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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薪养廉的副作用便是海关经费的大幅增长。在赫德以前，广东海关每年不过花掉一万多两银子，但在他接任后，经费每年达三百多万两。赫德的理由是：如果不给足够的资金，就无法期望他们保持廉洁。可官员们认为这些经费花得值：在赫德管理下，关税收入迅速提高，海关税收从最初的四百九十余万两，十年后就达到一千一百余万两。到赫德离职时，已经达到三千二百余万两，是原先的六倍多。同时海关税收从约占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不到一成增长到了四成。
赵昺当然知道赫德也并非什么善人，其从中也获利甚丰。但此事的价值就在于它告诉我们贪腐并非不治之症，在中国反贪是有可能成功的，关键是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并不难——古今中外尽有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难的是我们是否有制定科学反腐制度的真诚，以及将制度落到实处的机制。其因为说到底，，反**，非知之难，乃行之难。
赵昺也学着在市舶司试行，效果确实不错。而从另一方面讲看似吃亏的买卖并非全是吃亏，清政府靠着这笔钱又苟延残喘了十数年。当下自己说起这题外话就是告诉几个亲信要算大帐，不要为眼前的蝇头小利蒙住了眼睛，他们要算计的乃是复国大业，那些斡脱商人届时失去的将不仅仅钱财了……
第683章 恩科（）
赵昺的帐是如此算的，他要利用斡脱商人的‘门路’打开通往内地的通道。当前两广沿海被蒙元设置了禁海区，在这个范围内成为各类走私分子、匪盗的天堂。但是也只是存在相对的自由，元政府设立隔离区是为了加强对琼州的封锁，自然不会任由走私贩子猖獗，因而会时不时的遣兵进入隔离区发起清剿，乌合之众般的走私贩和盗匪哪里是他们的对手，往往每次清剿都会造成极大的损失。
即便事务局凭借便利的条件，每每能躲过元军的清剿，避免重大的损失，而他们的武装力量还难以正面对抗元军。但这些人做的都是琼州的买卖，所以归根结底损失最大的还是琼州。另外随着封锁线愈加严密，向内地渗透也更加困难，一批货物往往要损失五成以上，导致利润下滑。这也是黄华为何要与陈吊眼联合，借路通行的缘由之一。
元军现在围了陈吊眼的山寨，切断了通路，使得私盐生意受损，他们不得不另行开辟通路。而斡脱商人如苍蝇一般，哪里有铜臭味儿都能寻的到，不过他们拥有特权可以自由出入不说，还会借助元军之手打击各方势力从中谋取最大的利益，反而是他们从中获利不小。
赵昺此次的意图就是通过向斡脱商人‘施恩’向他们买路，毕竟海贸生意要比贩私这点蝇头小利大得多，而只要他们想挣钱就不愁不愁他们不入坑，且自己守住海峡也就把握住了定价权。他将自己的意图与郑虎臣、庄世林和周翔三人一说，他们也都眼前一亮。
如此一来，事务局的商队就可以畅通无阻的行走江南之地，盐卖出去了钱自然也就回来了，大头也入了内库，解决了花钱吃紧的问题。同时，将作监也能够通过斡脱商人夹带的方式获得急需的物资。而这些综合算下虽不比‘打劫’来的快，却并不比买路钱来的少，且‘打劫’是一锤子买卖，人家不来自己什么也得不到。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四个人一合计便定下了谈判的原则：
要求斡脱商人协助琼州开放钦州、雷州、潮州及福州四处商路，分别对应蒙元在沿海设置的湖广行省、江西行省、福建行省和江淮行省。这四处皆有内河与大海相连，船只可直达内陆地区；让斡脱商人答应替琼州收购战马、铜铁等禁运物资，贩运到琼州；要求沿海各州府放松对内陆走私船的监管，使他们可以到达琼州交易等。如此便可以放他们的船只往返海峡。
赵昺知道这些要求对于斡脱商人来说并非不能达到，无非是上下行贿，许与暴利罢了。加上蒙古统治者对于解决经济问题并没有什么好办法，他们的原则就是谁能给自己弄到钱就是好样的，并不在乎用什么办法，而这些斡脱商人也早已摸准了他们的脉，再说商人重利，为了钱可以不择手段。且对于这些斡脱人来说，蒙古人也不过是自己捞钱的工具，谁能给他们利益谁就是主子。
但这几条‘私路’的开通对于琼州不仅仅是获得物资和金钱那么简单，其中却有重大意义，赵昺可以通过此向内地进一步的渗透，派遣人员、军队进入内陆发展势力，建立根据地。一旦时机成熟发起复国之战，这些地方都可以成为宋军的内应，战事一起一呼百应……
忙忙叨叨之中很快进入九月，朝廷三月开科取士，经过乡试和府试两轮淘汰，加上恩赐的归朝士子共有五百余人已齐聚府城准备参加部试。开科对于每个朝代都是件大事，何况是行朝建立后第一次开科，赵昺令人扩建和修缮了科场，以左相陆秀夫作为总裁，参知政事刘黻、礼部尚书徐宗仁、吏部尚书陈仲微为副总裁；以应节严和文天祥为知贡举。又任命了十八坊考官和提调、监场、搜查、受卷、弥封、誊录、对读等一众事务官。
万事具备就待开考的时候，突然有士子闹起事来，称此次科举不公。赵昺听了一激灵，自己此次开科确实有违旧制。每次国家开科动用的财力、物力、人力可想而知。宋朝在英宗时定为三年一大比，也就是所谓的大比之年，就是指这一年有礼部会试。
宋初科举，仅有两级考试制度。一级是由各州举行的取解试，一级是礼部举行的省试。宋太祖为了选拔真正踏实于封建统治而又有才干的人担任官职，为之服务，于开宝六年实行殿试。自此以后，殿试成为科举制度的最高一级的考试，并正式确立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考试制度。考试时间为秋天，各州进行考试。第二年春天，由礼部进行考试。省试当年进行殿试。
当初赵昺考虑到宋朝也是多年未举行科举，而琼州读书人又少，为了能选拔些本地人才增加了乡试，以利于更多的人能参加考试。而琼州地方又不大，不需考生长途跋涉前来，因而在考试时间上也做了调整与旧制大不同。且当时他提出时，众臣也都没有反对，便照此实施，可到最后关头却又出了麻烦。
赵昺起初以为是那些在府试中落选的士子闹事，可细问之下却非如此。原来自去年行朝决定开科之后，不仅琼州的士子们知晓了此事，这事儿随着行商和往来琼州的人口传到了内陆，并迅速扩散开来。因而许多内地士子也想参加科考，但是许多人却都是听闻，并不知详情错过了考试时间，失去了参加部试的资格。
起初内地来的士子人少，只能自叹倒霉，想回去又非那么容易，只能暂时安置下来等待再次开科。可随着消息的扩散范围越来越大，不惧险阻跨海而来士子也越来越多，最后聚于府城的达千多人。三人成虎，倍感失落的士子们便聚众闹起事儿来，称此次科举不公，都是大宋士人为何坏了规矩！
获知真相赵昺也只能长叹一声，感叹世事无常，这些士子也是可怜。想当年大宋朝厚待士人，对他们关爱有加，可谁想到大宋说完就完了。而换的新主子却对士人并不感冒，开国改号以来二十年未开一科，让这些士人的日子变得极为艰难起来……
以赵昺所知忽必烈在作宗王时，儒臣谋士确实给他帮了大忙，他也假惺惺做了一些诸如“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举措，无外乎是出于收拾人心，他攻略南宋的主要鹰犬皆是北方汉人将领。但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陆增。随着江南平定，汉人儒生在这位大元皇帝眼中更是失去了任何利用的价值。
至元二年，忽必烈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除此以外，御史大夫“非国姓不授”，各道廉洁司也必选蒙古人为使，实足的土皇帝架派。于是元朝朝堂上出现一种奇怪的现象，南人上朝行礼完毕后，必将两手背在身后。不知实情的外来者还以为中国南方人喜欢背后手站立以示有风度，其实他们是被迫做反剪被捆状向蒙古人表示服从。
在政治上，元朝统治者对占人口多数的汉人和南人，从多个方面严加防范，即使是加入统治集团的汉人、南人上层，其权力也受到诸多限制。元朝中央统治机构中，总揽全国行政的中书省、掌管军事的枢密院和主司黜陟监察的御史台这三个部门的正官，非蒙古人不授。中书省的右、左丞相是统六部、率百司的最高行政官，终元之世，汉人、南人得任此职的仅世祖时作为“元勋宿望”的史天泽和顺帝时特赐蒙古姓氏的贺惟一两人。
在宗教上蒙古贵族亦以士人迥异，起初他们信仰多神的萨满教，后来皈依喇嘛教，尊奉吐蕃僧侣为帝师，对其狂热崇拜，皇帝亲自从之受戒。元中期在各路广修帝师殿，祭祀第一任帝师八思巴，其规模制度超出孔庙。相形之下，儒学在蒙古统治者心目中的地位要逊色得多。由于社会文化背景的差异，他们对儒家学说的概念、体系感到难以理解。忽必烈早年曾对儒学产生一些兴趣，但体会粗浅，后来在理财问题上与儒臣发生分歧，认为后者不识事机，与其渐渐疏远。
语言文字上忽必烈命八思巴仿藏文字母创制“蒙古新字”，颁行天下，凡官方文书必用其书写，再以当地文字附之，这又将大批士人排出在外。元朝的儒臣们为了向皇帝灌输儒家思想，不得不将经书、史书和有关讲解用蒙文翻译出来进讲，花费九牛二虎之力，其间甘苦，可谓一言难尽。蒙古、色目大臣通汉文的，也是少数。为推广这种文字，朝廷在地方上广设蒙古字学进行教授。大批汉人为获进身之阶，不得不重入蒙古学校读书。
元朝大一统后，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裸的民族分类。第一等蒙古族是战胜者、当权派，自然是龙头老大；第二等是色目人；第三等是“汉人”，主要指中国北部特别是原金朝辖地的民众，包括了汉族、女真族、契丹族、高丽族等，除此以外也包括较早被蒙古人征服的云南、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民众。第四等，也是最后一等，是“南人”，泛指被元朝最后攻下的南宋辖境内的人民，他们被元朝统治者和前三等人蔑称为“蛮子”。
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在这种政治高压与民族歧视的政策下，汉臣想与蒙古政权谋求合作，并施展自己的雄才大略，几乎是天方夜谭。江南刚平定一年，忽必烈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把大批旧宋儒臣官员清理出去。
元朝的这种岐视和民族压迫，说穿了也是内心虚弱的表示。蒙古人用草原思维，或者原始社会－奴隶社会的那种观念，来管理比它更先进的地区，只能让这些地区受到腐蚀，生产力下降，民众不满程度加重，理念和文化遭受破坏，这就从上层建筑方面决定了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