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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据，诬蔑中央文革小组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这样的人，党中央当然要采取措施。他也要中央审查他，好，我们就来个彻底地审查。”
毛泽东说：“这回是全面地审查，要拿出确凿的证据出来，不要搞逼供信呀。专案组的工作要由总理亲自抓。你们在临时中央的时候，对地下工作的一套很熟悉，可以对付得了刘少奇的反攻。”
周恩来说：“江青同志可以直接过问刘少奇专案，她比我敏感，看问题很尖锐。她和康生同志搞专案是最合适的。”
林彪也说：“经过这次文化大革命，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认识了江青同志的才能和功绩，她是党内最杰出的女革命家和女政治家。”
于是，江青兴奋起来了，她要在刘少奇的问题上再立一功。应该说，江青是达到了这个目的的。
一九六八年十月的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后，毛泽东几次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和中央文革小组碰头会上讲道：“江青同志在打倒刘少奇的问题上是立了大功的。刘少奇的问题是我最头疼的事情，许多年来，找不到解决他的问题的好办法，这回找到了，就是搞文化大革命。现在的文化大革命仅仅是第一次，以后必然地还要进行多次。我们不要以为搞一、二次，三、四次文化大革命就能把问题彻底解决了。不可能的。搞的不好，资本主义复合将是随时可能的。”
刘少奇的垮台，使江青的威信达到了顶峰。她成了足能可以和林彪抗衡的人物。张春桥和姚文元成了江青的左膀右臂。她出现在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呼喊声。
这时，当林彪和她为首的秀才集团进行权力再分配的时候，毛泽东不想再给林彪分权了。他想对林彪的权力有所限制。这当然最符合江青等人的心意。于是，林彪与江青反目为仇。江青反过来又同林彪进行了一场生死的斗争，还是江青胜利了。只不过这场斗争是一场付出沉重代价的斗争。林彪的死，使笼罩在毛泽东头上的神圣光圈消失了。尽管江青成了反林的英雄，但是过去的历史人们历历在目。对那个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怀疑在相当一部分人的心中油然而生。这决不是一、二篇文章所能扭转过来的。
林彪死后，毛泽东还认为林彪曾经“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他当然指的就是林彪在文化大革命发动初期对他的支持。但是，在那种十亿人们听一人的年代里，谁也不敢对林彪和他所打倒的任何人说半个好字。否定了他的一切，也就否定了江青的大多数。
现在，林彪和她，终于被法庭彻底地联系在一起了。这笔历史，到底该怎样写呢？
当江青回想到这里后，她那颗蹦蹦乱跳的心才算是稍微安静了些。她是否该思考这个问题了呢？连她也这样问自己。
第十五章
江青大闹法庭，声称对“反对革命的法庭，我就是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被审判长下令押出了法庭。
江青手迹
十二月五日，法庭继续进行调查。这次庭审，安排得很紧，江青几乎来不及作什么准备。“我是一个人对付他们的一伙人，一张嘴回答他们的几十张嘴。你可想而知我是多么的累。许多事情我手头没有资料，全凭脑子记和回想，这就需要认真的思考，好在我的精神没有垮。多少年来，在主席的教导下，我已经有了足够的思想准备，所以能够对付得了他们的讹诈。王洪文就不行了，一来是他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并不了解多少真正的内幕，二是他也不知道那些修正主义头面人物的内情。所以，心中无数，压力面前向修正主义投降了。”江青这样对监管人员说。
江青洗漱完毕，看看时间还早，就坐在椅子上呆呆地陷入了思考。
对了，她想起了毛泽东于一九六六年七月八日致她的那封信……
至今，她还记得里面的那几句至关重要的话：批评林彪的这些话，“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那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帮助了右派，而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而且在七、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他们会利用我的这种识法去企图永远高举黑旗的，但是这样一做，他们就要倒霉了。中国自从一九一一年皇帝被打倒以后，反动派当权总是不能长久的。最长的不过二十年（蒋介石），人民一造反，他也倒了。蒋介石利用了孙中山对他的信任，又开了一个黄埔军校、收罗了一大批反动派，由此起家。他一反共，几乎整个地主资产阶级都拥护他。那时共产党又没有经验，所以他高兴地暂时地得势了。但这二十年中，他从来没有统一过，国共两党的战争，国民党和各派军阀之间的战争，中日战争，最后是四年大内战，他就滚到一群海岛上去了……”
现在，那些灰溜溜地被赶下台的黑帮们又威风凛凛地重新掌了大权。倒是当初跟着她造反的革命派们却隔离的隔离，关押的关押，一个个成了阶下囚。即使没有被抓的人，也抬不起头来了。时间已经过去快五年了，毛泽东的预言丝毫没有实现的迹象，倒是形势越来越有利于邓小平的复辟势力，难道人民都愿意忍受眼前的这种状况吗？”
江青想到这里，忍不住抹了一把辛酸的泪。
现在她也看得更清楚了，这次审判的矛头实际上是对准她的。她已经成了众矢之的。第一审判庭的活动，都是围绕着审她的几个问题来进行的。先审其他人，再审她自己。这是审判庭的策略和计划，目的当然是让人们看到她在大庭广众之下的洋相。
“江青，”刚开庭，不容她对昨天的审判提出她准备好的问题，审判员甘英就首先问道：“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戚本禹组织召开的‘批判刘少奇大会’，和抄刘少奇的家。是不是你和陈伯达、康生决定的？”问话完毕，整个大厅里的气氛十分紧张，一种前所未有的压抑感迎面向江青扑来。
“我不记得了。”江青靠在椅子上，采取了以逸待劳的策略。
法庭的屏幕上出现了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五日，中南海的革命造反派组织要求召开批判刘少奇的大会，当时任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局长的戚本禹在这个报告上批道：“请伯达、江青、康老决定。”的投影。上面清楚地看到，康生在他的名字上圈阅并批“同意”。江青圈阅“同意”。陈伯达将报告中“少奇”二字圈掉，在“刘”的后面加上了“邓陶夫妇”四个字。
江青看了工作人员送来的这个报告的影印件后，点点头说：“那个圈是我划的，但是抄家的事情我不知道。”本来她还想说：这个报告很清楚地说明，批判刘少奇是革命群众的要求和自发行动，并不是我们所策划。我江某只是支持了群众的革命要求这些话，但是话到嘴边她又咽下去了。她认为把这些推给群众似乎有损她的形象，好像到了现在江青还要推卸责任，我江青是敢作敢为的。
对于江青这个回答，公诉人冷笑了：“好，江青说她不知道抄刘少奇家的事情，我建议法庭出示有关证词和证据。”
首先宣读的是：一九八〇年十月二十一日在押人戚本禹的证词。他写道：“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中南海机关群众斗争刘少奇和王光美的会也是我布置的。大致在确定可以由中央办公厅干部召开批斗刘少奇的会议以后，江青说要乘这个机会，叫中央专案组的人清查他们的文件，查找他们的反党证据。她具体地说，这边一边开会，那边一边清查，等清查好了，再通知那边散会。不要弄得清查没有完，会就散了。陈伯达、康生都同意，并提出被斗的夫人也到会场陪斗的问题。专案组清查出来的东西作了整理，并直接向江青作了汇报。”
江青立刻意识到现在有和无、轻与重这些小事情上和他们纠缠的问题了。现在就是完全没有的东西也可以找出所谓的证人来，应该和他们进行性质上的认定。于是，江青挺起了胸脯说：“就算批斗和抄家是我江青同意的，这也是革命行动，是合理的，也是合法的，不是你们所说的什么犯罪。红卫兵小将们在文化大革命中破四旧的时候，就涉及到了抄家。一九六六年中央有个简称《十六条》的文件，承认了红卫兵的行动是革命的。你们难道就没有抄我的家吗？批判刘少奇和抄他的家，都是小事情。既然党中央已经认定了他是党内最大的一个走资派和大叛徒，批判他、抄他的家又有什么奇怪呢？你们在这里煞有介事地提出这些问题，当初你们怎么不讲呢？”
检察官江文驳斥道：“被告人江青的辩解，改变不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八日批斗刘少奇的会议并进行抄家，搞人身迫害是她和康生、陈伯达决定的。她所辩解的抄家根据是一九六六年八月召开的中共第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翻遍了那里的任何一条，也没有可以作为对一个国家主席进行批斗和抄家的依据。江青一伙在文化大革命中任意践踏宪法和法律，犯下了许多严重的罪行。江青对决定批斗刘少奇并抄他家所应员的法律责任是不能推卸的。”
“文化大革命既然是革命，就不可避免地要涉及到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反动分子的问题。这是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的决定，也是人民的革命权力。当时毛主席就反复地告诉人们：革命无罪，造反有理。这个重大的革命背景你们为什么一字不提？你们可以翻一翻当时的中央文件和报纸，对这样的革命行动哪一个中央领导人提过半个不字？周恩来同志当时就多次表示，批斗刘少奇是革命群众的革命行动，我们应该坚决支持。”江青说到这里时，摘下她的眼镜，气狠狠地说，“这个时候，你们都跳出来了，一点都不客观地、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这如何说服天下？你们把批判刘少奇的行动归于我江青，我感到无上光荣！”
检察长黄火青发言批驳说：“被告人江青的辩解，完全是非法的。就是按照一九五四年制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三十六条的规定，全国人大代表非经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可，在全国人代会闭会期间非经人大常委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审判。对于一个人民代表是如此，对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的国家主席，你江青有什么权力决定在群众大会上批斗他呢？”
“我要发言！”江青大声说，“不是我江青有这个权力，是党中央的权力，是人民的权力，是毛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给的权力。那时的所有中央领导人都知道中南海发生了批判刘少奇的斗争，都是拍手叫好。就是现在中央委员中大多数成员和我们绝大多数领导人，包括你江华在内，都争先恐后地批判过刘少奇，如果我有罪那你们所有的人呢？”
“住口，江青！”审判长大声吼道。
其余几个法官也同时高叫：“江青，你住口！”
江青得意了，她要的就是这种效果。她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