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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另外他清楚一个国家的文化传承，不仅反映出本民族特质和风貌，还能增强民族凝聚力，而中国的传统文化正是以儒家文化为内核。
另外赵昺前世还听说过一个关于蒙元短命的说法于此有关。管理国家无非是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方面，对于来自北方大草原的蒙古人来说，经济方面最容易被吸收和改造，政治居于次，而对一向内敛的汉文化最难吸收，当然包括，但不限于蒙古人，直至现代西方国家对说话喜欢说一半、藏一半的汉文化都难以接受。
而蒙古人最初的信仰是萨满教，接触到佛教后又转投佛教，后来是打到哪信到哪，伊斯兰教、基督教，在他们中都不乏虔诚的信徒，形成一个多种元素粘合而成的硕大无边的统一体，可偏偏对高级的汉文化难以理解和吸收，让他们选择了酒精和美色与自暴自弃。文化的解体，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精神文面的格格不入，成为元帝国只维持百年便灭亡的根本原因。
赵昺虽然对儒家的学说并不全部赞成，尤其是所为的礼法，实在是太麻烦了，但不能否认其中的积极意义。古代孔孟倡导有条件的忠君观念，有如孔子说：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人臣没有为一族一姓竭尽愚忠的义务。两宋时代，此一观念为绝对忠君观所取代，其形成与宋代君主**政体的强化相平行。
北宋司马光倡尊君之论，认为君尊臣卑，“犹天地之不可易也”。程朱理学更使君臣大义名分提升到近乎宗教的境界。二程、朱子皆视君臣关系为纲常中最重要之环节，“君臣父子，定位不易”，是“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强调君臣关系一经形成，永不可变。即使朝代变革，亦不可改事他主，“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忠臣不事二主，烈女不事二夫”都反映绝对化的忠君观念，为朝廷守节遂成为人臣应尽的义务。
不过赵昺也知道说教是一回事，能不能做到，有多少人做到又是另一回事。尤其是在历代鼎革之际，亡国遗士们也会有思想斗争的，是应该高蹈远引以期保全节义，抑是改仕新朝而求行道泽民？这是一个困扰历代士大夫的普遍难题，也是史家文人鉴定古人忠奸的争论焦点。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争论不休、难以取舍，皆因牵涉到儒家价值体系中“忠君”与“行道”孰轻孰重的大是大非。
在征服王朝取代汉族王朝的时代，此一间题更因牵涉到“夷夏大防”与“由夏人夷”而益形尖锐。事实上，在任何重大历史变革的时代，都不免泥沙俱下，鱼龙同现。面对外在环境不可抗拒的改变，每个人根据其政治理念、道德信仰与实际利益的轻重权衡而作出不同之反应。即便是汉族王朝相互取代之际，出仕行藏对士大夫而言已是一个不易取舍的难题。当下江南士大夫在出仕问题上尤其面临到空前严峻的考验……
赵昺看看堂上的6秀夫、文天祥和应节严三人，‘历史’已经证明他们是大宋的忠义之士，或是自杀殉国，或是成为烈士，或是孤忠芳节，历来都是志士仁人仿效的榜样，史家文士歌颂的对象，以致在一般印象中，烈士与遗民代表宋元之际巨大世变中江南士大夫反应的主流，而事实上并非如此，汉奸和摇摆不定者还是很多的。
“此次出兵广西，朕以为声势要大，要使我们大胜元军之事广为人知，以坚定士人的信心，以防为敌所诱，走上不归之路。”赵昺见三人已经和自己统一了意见，便进一步阐明自己的意见道，不过也是暗自笑绕了这么大个弯儿，也总算促成了此事。而对于能否促使蒙古人早日亡国，就当有枣没枣先打它三杆子再说，反正多吸收些支持自己的儒士并非坏事。
“嗯，陛下所言正是，贼酋忽必烈擅于收拾人心，其做宗王时经略中原之事就曾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的政策，靠着金国那些叛降的儒臣辅佐夺取了汗位，攻略我朝的鹰犬也皆是北人将领，而后又先后两次下诏在江南诸路征召儒林名士、大家入朝为官，已有不少人或心甘情愿，或是被胁迫前往大都，我们是应该采取些措施。”6秀夫点点头言道。
“左相，据吾所知并非全是如此，在李璮之乱后，忽必烈杀掉与李璮有姻亲关系的汉臣王文统，对汉人疑忌心6增。在夺取江南后不过年余，其就以汰江南冗官为口实，追夺宋朝旧官的告身，把大批我朝儒臣官员清理出去，即使留任也不过是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微末官员，能谋一胥吏之职也十分不易。甚至将儒士与僧道之流并论，可谓斯文尽扫。”文天祥皱皱眉言道。
“先贤以为‘尊王攘夷，严夷夏之防’，吾游历江南时曾见忠于我朝众多的士大夫为防止被鞑虏强行征辟不得不归隐山林，其中不乏鸿儒大家，治国良臣，确应将他们召归我朝，不为敌所用！”应节严接着说道。
“嗯，朕对这些亦有耳闻，贼酋忽必烈为求胜而采招降政策，降附官员皆优予高职。但是，元廷对南人极为猜忌，而北方汉人对南人亦甚歧视，多方排挤，在江北之地各州县居然没有江南士子任职！”赵昺颔道，“不过有消息称现在伪元太子真金监国，其喜爱汉学，信任儒士，正派人前往江南寻找饱学之士。朕担心有心志不坚者会被其蒙蔽，接受其征召，为其所用！”
“是啊，若是被敌先行得手，对我朝极为不利，出兵广西势在必行，且宜早不宜迟！”6秀夫听了明确表示了支持。
“好，既然都无异议，我们便着手安排出兵之事，就又6相统筹计划！”赵昺立刻言道，他其实清楚真实情况要比三人说的要严重的多，而他们只怕也是装不知道，顾忌颜面才一味有意淡化，毕竟他们也都是儒士中的一员。赵昺心知肚明却也不能说破，过河拆桥，是帝王们常用的伎俩，更何况忽必烈本人是位不晓仁义礼智信的虏君。再有元朝用人取才最重家世，即当时所谓“根脚”。
此一“根脚”取才制，与唐宋以来中原取士以科举为主要管道的制度可说南辕北辙，大不相同。这导致元代士人，尤其是江南士人，在出仕问题上便极为困难。这些昔日的天之骄子，文人墨客，一下子沦为“贱民”，“武夫豪卒诋诃于其前，庸胥俗吏侮辱于其后”，书中再无黄金屋，书中再无颜如玉，圣人之徒，匠隶不如！
而即便能被安排到教职岗位的，也是僧多粥少，学录、教谕、学正、山长等岗位数目有限，比起现在的两院院士还要稀缺，且待遇却极其低下，从山长考上府州教授，不过是准正九品的官。而大家都言七品算芝麻，不知这九品算什么。
可是即便如此谋职也异常艰难，在元朝官吏贪污是常态，清廉反而是变态。吏道污俗，又要使上大把银两谋职位。总之，元初江南士人在仕隐问题上所牵涉的不仅是有无出仕的意愿，而且亦是机会问题，并非都是自愿的隐逸，实是姜太公钓鱼，希望能以此提高自己的名望，以引起‘伯乐’的注意……
第629章 点将（）
赵昺说服了三位当朝大佬同意自己征伐广西的提议，但是在选择主帅上他却了愁。？ 因为此战自己不可能再御驾亲征了，而此战要深入沦陷区，可又不可能久留，必须在敌军大举回援后撤出，但还要完成筹款、扩军、移民及扩大政治影响的任务。严格的说是打的政治仗，所以说此战就需要一位既能审时度势，又具有声望之人为帅，军事指挥能力反在其次。
当前朝中的几位宰执，应节严老成持重无疑，又精于军事无疑是最佳人选，但是其毕竟已近古稀，率军远征如何忍心。且其离开朝中十多年，声望反而不及其他几人；6秀夫心思缜密，谨小慎微，也有一定的军事经验，又官居左相不缺声望。可恰恰是其过于谨慎，赵昺担心其稍有风险便会撤军，而难以完成任务。
剩下的文天祥也难以让人放心，其思想激进，行事难免大胆而失了进退，弄不好稻草没捞着，还得搭上头牛。不过其是状元出身，早年又曾在湖广地区任提刑，且其散尽家财组织义军勤王的义举在几年前广为传播，接着又被谢太皇太后封为右相入敌营谈判威武不屈，不辱使命。行朝建立后独自出朝开府，征募义勇抗元，深为广大士人钦佩，声望在大宋遗民中一时无两。
赵昺横向比较后，又纵向比较，还是文天祥最为适合，其正值壮年，经历充沛，又曾独领一军奋战多年，军政经验都有，不过让他放心的是其绝不会背叛朝廷。当前时间紧迫不容有过多的犹豫，于是他拟任命任命其为征北行军总管，枢密使张世杰为副总管，赵孟锦为都帅总领各军，高应松总督粮草。领水军两万，战船五百艘，步骑军五万兵出广南两路。
让赵昺没想到的是在朝会集议的时候却引起了江钲的不满。以他的安排是想让在保卫战中打得最为艰苦的侍卫亲军中军和后军继续休整，以前军、左军和右军为主力，辅以殿前禁军中军编成征北大军，其余各军留守琼州。可其认为自己有瞧不起殿前禁军的意思，因此力主以殿前禁军作为主力征北。而赵孟锦当然不愿意放弃，两人便在殿上争执起来。
不过想想也是，军中最重军功，这不禁关系到待遇、奖赏，还涉及到升职。而自崖山之战后，损失惨重的殿前禁军一直在岛南整训，一直充当预备队的角色，攻打泉州、平定俚患都与他们无关。而此次保卫战，他们也只是担负次面的防守，直到战事最为激烈的时候才北调到前沿协防。但也只赶上了个尾巴，没等力便结束了，打扫战场，收容俘虏的活儿却成了他们的主要工作。
要知道在行朝成立之初，殿前禁军可是行朝的主力军，最盛之时兵力不下十万。在行朝辗转海上的几年中每战必当先，承担的也是最为重要的任务，以致伤亡惨重，不过他们还是力保赵昺登基，为大宋立下了殊功。但来到琼州之后，却被当做二流军队使用，这让江钲心里如何能舒服，尤其对侍卫亲军这支由散兵游勇组建的队伍不服气，因此非要争个高下。
赵昺清楚江钲这么折腾是‘项公舞剑，意在自己’，而他如此也不能说没有私心。对于江家他从前一直是怀有戒心的，而殿前禁军又是以江家子弟为基础整编的，所以是敬而远之。随着到琼州后双方关系也有所缓和，江万载死后，他也觉得没有必要在猜忌，两家也随之亲近起来。而后在江钲的保护下自己顺利登基，他对江家也愈加信任。
可是侍卫亲军毕竟是赵昺一手组建起来的，经过多次整训后从主将到基层军官都可称得上自己的亲信，这样一个是用起来趁手，再一个也放心，不必担心出现抗命，甚至临阵倒戈的事情生。而和江家虽已冰释前嫌，但总归是心有芥蒂，离开甲子镇时江万载那个冰冷的眼神让他始终难以忘记。
从另一个角度上讲，只有久经沙场的军队才能通过不断的磨砺和经验积累，才能百炼成钢，从根本上消除其它派系对自己威胁。因而赵昺才逢战必用侍卫亲军，一心要将这支军队打造成一支忠于自己的强军，有理由把亲信将领提拔到更高的位置，那殿前禁军就只能让让道，去坐冷板凳了。
当下江钲这么一闹，赵昺就尴尬了。他知道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