个家庭属于门阀与否，关键之一在于是否三世连续做高官。
依据这个标准，在宋代的十二个出身于高级官僚家庭的后妃，即所谓“公卿大夫之女”当中，够得上膏粱、华腴、甲姓的绝无一人，可以算作乙姓者也独一无二。她们的父、祖辈大致不外乎下面两类人：
一类是乱世英雄，他们几乎都是生逢乱世，以战斗取富贵的，究其本来出身，实在微不足道，不过粗人而已。就三世而论，在宋代难得的声势显赫之家，也算不上头等门阀，只够个“乙姓”而已；另一类是布衣卿相，他们大多靠科举入仕，直至位极人臣。俗话说得好，富不过三，换在这里同样适用，三代人中都有儿孙能入相的，赵昺觉得比零能大个零点零零几。
所以赵昺觉得后世人以为‘婚姻不问门阀’是时代的进步，其实够虚伪的，实在是因为从中选不出来了。转而说什么不欲选于贵戚，最理想的是所谓的小官门户，也就是中、低级官僚之家择选，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不过作为历史迈过严格的门阀政治时期，进入了典型的官僚政治阶段的标志方面来说，勉强能算是个历史性的进步……
第８２４章 新发现（）
正是因为革新的不彻底，宋代良贱不婚尽管不是一成不变，但却基本沿袭下来。不仅颁行于宋初的《宋刑统》照抄了《唐律疏议》有关良贱不婚的全部条文，直到南宋后期，法律依旧如此。换句话说，也就是什么等级的家庭只能同相同等级的家庭通婚，至于士庶不婚尽管大体打破，但也只是大体而已。家庭内部卑幼婚事仍然皆由尊长包办，这在整个中国封建时代一以贯之，宋朝始终也没有什么变化。
因而赵昺仍然不对自己的婚姻抱有多大的希望，不过还是希望自己能搀和一下。在他看来尽管婚姻自己不能做主，而是作为一种政治工具存在，那他就需要将它用到极致。他知道宋朝为了防止外戚干政，对待他们的基本原则是“养之以丰禄高爵，而不使之招权擅事”。
也就是朝廷尽管会授予外戚节度使之类的虚衔，却不会给予他们以实权，在为数众多的外戚当中，官至势政大臣者屈指可数，因而从整个宋朝历史上来说当时岂止无外戚外朝，外戚简直难以对朝政发生多少影响。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不少外戚养成了淡于权势的习惯，他们因此一概被称赞为“得外戚体”。
赵昺就想利用“外家不任要职，亦不干预政事”这条原则，来清除朝中那些想换不能换，想撤又撤不了，却又赖着不走的重臣。而他正可利用一场婚姻将他们送回家去养老，然后逐步将自己的亲信提拔上位，从而兵不血刃、顺理成章的完成权力交接及新老臣僚的和平过渡。但是现在的情况下做起来却很难，因为这事情根本没有主动权。
既然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改变，赵昺暂时先撂下了此事。不过太后将姚良臣和魏天中收监，让他觉得奇怪，其是在为掌握大权立威，还是在为自己除去祸患呢？但是细想之下又不大像，按照历史上的规律，幼帝亲政之前除了行冠礼之外，就是大婚，表明其已成年，可以处理政务，打理国事了。
另一方面，赵昺考虑老赵家经过大变人丁凋零，宗室四散也剩不下几个了。而宁宗皇帝的后代也只剩下自己和远在大都的德祐帝赵显，据他所知其后来娶了为蒙古公主为妻，再后为了避祸又当了和尚，其子孙想认祖归宗恐怕也会因为血统不纯再难以入碟谱了。那开枝散叶的任务就交给自己了，即便自己死了能留下一男半女也好有个根儿，能够继承大统，不至于花落旁家。
不过想到这里，赵昺也放心了。当下大宋就留下自己一个正根儿了，太后即便想要临朝听政，过过当武则天的瘾，早晚皇位还得传给自己。若是其有外心，那自有人会上书太后让自己亲政，将其送回后宫。但以他所看，太后不是贪恋权力的人，事情不会到那一步，可其中隐情他又猜不透，也不想猜测了……
赵昺虽然打定主意不再想朝中的事务，好好的清闲几日，可在这屁股大的孤山没有两天便转悠遍了，而他又没有什么文艺细胞，不会见景抒情、吟诗作赋。每日除了跟着侍卫营的军兵出操习武，便是找个临湖的地方捉鱼摸虾，但是想下岛去别处逛逛绝对不能想。
如今吊在赵昺身后的不仅有侍卫营的近卫，还有亲卫团的护兵。而杨世隆这货还以加强警戒的名义把岛上的船全部集中起来看管，并令一团士兵日夜加强巡逻，防止有人偷渡上岛。他当然清楚这些都是针对自己的措施，不过也懒得与其置气。而陈墩气得想调动侍卫营将一团给灭了，这分明是将他们当做贼来看着呢！
“那水车设计的很是精巧啊！”延祥园的黄庭殿，是一座多层建筑，可俯瞰整个西湖地区，为全园最重要的主体建筑，景观最佳，殿内还绘有本朝绘画名家萧照的山水画。赵昺今日登楼观景，却没有看出西湖景色有什么好，在他眼里未加人工修饰的自然景观才是最壮丽的，望远镜不禁就转到了更远田地中，此时夏粮即将收获，农夫们正用水车将水田里多余的人的排走，他看了笑着道。
“官家这不叫水车，而是水碓磨，在江南临近河滨之地十分常见，据说是南朝祖冲之所发明的，连当时的皇帝都亲自来看。此物可一举而三用，以激水转轮头，一节转磨成面，二节运碓成米，三节引水灌于稻田，水边的百姓有水碓的家庭，可一辈子不以砻来去稻壳的。”王德在一边笑着解释道。
“哦，原来此物便是水碓磨！”赵昺摸摸下巴言道。他想起前世在网络上的一场争论，就是关于祖冲之发明的水碓磨是否与‘千里船’有关。
“是啊，官家此物甚是机巧，来日咱们可以去看一看！”王德跟随小皇帝这么多年，自然清楚其喜欢什么，笑着说道。
“王德，你回趟宫里，让匠作坊的工匠做一台水碓磨的模型，在将工作室中的物件搬到这里来。”赵昺却有自己的心思，想到了一个可以打发时间的目标，扭头对王德说道。
“官家，太后有懿旨，没有诏命不得擅自回宫，再说杨统领看守甚严，想出去也不容易啊！”王德面露难色道。
“笨蛋，那你便让其传信，这些东西明日我便要，让他看着办！”赵昺骂道，然后转身便走。
第二天早晨，果然如赵昺所言，杨世隆亲自将他所要的东西送到寝宫，还一个劲儿的赔罪。称昨日太后已经狠狠的责骂过他了，训斥其不懂自己的心意，让他好生照顾小皇帝，却怎敢对陛下无理。同时表示只要陛下不下岛要什么东西，想要接见谁尽管吩咐，绝不敢违命。
赵昺自然不会因此与其计较，他的心思已经不再这里了。现在谁都清楚车船之所以一定比普通木桨战船快。第一是从人体肌肉力量的角度分析。有句俗语，就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从腿部与臂部力量的不同，就可知车船一定比桨船快。第二是从物理做功效率来看，车船的明轮桨叶是连续运动，效率高，而木桨划水时间歇运动，效率低。
故从理论上讲，同样数量、同等体格的水手，分别以桨、明轮来驱动同一吨位的船只，在同一水域航行，明轮车船的速度基本上是桨船的两倍。当然实际操作中的情况会因其他因素而改变，但可以肯定的是，车船的最高速度理所应该比最快的桨船高。
车船在中国历史上出现的很早，至少在南北朝时期已经得以普遍应用。而就在这个时期突然了一种叫‘千里船’的蒙冲战船，争论也就此开始。赵昺当然知道古代船只的动力源只有风帆、人力，动力推进工具也就是桨、橹、水车明轮等。但从“千里船”的名字来推断，这种高速船只很可能应用了一种新的动力源或者新的动力推进方式。
由于千里船没有实物和图片留存，而据史籍记载可知是内河战船。赵昺他们据此判定因为内河与近海战船需要很高的机动性，不能受风向和水流太大的影响，所以风帆不是战船首要的动力源。而手握桨、橹的做功效率，从物理学角度讲，已经没有多大的改进空间。所以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他们判断可能改进的地方，就是增加一种高效的原动力或者比当下战船的水车更好的明轮推进装置。
对于这种新型高速战船的突然出现，由于史料的缺失，后人们便不知道是谁发明的，便有了很多猜测，以为是祖冲之发明的。可后世人皆知道其是个数学家，计算出了圆周率，以为这是八竿子打不着的事情。一下导致了不小的争论。
赵昺‘研究’了一番以为还真有可能，祖冲之生活在刘宋和南齐两朝。其祖父祖昌曾任刘宋的大匠卿，掌管土木工程；祖冲之的父亲也在朝中做官。有这样的家庭环境，加上其后天的努力，使其在数学、天文历法、机械制造领域都卓有建树不无可能，加上其曾经成功复制出了指南车和这水碓磨，由此也可以推断祖冲之对于车辆、齿轮结构有非常深刻的研究。
但是赵昺的观点遭至了狠批，以为这是牛马不相及之事，反对者认为技术的发展和革新都不是一蹴而成的，皆具有历史的传承性，而南朝之后造船业极为发达的唐、宋、明都没有出现所谓的日行千里的车船，且在车船使用最为广泛的宋代也没有达到这个高度，那么南北朝时期又怎么会出现呢？
赵昺当时被驳得哑口无言，但又有人提出新的观点，其以为不劳人力，又不因风水，那就只能是畜力了。以畜力来作为船舶的动力，一般情况下是发生在拉纤的时候，除此之外，就只剩下另外一种情况了——西方曾经出现过牛转车船。而证据就是在公元六世纪，世界上第一幅牛拉明轮船画中，在罗马战船上用牛推动绞盘，再由绞盘齿轮带动三对船侧的明轮。
不过很快反方有人说此画是后世的赝品假托之作，非出自六世纪的画家之手。因为在此图之前，西方无任何车船的文献记载，此后很长时间内，直到达芬奇时代，其设想的车船也只是图纸计划而非实物，西方一样也没有车船的使用记录，这让此图显得异常突兀。况且图中的车船还在使用着原始的边舵，而非艉舵，但动力系统却是古代社会最顶级的明轮推进装置，不能不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
水碓磨这东西也早就失传，皆是只闻其名不见其详的东西，赵昺这一方再拿不出什么有利的东西来证明，只能‘甘拜下风’，但水碓磨又勾起了往事，反正闲着也是闲着，若是能证明自己当初的论点是正确的也值了，虽然那帮网友再无缘知晓，那就让他们这帮傻家伙们糊涂着去吧！而当下琢磨透了，自己再真能恢复这种高速车船也具有实际意义，又何乐而不为呢！
赵昺当下先研究了水碓磨的原理，在水碓磨出现之前，磨和碓是分开的，长期靠人力或畜力来转动磨的。祖冲之的发明是通过用“水转”轮轴来推动“磨转”，那么像祖冲之这样的第一位将圆周率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