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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宗师荀子最反对的也是治国不正，权术横行。他说：“人君者，隆礼遵贤而王，重法爱民则霸，好色多诈则危，权谋倾覆幽暗则亡。”在他看来，以德治国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国是霸道之途，而权术立国则是最糟糕的一种治国方案。因为，权术一旦横行，就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灭亡了。
“治大国如烹小鲜”的第二要义是选贤与能。这是一种看似平常却高超的领导艺术。具体来说，就是要将合适的人安置在合适的位置，充分发挥其角色作用，而不是对具体的事务进行干预。法家的集大成者韩非子，在老子思想的影响下，就曾提出过“君道无为，臣道有为”的观点。在他看来，君主作为最高管理者，不必事事亲为，而是要学会将主动权交给手下的大臣，发挥他们的积极性。
新中国的开创者毛爷爷亦深谙此道，他曾说：“领导者的责任，归结起来，主要地是出主意、用干部两件事。”具体来说，以正治国，就是要有一套保障国家机器自发运转的良性规则，而且这一规则能够一以贯之，不因人而废，因事而止。一旦做到了政令畅通，国家这一组织系统就会健康运作，自动调节，而不需要管理者过多地干预。
赵昺虽然清楚这个道理，也知道如此自己可以省去很多事情，但是也知道如此就需要‘放权’。而他更清楚自己的权力来之多么不容易，可以说是用命换来的，况且现在仍有人觊觎自己的权力。所以他十分谨慎，而这也让自己活的十分累，面对新形势有些迷茫
第７９２章 ‘曲解’（）
赵昺一直想通过系列的制度改革重新构筑大宋的国体，按说在白费待兴之际是最好的机会，但是他发现难度之大不亚于在琼州的吏制改革，那还是仅在小范围内执行。而要想在整个江南大范围的推开，就要面对更多的反对者，且政权更迭，战乱刚刚平息，民心思定，国家也需要休养生息；军队同样要扩编整训，这时候在争论声推出体制改革，又怕引起动乱。
跟着几位师傅学了多年经典，赵昺清楚无论是古代的大经学家还是帝王，对老子的“治大国若烹小鲜”似乎只有一种解读：诗经毛传注解：烹鱼烦则碎，治民烦则散，知烹鱼则知治民；唐玄宗：烹小鲜者，不可挠，治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伤人，挠则鱼烂矣。此喻说也。小鲜，小鱼也，言烹小鲜不可挠，挠则鱼溃，喻理大国者，不可烦，烦则人乱，皆须用道，所以成功尔。
连昏君宋徽宗也以为事大众而数摇之，则少成功；藏大器而数徙之，则多败伤；烹小鲜而数挠之，则溃，治大国而数变法，则惑。历史上各家解读也是大同小异，不外乎上面这些说法。而说了半天都是言烹鱼不能频繁地搅腾，否则就会碎掉烂掉，不便食用。由此推及，治理国家不能烦扰民众，否则无法成就大功业，就是治理大国不能频繁盲目地折腾。
在常人看来说得不错，谁愿意吃一锅分不清刺儿和肉的‘鱼糜’啊，人们往往也都会根据自己的直接或者间接经验，想当然地认为这不是明摆着的道理嘛！由此推断出国家也是如此，当政者天天折腾百姓，老百姓不得安居乐业，社会怎么会能稳定？经济怎么能发展？因此，大家都会不假思索地接受上述解释，认为这道理既正确又深刻。
不过赵昺却要说一句，你肯定没有做过鱼。而肯定也有人不服，我们没做过鱼还没吃过鱼吗？而他是做过鱼，且是前世还度过一段近海先吃鱼的日子，‘潦倒’的他自然也就没有挑肥拣瘦的权力，逮着什么样的吃什么样的了。以他的经验看，其实凡做过鱼的人也都知道，大鱼比小鱼更怕折腾，更容易碎掉。
你煎一条数斤重的大鱼，跟做一条只有小拇指大小的鱼比一下，就会知道两者的区别。小鱼体小肉紧，翻搅几次没多大关系，仍然能保持完好无缺。然而大鱼翻动两次就可能先断成两节，当然大厨和美食达人除外，再翻的话就就看你想吃肉，还是想喝汤了。
因而赵昺基本断定老子肯定是亲手做过鱼的，而像唐玄宗和宋徽宗及一众评论家都没有这个经历，他们对这句话的理解可能就产生了歧异。而偏颇正是忽略了句中两个关键字——大与小，从而产生了不同的答案。在日常生活中，想吃大鱼，一般一条足矣，至多两条；但要吃小鱼，就不能以条论，而是要论斤称了，且一斤也要几十条。
在烹制大鱼的时候，一条鱼直接下锅炖就好了。可小鱼若是一条条的去做，不是脑残或是闲的蛋疼，那就是密集恐惧症，排出这些特殊人种都会将几十条小鱼一股脑的倒进锅里。而在烹大鱼时，你只用眼盯着一条鱼就行了，且看得明明白白的，烹调过程相对比较简单。然而烹小鱼时，锅里一大堆，你就必须适当搅动，照顾到众多的小鱼，让每条小鱼受热均匀，不至于贴近锅底的烧糊了，而上面的还是生的；此外汤汁也要浸没所有的小鱼，不至于有些鱼味儿重，而有的却淡而无味儿。
所以赵昺以为这才是“烹小鲜”和“烹大鲜”的最显著区别，也是老子比喻的精髓所在。如果老子就是想说明“治理大国不能折腾”这一道理，那么他的话应该是“治大国若烹大鲜”，因为这样更加贴切，才能准确表达他的思想。然而事实上，老子却用了“小鲜”来比喻，显然他是另有所喻。
赵昺以为若说“治小国如烹大鲜”，这也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国家就像琼州那么大，照顾好了岛上的子民，‘全国’的人也就基本都沐浴在皇恩之下了。然而治理大国就像烹制小鱼一样，幅员辽阔，庶民众多，要照顾到每一个百姓，这样难度就要大很多，当政者就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做出更大的努力，让那些偏远地区的百姓得到跟皇城根下的一样的待遇，使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能得到适当的照顾。
中国人向来有个传统不患寡患不公，也就是现代人常说的仇富，而发展到一定程度便会引发社会矛盾，当社会矛盾积累到一定程度，几乎都是以人民揭竿而起，强行均贫富为结果，重新换了皇帝。赵昺前世当了一辈子屌丝，做梦都想去杀富济贫，与他们共享发展成果，想想此时此刻的人也必然不会差多少，自己不为他们均贫富，人家就要替自己均贫富了。
所以赵昺以为无论是历史经验，还是自己两世为人的体验，他以为社会成果应该让每一个人感受到，并能公平的享受到。而当政者要作为维护公平的执行者，避免有些人获得暴利，穷奢极欲，另外一些人却劳碌终日难以果腹。而要做的这些就要有一套合理的国家体制，有一套保障国家机器自发运转的良性规则，而且这一规则能够一以贯之，不因人而废，因事而止。
不过赵昺十分清楚自己的斤两，从老子提出这种理论到自己前世总有几千年了，其中不乏名士贤达及圣王明君，但仍然无法完美解决，能做到相对公平的人就可以叫做明君了，那个时代被称为盛世。而要自己去做到，也只剩下呵呵了，虽然结果很沮丧，但他希望自己也能够建立一个相对公平的社会，让百姓安居乐业，可这条路有多难不问可知，能走多远也是未知数
在当下以士大夫为领导阶级的社会，以德治国是王道之路，以法治国是霸道之途，而权术立国则是亡国之为已经成为共识。在他们看来以权术立国，一旦权术横行就会把国家带入毫无秩序的混乱之中。这样的国家，内耗必然增加，管理成本也会骤然上升，到了无法应付的那一天，就自然而然地走向灭亡了。
赵昺觉得这很有道理，不过他以为这也因时而异。自己刚来的这个世界的时候两眼一抹黑，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备胎，自己若是不玩点儿心眼能行吗？而随后在极为复杂和危险的情况下若不耍点诡计，自己怎么能从中脱身？到了琼州不搞点名堂如何能笼络住人心，搞来钱财维持自己的小朝廷，抵挡住蒙元一次次的征伐。所以弄权已经融入了他的生活。
不过现在地盘大了，人口多了，事情也多了，若是仍然靠权术来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力显然已经不合时宜，所以赵昺以为自己已经度过了靠耍阴谋诡计来管理国家的时期已经过去了，也就是说自己靠‘黑’完成了原始积累，现在应该是漂白的时候了。
那么是走王道之路，还是霸道之途，赵昺觉得王道之路那是治国的最高阶段，而霸道之途就像是共产主义社会之前的社会主义一样无法逾越，只有如此才能完成复国之战，以强制力统一思想向治国的最高阶段过渡，达到国家这一组织系统能健康运作，自动调节完善，而不需要管理者过多地干预，达到“一国之政犹一身之治”的至高境界。
赵昺当然知道这条路也是条艰难之途。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为求自保纷纷变法图强，但真正变革成功的却寥寥无几。究其原因，主要是新法在推行过程中遭到了太多人事和权术的羁绊，以至于虎头蛇尾、有始无终。可见当国家的变革政策和自身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倡导变革的人自己尚不能坚持原则，新法推行的效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变革成功的唯有后来商鞅在秦国推行的新法。当时，七国争雄，秦国之所以能够吞并八荒一统天下，正是因为商鞅为秦国留下了一整套健全的法律制度。商鞅的新法，虽然历史上褒贬不一，但却是“正”的：有功则赏，有过则罚，都按照法律的规定透明地执行，绝不玩弄权术、暗箱操作。最为重要的是，赏与罚，都能及时兑现，决不失信于民。
治国以正，赏罚有信，是秦国在硝烟四起的战国时代脱颖而出的关键。就连一直恪守德化、对法治颇有微词的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对商鞅大加赞扬。他说：商君虽用法苛刻，但身处乱世，诈力横行，仍然能做到不失信于民，仅凭这一点，足以治四海，平天下。可见儒家也不得不赞同法制对于战时和建国还是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次日，文天祥将拘捕秦林锋，改编威胜军的计划呈上，赵昺看后只将‘就地正法’改为‘押解回京，三堂会审’，其余只字未改，准其照此执行。而这时各地州府得知陛下不能返京，将在鄂州过年的消息后，纷纷通过水陆将贡品送来，不过大家都知道小皇帝‘不爱钱’，因而送到的皆是各地特产，其中吃食又占了大半。
赵昺下令将贡品分给各军，同时下诏元旦举行大宴文武，各军指挥使以上军官，鄂州州县主官及五品以上文官皆在之列。皇帝在此过年可是鄂州从未有过大事，全城百姓无不感到骄傲，更感激大军入城后秋毫无犯，而城中也未出现大规模战事，纷纷捐献慰军，各处也是张灯结彩，有了节日的气氛。
元旦宴会就设置在总领府的大堂之上，这里虽不比朝中人多，但也有二三百人济济一堂，文武分列两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