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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成吉思汗时代起，蒙古人就没有重视过教育，也许是那时候的蒙古人认为自己天生就是统治者，只要孔武有力，就可以取得天下，没有必要理会软弱的臭乳酸文，然而几百年过去了，历史的发展已经证明，蒙古人的尚武轻文已经给子孙们带来了无穷的遗害。
诚然元朝的建立，打破了此前历史上出现过的人为的文化屏蔽现象，中华文化多样性的现实得到普遍认可，多元一体格局在统一的环境里变为事实。但是蒙古人伦理观的来源主要是萨满教和藏传佛教。萨满教的主要特征之一是祖先崇拜，作为一种经验主义的学习方式，一代代的蒙古人从祖先处理人际和社会问题的方式方法中学到做人的规范。
不过任何事物都有积极和消极的两面性，这两种观念带给蒙古人的所有不利影响就是一种可悲的奴性，对传统毫无批判的继承，对祖先神化的恭敬，以及对祖先缺点的文过饰非。这种奴性相对于蒙古人的英雄气概来说犹如水之与火，它消灭了为自己和民族奋斗的、敢于反抗的精神，消灭了民族的自尊心和前进动力。
在蒙古人的心目中，那些逝去的祖先都是神明，他们所说的话和遗留下来的传统都是不可更改的。这一切使其毫无理由的因循守旧，缺乏创新的动力，缺乏怀疑权威的勇气，以及因此而产生的懒惰和自私。他们不喜欢生活的变化，更不会主动的寻求变化。显而易见的危机来临，也不会想到避免；显而易见的机遇来临，也不会想到把握。
基于这样一种信念，蒙古人的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僵硬和缺乏变化，当生活环境发生重大变化，祖先所提供的经验无法解决新的问题时，这种文化的弱点就会暴露无遗，就会发生民族整体性的社会适应不良，民族的进步也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毫无疑义的，蒙古人的生活方式在几个世纪以来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和创新，与这种对祖先崇拜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
藏传佛教对人的谦虚、不炫耀的要求显然制约了蒙古人的自吹自擂；无原则的善良、人道和柔顺，缺乏风险意识的热情和慷慨被藏传佛教加以强化。这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好事。然而可悲的是，蒙古人实际上并没有理解谦虚和谨慎在道德上有什么重要性，相反给蒙古人的各拉山头、自许英雄的内斗提供了多障人耳目的烟幕。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汉族人在其早期的典籍，已经发展出了克制个人的情绪和**，遵守社会的法律和道德规范以及作为君主必须尊重和爱护人民的思想……
第687章 心塞（）
一番思索下，赵昺想通了无论是盛行的儒学，还是蒙古人兼容祖宗和宗教及外来思想的传统文化，无非是统一思想维护统治的方式，消磨百姓反抗意识的措施。这也就可以解释蒙古人在征服战争中可以对征服者进行无情的屠杀，但是却又宁可卖儿卖女也要遵从征发令的原因。
只要琢磨透了两种文化的内涵，便可发现元朝所提倡的那些东西，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反对的，而思想的冲撞进而又造成了现实中的冲突。赵昺明白争论会产生真理，战争同样会促进文化的融合，成吉思汗后期放弃一味的屠杀政策便是受到了长春真人丘处机的影响。
不过从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赵昺以为虽然蒙古人戕害了半个世界，但是有些功劳也不容抹杀，并影响了后世的观念和文化。元代重商，这和中国传统文化是背道而驰的，在实施了大规模的征服和屠杀之后，蒙古人的统治对于广阔的欧亚大陆贸易交流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对人类历史进程的影响也是非常显著的。
宋代被世人称为商业最为发达的朝代，不再实施宵禁，不抑制工商，而以赵昺的体会并非是全面的开放商业，只是抑商的政策稍少了些，却被后人大书特书了。实际上只有元代不但不抑商，反而大张旗鼓的予以鼓励，真正实现了行商便天下，并能从中获得巨利。
这么说吧，如果说宋人生活是小资的话，那么元人生活就是大资。元朝富商中富可敌国的比比皆是，其富裕程度令人惊叹，一个稍有成就的色目商人，家里的珍珠就有十余斗。由于市场繁荣，而商人赚钱看似也很容易，往往有人早晨还一贫如洗，晚上就家财万贯了，仿佛遍地黄金一般。所以元人富商生活已不是小资，而是大资了，个个就象今天大资本家，挥金如土。
汉语文对蒙古贵族的影响，却比对其他北族王朝的统治民族弱得多，宫廷中主要使用蒙语，有的蒙古贵族到地方任官，执笔署事，写“七”字之钩不从右转而从左转，“见者为笑”。不少官员签署文件，因不通汉文，便如同现在派出所按指纹，以三指印按文卷代替签名，稍好一点的，以印章代签名。
赵昺过去以为这是后人演化传说，可在小报上却也看到了称：今蒙古色目之为官者，多不能执笔画押，例以象牙或木，刻而印之。宰相近辅官至一品者，得旨则用玉图书押字。而就印章上简单的几个字，据说成吉思汗自己并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作为汉族地区的统治者，对汉语文如此生疏，其统治效果是可想而知的。而赵昺也就明白了为何蒙元时期文字狱十分罕见，那绝非一些喷子们所言的元朝对士人的“宽容”和“厚道”，实是大错特错。想那蒙元统治上层，基本不通汉语，至于高级官吏，惟利是图，又多色目人，自然对字里行间之事不甚关心，因而一帮文盲又如何分辨其中的奥妙。
但是元朝的上层阶级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而喜欢通俗易懂的俗文学，而在蒙元的统治下一些士人却不得不学习蒙语，因而汉人群体中出现了一批精熟蒙古语、取蒙古名字、具有蒙古化倾向的人也并不鲜见了。随着蒙古语的语法、词法渗入汉语当中，形成一种非常有特色的“元代白话”文体，于是戏曲这些难登大雅之堂的通俗文学得到了发展，创造了许多让后人成道的作品。
“难道历史也会倒流？”赵昺猛然坐起喃喃道。他忽然觉得蒙元的文化怎么如自己前世的现代文化有诸多的相似之处。
赵昺摇摇脑袋很快将元朝统治者来自于现代世界的想法甩了出去，琢磨下便也想明白了，从这个角度说并非没有可能。元朝存在了不过百年便灭亡了，由于明朝对元朝的全盘否定，元朝对中国的影响有限，但是那些曾经在中国经商、游历的西方人也会将见闻带回自己的国家，想想曾经写出《东方见闻录》马可波罗在这时候定还在大元朝的地盘上到处溜达呢！
元文化和现代西方文化却有很多互通性，究其原因，西方文化的产生正是受了马可波罗游记的刺激，欧洲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工业革命，均与马可波罗游记密切相关。但是中国汉文化对元朝文化的全盘否定，直到近代西学东渐，人们等于又把元朝那套东西捡了回来，可以说历史和中国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但终归还是被汉民族的文化所融合。
不过元朝对汉民族的残酷压迫是不容置疑的。蒙古人打死汉人，一般就罚数下杖刑或出兵役抵罪。反之，如果汉人打死蒙古人，根本不问原因，一律处死抵罪，并没收家产交予蒙古人处理。在平毁所有汉地城郭后，元廷又下令汉人士兵平时在军中也进行武器管制。
下令汉人禁持弓箭，连各地庙宇神像手中的真刀真枪也被追缴入库，庙里的关老爷都给换了把木刀。不久，元朝又在昔日女真和南宋辖地收缴所有武器，除把质量好的刀剑归蒙古人使用及上缴兵库外，其余一律销毁。在元朝两都宿卫军中充值的汉人也不得持弓箭“上岗”，以防生变。
对士人除了长久间不再开科，断了士人进入仕途的路径外，蒙古人纵铁骑而来摧枯拉朽般的灭金亡宋，自然将作为执政主体的士人为无用，待如奴隶，甚至在行业大排名中将他们几与乞丐同列，九儒十丐成了那个文明沦丧、礼崩乐坏的最好注脚，还让他们落了个传于后世的‘臭老九’之名。
但赵昺也从来琼的士子们的言语中也听出了弦外之音。蒙元占据江南后，忽必烈很快下令废除宋经制总制等苛捐杂税一百多项，并多次下诏减免全国或是地方的地税和地租，可谓是广施仁政。老百姓图的是什么啊，不就是安居乐业，衣食富足，至于谁当皇帝却并非十分在意。江南的士民于是从亡国之后的游移、徘徊、观望态度，敌意逐渐消除，渐渐走向拥护元朝的立场。
所以说这次上千士子归朝，看着风光热闹，可此次他们在报纸上投送的文章中少有披露元廷暴政，反应抗击鞑子的文章，多是些取笑蒙人不同的生活习俗及抹黑他们陋习的插科打诨。说明仅仅几年时间就已经将国仇家恨淡忘了，若非蒙元做的太过，使得士人们再难施展‘抱负’，说白了没有了当官的通路。听说行朝开科才不远千里来碰碰运气，说不定还能金榜题名。即便落榜说不定皇帝开恩，也会赏个功名。
此时赵昺不敢说这些士子都有这种侥幸心理，但是他以为也不会在少数。对于这种心情赵昺十分理解，毕竟遭此巨变，人的心理有些波动太过正常，曾经效忠的君王投降了，十年寒窗为之奋斗的目标不见了，被视为蛮夷的鞑子却成了国家新的主人，不免失落、彷徨，不知何去何从。
赵昺记起两句诗“谁不誓捐躯，杀身良不易”。这两句诗出自十六岁少年夏完淳的《自叹》，他生活的年代正是明末清初的革鼎交替之时，与当下何其相似。该诗作于顺治三年，其时夏完淳的父亲允彝已于上年八月投水自尽，他的嫡母盛氏也出家为尼，剩下他和生母陆氏相依为命，四处漂泊，颇道出了他内心的彷徨。
从关内汉人的角度看，明清易代，乃家国奇变。对深受儒学传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既要承受社稷倾覆、制度崩坏所造成的流离之苦和心理恐惧，又要忍受蛮族武力镇压下，不得不变发易服、投诚效顺的精神屈辱。这让很多人陷入了不知所从的精神困境。
不过这次局势的变化之快，几乎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江南士人们很快发现，可供自己考虑的时间其实非常有限，许多选择都是仓促之间做出的。虽然结果不外乎生死两途，而过程却极为复杂，但想过死的最后未必能真死，而死了的，开始时却可能并没打算要死。
对许多人来说，当国家覆亡的消息传来时，最初的冲动可能都是赴死，地位越高的人心理上的压力应该越大。有诗坛“江左三大家”之称的钱谦益、吴伟业和龚鼎孳，即为明证。三人中钱谦益文名最高，他因畏死而为后世所轻。吴伟业也想到了死，他曾“号恸欲自缢”，后在老母的哭劝下放弃了。龚鼎孳的经历最曲折，李自成入京时，他“阖门投井，为居民救甦”，结果既降了大顺，又降了清。
在来到这个世界后，本与这场天下大乱没半毛钱关系的赵昺在经历过多次生死考验之后，他十分明白英雄并不是天生的，自己也曾不止一次的想过逃避，甚至想过死也不能想自己的替身一般死的那样窝囊，但当危险来临之际还是忍不住想到活下去，让有英雄情结的他也体会到了生死抉择之难。
逃亡的经历也让赵昺切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