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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亡的经历也让赵昺切实感受到这种历史的吊诡和命运的不可捉摸，那些殉国的忠烈之士虽然死法各有不同，对生命的留恋程度也互异，但在势穷力竭、屠刃加颈之时，他们均能慷慨面对，无一屈服，都不愧为英雄。他每每想到此都会扪心自问，但答案却总让自己失望。
由己度人，生命对每个人来说都只有一次，取舍之际，各人的考虑永远是不同的。太平年代的人，永远无法体会乱世人的心情。但我们必须要明白，承平之世写道德文章易，危难之际行杀身成仁难。这是读书人最易忽略的问题。时势既能造英雄，有时也会成为人性的镜子，照出人类的复杂和一些人的尴尬。
每当社会动荡，让注重文行出处、负有济世之志的有识之士，在危险还未出现之际，同样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南下的鞑子很快就稳住了局面，江南的抵抗也渐次消歇。“死者长已矣，存者且偷生。”对大多数人来说，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也进入了常态。生死的选择此时已成为过去，曾经的精神困境也不复存在，谁还会想着去殉国呢？
但对有些人来说，另一个问题却开始浮现出来，那就是在新政权统治下，出仕者面对隐居者，偷生者面对尽节者时，内心挥之不去的尴尬和愧疚。仕敌以后，曾经被自己和朋辈视为立身根本的道德节义成为沉重的负担，压在心头。但委身异族，即便实有诸多的不得已，可昔日的同窗和知交纷起反抗，或死或隐，又使他不能不对自己的选择表示怀疑，被痛苦时时噬咬自己的良心。
不过作为过来人赵昺还知道曾经誓死汉庭的士子们，在蒙元亡国后也有不乏为之自杀殉葬者；而在满清初立时，在诸多士人的带领下为反对剃发令死的人以十万计，可在其灭亡之时，为了保住辫子死的士人也不知有多少。但你能说这些人是不忠吗？
“头疼！”赵昺琢磨一天的事情，想了很多，也让他脑子发生了混乱，仿佛抓不住了重点，但是每件事情似乎又不可或缺，种种示例更让他心塞。反正也睡不着了，他披衣而起点燃烛火，坐在案前铺开纸张提笔写下了自己的感悟。
在开科的前几日，《帝国日报》的头版连续发表了署名黄六的《正视敌人才能战胜敌人》、《鼎革之际谈忠奸》、《好男儿志在沙场》三篇文章。朝野皆知《帝国日报》乃是朝廷的喉舌，代表的是官方态度，而文章笔锋犀利，文风大胆，直指当前的时弊，揭露了世人当前的心态。
一时间在朝野上下引发了极大的震动。而朝中重臣也纷纷发表文章附和，右相文天祥更是在报上发表了自己被俘后在船上的诗作，‘自古人生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语令无数士人汗颜，但也激发了他们的爱国情怀，与之唱和……
第688章 布局（）
十月行朝部试如期举行，此时的科举考试并非像现代人理解的那样只需一篇文章就能登科当进士，做状元。其实也是分有多个专业科目的，“常科”就是常设之科，类似今天高考等公开考试，国家规定大纲、内容、时间和具体程式。除进士科之外，还有诸科，包括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明经、明法、明字等科。
所谓“九经”，即唐朝定下的九部儒家经典，“五经”则是西汉时确定的五部儒家经典，“开元礼”是唐朝修纂的一部大型礼书，也可以看成是实用“礼学”的专科考试，“三史”指《史记》、两《汉书》和《三国志》，可以理解为史科的专科考试，“三礼”指十三经当中的《周礼》、《仪礼》和《礼记》，可以看成是礼学理论的专科考试，“三传”指《左传》、《公羊传》和《榖梁传》，可以看成是经部史书的专门考试，“明字”是字学考试。
“明经”指全部经书的统考，可以看成是传统经学训诂类的考试，“明法”是法学考试。关于“进士”和“明经”，则需要多说几句。从唐代以来，举子们最看重的就这两大科，两大科中，又以进士科为最。原因很简单：中进士者日后仕途非常乐观，往往能爬到宰辅的高位，及第明经的前途要坎坷得多，最终能做到高官的人寥若晨星。其他各小科一看就知道，即使考中，也不过终生是个小业务官，很难掌握到权力。
宋代的科举放宽了录取和作用的范围。宋代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称进士及第；二等称进士出身；三等赐同进士出身。宋代确立了三年一次的三级考试制度。殿试以后，不须再经吏部考试，直接授官。宋太祖还下令，考试及第后，不准对考官称师门，或自称门生。这样，所有及第的人都成了天子门生。殿试后分三甲放榜。南宋以后，还要举行皇帝宣布登科进士名次的典礼，并赐宴于琼苑，故称琼林宴，以后各代仿效，遂成定制。
由于此次科举的范围实在是太窄，尽管放宽了条件，但是能走到部试的士子才五百多人，而过去每科取士就达到了这个数儿，再经过筛选能参加殿试的不过寥寥十数人。经过阅卷后，大家都觉的不尽人意，可又不能空榜，否则不仅失去了科举选才的意义，也会让士人失望，更会让首次开科的小皇帝丢了面子。于是乎几位宰执会商后决定还是矬子里拔将军，拟了名单报给了圣上。
赵昺在开科之初就知道此次科举形式大于实际，是在表明自己对士人的态度，也是变相的妥协。而此次的试卷他也看了，确实没有出类拔萃的，他本想宁可空榜也不能滥用。可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将参加殿试的士子取为一甲，参加部试的前五十名录为二甲，将四十以上的士子五十名赐进士出身。
不过这次放榜却没有似往届开科那样排名，更没有钦点状元、榜眼和探花，也算破了大宋开科以来的先例。而这批参考的士子大部分来自于琼州，得中进士者占了半数之多，超过了宋朝历届总和，可以说琼州每个县都有进士，以致新科进士上殿谢恩时赵昺耳朵中都是琼州琼州腔的官话。虽然大家都知道占了行朝迁琼的光儿，但还是十分感谢小皇帝的，许多人在殿上便痛哭流涕称绝不负皇恩。
至于落榜者，赵昺也没亏待让他们皆入国子监学习，待来年开科再参试。那些跨海前来的士子们本来还有些酸意，以为自己怎么也比这些荒蛮之地士子们学问要强，若是赶上了怎么不会落榜的，可听到这个消息后也算安下心来，安心备考。
赵昺如此安排，落榜士子们当然高兴了，因为他们知道上京参加科举，国家发给关券解决路费和待考时的食宿，高中者授官挣工资了，但是落榜者回家的路费都要自己负担了，可入了国子监就不同了，学好了可以直接授官，国家管饭还给零花钱。而若想进国子监读书在过去也是件极为困难的事情，不是官二代，也得是学业有长才行的。
国子监初设于随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的教育管理机关和最高学府，其具备了两种功能，一是国家管理机关的功能，二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功能。国子学的设立相对于“太学”而言，除了是国家传授经义的最高学府外，更多的承担了国家教育管理的职能。
同时国子监与太学也可互称，“国子监”出现后，“学”与“监”不同的含义说明了二者在承担两种功能上的不同分工，“学”是传授知识，指向教育和最高学府的功能；“监”是督查监管，指向国家教育管理的功能。所以经常用太学来指代国子监。
宋时的太学体制比较完整，从八品以下的官员子弟和平民的优秀子弟当中招收，庆历年间，内舍生由太学供及饮食，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寄宿生。然而这些学生大多是学籍挂靠在国子监，却不现身上课，只有老师住在监内，国子监于是沦为单纯的考试场所。每逢解试期，国子监召集四方学子前来应试，优者选送。此时监内颇有人满为患。迨考试终结，即云消烟散，热闹一时，寂寞永久。
国子监成了有教育之名，无教育之实的机构。为了遏制这种离谱的现象，后来规定监生必须上满五百日课才有参加解试的资格，可惜实行没多久就形同虚设了。那会儿除了国子监，当时还设有广文、太学、律学三馆—用来容纳前来京师备考的各地学子，多时能有千余人。但仍然是徒有虚名，没考试时三馆不过寥寥二三十人暂住其内，只能算是国子监的补习学校。
神宗年间的变法则第二次成就了太学。王安石不仅对太学实行扩招，还改革了用人体制，实行“三舍法”。即将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三类，其中上舍中成绩优异者，可直接选拔为官。此举蕴含的是养士取士之意，与战国时期田齐的稷下学宫相仿。也可比作现在大学的预科生、本科生和研究生。
到了元丰二年，太学已有八十斋，每斋五楹，可容纳三十人；外舍两千人，内舍生两百人，上舍生仅百余人。后来新法虽废除，太学却未见受影响。徽宗时期，恢复部分新法，将外舍生定额提高到三千人，内舍生六百人，上舍生二百人。除了太学的常规儒学教育之外，还设有医学、律学、武学、算学、道学、书学和画学。
武学生一百人，主攻兵法；律学生无定额，主要学习断案和律令，案例和法条并重；算学生二百人，学习《九章》、历法和天文；书学生兼学篆、隶、草三体，画学生分为佛道、人物、山水等科；医学生三百人，分作方脉科（内科）、针科、疡科三科，每科均有一名教授带领；道学生自是学习《道德经》、《庄子》等道家典籍了，与当时宋皇室崇尚道教不无关系。
按照现在的说法国子监就是现代的教育部及其名下的一所综合性大学，大宋国土沦陷国子监自然也就不存在了，而行朝忙于奔命当然也不会去想着重建。但是其作为士人的最高学府，他们必然希望能够恢复，赵昺明白士人在国家中的重要性，他们不仅承上启下代表皇帝管理国家，维持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还是文化的传播者，基层百姓行为的引领者。
所以恢复国子监符合士人的利益，同样也符合赵昺为代表的皇家利益。但是嚷嚷了半天，也任命相应的官员，扩建了府城文庙作为国子监的驻地，无奈学生太少了，因而现在基本上是空置，并没有发挥作用。此次开科参加部试的落榜士子正好可以作为他们的第一批学生。
当前是战时，办学条件又不足，因而赵昺决定以‘学以致用用以促学’为宗旨办学，国子监暂时只恢复经学、律学、算学、医学和武学这五科，这几科都是当前最为需要的。而武学也相当重要，当前风气之下让士人入伍当兵还是件苦难的事情，可军中又急需通晓军务，精通战略、战役谋划之才，且勘测、参谋、政工等专业都需要有一定文化修养的人，正可借国子监培养一批军中所需人才……
进入十一月，几件大事皆以处理完毕，琼州的雨季业已结束，此时第一届新军入营一年了，赵昺下旨着令他们成编制进行环岛徒步拉练。此次拉练不仅是检验一年来的所学，也是为了让他们完成野外行军、宿营、生存、构筑野战工事等相关相关演练，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徒步走完全岛，并完成相应的训练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