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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没回没有呢？”张载果断的说道，“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那个包子也是机器做的是吧。但是我告诉你，如果现代的农业机械出现在井田上，他会比其他农田里更有用。会让庄稼长得更好，即便其他农田里也是用相同的机械，哪怕是更好的机械，也会是这个结果的。”
苏轼这下彻底无语了。他原本还想着强调没有井田的情况下，现代农业依旧养活了比井田时代还要多的人。但是张载却指出那些个后来证明过的有利条件，如果出现在夏商周时期，一定会打造出来一个别样的三代之治。
最后苏轼只好气愤的说：“所有的人都在井田里务农的时候，谁还有那个心思去给他弄那些良种和机械。清政府就想着自家的一亩三分地。然后呢？没有提前找到南美洲的良种，没有足够多的人从农田里解脱出来。于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你应该知道吧。”
第二一九章 大汉农牧9。875（）
张载不能否认，近代的百年屈辱的确是这个原因造就的。没有人从农田里解脱出来，也就没有人从事工商业，最后的结果就是，没有商业刺激下的工业，先天畸形。没有本地工业的优良基础，后来只能依靠外来资金和技术，最终造成了列强诸国从容的划分势力范围，虽然没有像传闻中他们对非洲做的那样，拿着尺子在地图上解决问题，但也足够警示某些人。
就在这个时候，王安石忽然端着盘子从旁边路过。他听到了苏轼刚才的言论，也看到了张载现在的表情。不由得停下了脚步，王安石的衣服上，还沾着刚刚吃饭时留下来的污渍，但他显然没有在意的苗头，油汪汪的双手顺便在衣服的下摆上抹了一把，然后笑着对苏轼说到：“这次终于不再虚构典故了。”
苏轼在参加科举的时候，曾经引用过一个上古典故，来证明自己对《尚书》中的一句话的理解。结果主考官欧阳修不知道那个典故，副考官梅尧臣也不知道那个典故。考完了之后欧阳修翻箱倒柜也没查出来，于是开口详询。苏轼却回答说：“我编的。”这件事虽然在当时也算得上是一段轶事，但按照现在的视角来看，拿着公平公正来当做轶事的筹码，当然说不过去。
苏轼现在的心态，对那件事情已经能够看得开了。所以王安石的调侃也算不上什么大事儿。苏轼拍了拍旁边的位子，十一王安石坐下。后者也毫不客气的也屁股坐了下去，手中端着的盘子当中，有不少汤汁不小心洒了出来，有的撒到了王安石的身上，但他却丝毫不在意，有的撒到了桌子上，对面的张载不禁摇起了头。
但王安石才不会在乎张载究竟怎么看。他直截了当的问苏轼道：“当年，我奉皇上之命主持新法，你们反对这个反对那个，到头来怎么样？北宋中就是忘了国。然后呢，你们旧党的后人在南宋偏安一隅之地，最终让蒙元绝了我们华夏的传承。如今，你倒是想起制造新工具的功劳了，上辈子的时候，怎么不见你把心思放在这个‘新’字之上？”
对于王安石的变法活动，苏轼一如既往的嗤之以鼻，虽然他在后世的声誉越来越高。但那是后世的人需要把它美化一下，然后拿出来粉饰门面的正常需要。对于二十一世纪的人来说，王安石变法的整个过程，在元祐党争期间被修改的一塌糊涂，而后经过金人南下和蒙元荼毒等多次破坏，以及南宋时期的多次修改，早就已经面目全非，到了康有为梁启超变法的时候，又把这段历史从坟子里挖出来，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出来接客。以证明他们的行为是多么值得提倡。到头来，直到二十世纪末期，才有人想起要研究她的真面目，但能够找到的历史片段已经少得可怜。
更关键的是，曾经的苏轼认为那是坏了他们享乐官途的变法，如今在苏轼的眼睛中，却不是冲着现代的发展而来的。除了变相的劫富济贫，其实他们也没有周济贫苦，而释放到国库里用到打仗上去了，也算是缓和了矛盾之外，其他的方面，根本就不曾朝着现代的发展方向看一眼。所以苏轼仍然觉着，王安石的变法只不过是在形式上追求新颖，但终究不是从根本上寻求出路。
王安石看到苏轼的表情之后，就知道这家伙依旧不欣赏自己当年的举措。重生之后，王安石其实也看过很多评论自己当时变法行为的文章，的确也意识到了当年的不足之处，所以他对苏轼的不以为然也没有太多的意外和意见。
说起来，王安石和三苏之间不是一点过节都没有。苏辙曾经在制科考试当中，说仁宗贪恋美色，但举出来的例子，却是街头巷尾谣传的东西。考试结束之后，很多人认为苏辙这是利用不实消息，沽取直名，主张不能录取这种人。王安石也是其中之一。当时他担任的是知制诰，负责起草诏书。在听到消息之后，他立即声称即便苏辙通过考试，他也不会为其草诏。没有诏书的承认，苏辙的考试结果就毫无意义。
这件事情一直闹腾了一年多。苏辙虽然最终获得了认可，但双方彼此结下了梁子。不久之后，王安石母亲去世，他回家丁忧之后。苏辙的父亲苏洵兴高采烈的写了一些不该写的东西，在充分展现了自己幸灾乐祸的本事之后，把这个梁子结的更深了。
后来苏轼苏辙先后反对王安石变法，但他们的理由其实并不正当。苏辙最开始是站在变法派一侧的，还加入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也不知道他和王安石是怎么和好的。但苏辙反正是和新党的投机分子们走到了一起，直到后来发现，王安石的变法得罪了很多人之后，才离开他们。
苏轼的遭遇则比他更惨。新党干将李定是苏轼好友僧佛印的同母异父弟弟，其母死后，李定被指责没有为母亲守孝。这件事情究竟是谁爆料出来的，已经没有足够的史料证实。但苏轼却在这个时候，为一个孝子大唱赞歌，以此讽刺李定。双方就此结下梁子。
李定以赡养父亲的名义两年没出来做官，复出之后，他曾经派儿子去参加苏轼的宴会，想来是存着和好的意思，但苏轼却在宴会上嘲讽李定之子，就此加深了梁子。
不久之后，李定接到举报，说苏轼的诗词之中有诽谤朝政的嫌疑，就此揭开了乌台诗案的序幕。这其中，大科学家沈括所扮演的角色恐怕也不是很光彩。但当时的朝廷之中，有很多人都在政治投机。曾巩的兄弟曾布，大科学家沈括，还有后来戳穿宋徽宗不看为帝的章惇，都是如此。苏辙只是个投机失败的例子，而苏轼，恐怕也少不了一个恃才傲物的评价。
然而如今的苏轼与王安石，却已经能够平静的面对对方了。
第二二零章 大汉农牧9。9375（）
诸葛亮悠闲地看着邻桌的苏轼和王安石，即便他们想一千年前那样有开始争执变法的事情，诸葛亮也没有丝毫阻拦的意思。坐在诸葛亮对面的爱丽丝，津津有味的品尝着中国菜，对邻桌的吵闹声充耳不闻。她正在暗暗下定决心，准备花上几个月去把中国的各色美食都吃个遍。
她当然不会知道，诸葛亮此时心中所想的是什么东西。对与王安石，诸葛亮是有一定的钦佩之情的。和其它文学家不同的才华，就是他甘为民争先的认知。整个大宋朝，只有旴江先生李觏看到了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但他的学说并没有引起太多人的重视，只有王安石继承了他的很多观点，率先开始强调国有经济调控市场的重要性。即便做的一塌糊涂，诸葛亮也吝啬自己的钦佩之情。
先说那个青苗法。官府贷款给没有足够资本进行农业生产的主客户，让他们不至于失去自己的土地。这在某种程度上减缓了贫富差距的拉大，自然是有利于国家的。
这一条法令在二十一世纪也有影子。如果从字面意义上理解农业银行的话，那么他的主营业务就应该是青苗法。而事实却是，国有银行们都有类似的业务。王安石当时没有做到的，仅仅是没有完成政企分开而已。
均输法，是官方动用行政资源、国有人力资源参与运输业的法令。王安石的均输法比桑弘羊的好一些。他的助手薛向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引进了民间资本，阻止了很多贪官污吏从中中饱私囊的行为。
而这一条法令在如今的社会之中，也是有影子的。诸葛亮的老家现在也算是个物流之都了，他自然最清楚这一点。只不过现代官府控制下的邮政系统，比起许多民间经营的快递企业没有竞争力，这一点和当时略有不同罢了。
农田水利和方田均税法，虽然有很多称呼的法子，但它的实质却是非常简单的，对没有申报的天地进行统一的测量，验房有人进行逃税漏税。虽然形式上比较比较复古，但实际上也为国家增加了不少的税收。如今的时政热点之一，不动产登记制度和方田均税法的某些内容很像。在当时的测量技术和数学发展情况之下，王曼等人的工作量是很大的。取得这样的成果，足够让后人佩服。
至于现在，测绘技术的进步，足够保证每一快递都有卫星看着。好在苛捐杂税基本上已经没有了，所以大家也没有人在乎看着了。但兴修水利，测量田亩面积的事情，在农业生产中的地位，不是名头响亮的转基因作物能够挤下去的。
保甲法，就是宋代版的预备役制度，对于一个统治阶级文弱，民间还算不上文弱的朝代，风气倒是更应该从上层开始改正。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个文人，这样的要求怎么看都有些过分了。身在庐山中，云深不知处，再正常不过了。
至于贡举方面的新法，说说内容之后，大家会有很多熟悉的感觉。王安石在提倡兴办学校，对科举内容以及录取名额分布情况作出调整之外，比较经典的一个改造就是，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和上舍，学生需要依次晋升。说起来这个也简单，不就是一二三年级吗？堂堂国立大学，设置个一二三年级，有什么大不了的？司马光们反对个毛线啊？
免役法这个就不用说了，现在我们都不去服徭役了。去服兵役的还得国家拿着各种优惠政策来**，不能不说王安石这个法子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宋代的各种差役品种之繁多，都快赶上热带鱼了。王安石这个法子，对老百姓是很有益处的。当然，有些名义上在官府服役，其实在官员家里听候使唤的人，得到解脱之后，他们的“主子们”可是相当不高兴的。
市易法，就是官府参加到商品的贩卖当中去。当时的销售方式，比天朝的还要黑暗些，每一行的行首，几乎就是个托拉斯或者卡特尔的指挥者，对于国家经济的危害很大。更关键的是，外地小商小贩进京售卖货物，都需要把货物交给这些行首代理售卖。行守门从中抽取差价，比他们辛辛苦苦挣来的钱都多。资本积累的速度很快就可以和内藏库比肩。而市易法就是为了冲着这帮人开刀而准备的。
至于这条法令，现代社会的影子则更加明显。每一名初中生都熟悉这样一句话，国有经济控制国家经济命脉。虽然市易法的实际操作人吕嘉问人品堪忧，就连水果也都要贩卖。但对于国家经济安全来讲，对宋超可能不太重要，但对现代社会，必要的时候买卖水果也可以接受。
至于保马法、户马法。让老百姓来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