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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他秘密入住的东湖宾馆检查眼睛时，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轻重不一。他的失明，除了周恩来和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及身边的汪东兴等人外，其他人都不清楚。江青警告：“对外一律保密，谁泄露出去，就严惩谁！”毛泽东治病和检查，在极小的范围之内。就在这时，经毛泽东同意，请来了二、三个最有经验和有学问的专家来对他的身体状况进行一次全面的检查和会诊。检查的结果使毛泽东身边所有的人都心惊肉跳了。
“这种病，学术上叫作‘运动神经元病’，在西方称为‘肌肉萎缩症”。也就是大脑延髓和脊髓内，主宰喉、咽、舌、右手、右腿运动的神经细胞逐渐变质死亡。目前整个世界上还没有更好的办法治这种病，按照常例，患病的人最多只能活两年。在毛泽东身边负责医疗的医生之一李志绥把这个诊断讲出来后，江青拍案而起：“这是胡说，这是别有用心。谁要是再这样散布这种谣言，别怪我不客气。李志绥就不是个好东西，他的话主席从来不听。医生的话，只能相信二分之一。”
但是，周恩来对科学是很相信的。他得到这个密报后，分别和几个医生谈话，了解情况。
在他和李志绥谈话时，周恩来反复强调：“一定要想办法给主席治好病，要不惜一切力量。”
“这种病。就是美国也没有办法。”李志绥一付无可奈何的样子。
叶剑英叫医生们带上神经系统的挂图、脑和脊髓的模型、眼球模型，详细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江青知道后，更为生气了：“怎么说风就是雨，消息传到叶剑英、邓小平那里去了。你们这些人呀，一点头脑都没有，有人听到这些消息，不高兴得要死才有鬼呢。有人巴不得主席马上死了才好呢。你们不懂政治。唉，气死我了。”
张春桥提醒她：“这事是保不住的，迟早他们都会知道。现在是需要我们早作一些准备的问题。据一些同志的报告，总理、邓小平、李先念，还有叶剑英，他们经常在一起开会。谁知道他们在议论什么问题？古往今来，凡是最高领袖面临关键的时候，中央最高层都要出问题的。”
他说话的时候，咬文嚼字，在一些敏感的词句上字斟句酌，说得很含蓄。
江青忧心忡忡，她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转。她希望医生诊断不是真的，是一种误断：“主席的身体好好的，你看红光满面，怎么会是那么一种病呢？我看一定是他们在捣鬼。”
“江青同志，我也和那几个医生谈过话，看起来他们的诊断也许是有科学根据的。对待这个问题，我的看法一是要冷静，二是要有分析。这个分析是多种情况的分析。一旦事情的情况是真实的怎么办？另一种情况是那几个老右，也就是历史上一直和主席闹别扭的那些人，听到这些消息后会怎样？眼看四届人大就要举行，毛主席还能参加吗？不能参加就会在全国全世界引起重大的猜测。他们在毛主席这些年来就有所准备。但是，林彪这样的人可是大有人在的，我们不能低估他们的力量，现在人们的真实面貌不清楚啊。”
当时，周恩来也患着严重的癌症，正在住院治疗。毛泽东亲自批准了叶剑英、张春桥、汪东兴和邓颖超四个人负责领导医疗组的工作。
王洪文和江青、张春桥商量以后，由王洪文向周恩来提议：“鉴于主席和总理的身体状况，根据需要，我们的考虑是让陈锡联同志或者许世友同志担任解放军的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由张春桥来担任。这样对整个大局有好处，总理住院期间的工作，由小平和春桥等同志轮流值班负责。”
周恩来沉默了许久，才说：“总参谋长应该有一个经验丰富的人担任比较好，剑英同志提出让小平同志兼任这个职务。其他的考虑，我看还是由主席决定吧。”
王洪文看到周恩来在一系列的问题上优柔寡断，把问题的决定权推到了毛泽东那里，也很着急，便与江青和张春桥商量对策。但是，双方都在回避毛泽东的病情。
江青亲自出马去看望周恩来。她向总理摆明了她对四届人大人事安排的意见。
周恩来对她依然显得尊重、热情，但是在重大人事上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你的建议还需要和其他的同志们商量。有些要报主席批准。文化大革命经过了八年之久，主席强调安定团结，我们要围绕着这一条来考虑领导班子的配备。张春桥介入军队的工作可以，我没有什么意见。但是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人选，我看还是小平同志为好。洪文同志不宜进入人大。”
“你不要把邓小平再往高提了。”江青有些恼火地说，“再提非出事情不可。已经有人反映我们的工作了，许多的革命造反派对我们可是很不理解呀。他们说：‘我们浴血奋战打倒了的走资派都站了出来，我们的文化大革命不就是白搞了吗？一旦他们要搞复辟怎么办呢？’总理呀，这些意见你可是需要好好考虑一下的。这个问题不解决好，也不利于安定团结。”
周恩来说：“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难道就是为了打倒几个人吗？站出来的老同志经验丰富，他们的工作总比那些对经济工作一窍不通的军队支左干部要强吧？我看对小平同志你总是有成见的，造反派也是从成见来看问题的，他们不懂得毛主席的伟大战略思想。毛主席作为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但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相同的同志一道工作，而且善于团结和自己意见不同的甚至是反对过自己的同志一道工作，主席给我们树立了最光辉的榜样。江青同志，我们作为跟随主席多年的老同志，要给自己的后代树立榜样啊。这个问题，你就不要再讲了，我和洪文同志会向主席汇报的。”
周恩来刚柔相济的话，把江青顶得说不出话来。她对张春桥说：“看来，还得主席亲自说话，周恩来是不会心甘情愿地照我们的意见办事的。”
“我也想过了。”张春桥说，“连续几年的斗争，主席也想休整休整。我们也不想再惹起是非。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风波往往不是我们挑起来的。政治局里这一段人心浮动，主席的健康状况是会使一些人见风使舵的。在权力的天平上，从来没有公平过。”
这话，深深地启发了江青。她知道，眼前这场斗争也许就是最后的拼搏了。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特别是粉碎了林彪为首的政变集团，中央的这些人除了周恩来，谁还是她的对手呢？周恩来已经躺在病床上了，他的黄昏岁月决定了他不可能再有什么强大的力量。如果邓小平东山再起，爬上了第一副总理的高位。那么，必将人为地给今后的道路设置了障碍。不过，他毕竟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的人，名声已臭，不会有多大的市场，江青这样想道。于是，对那场决定后来命运的关键问题，她确实没有作更多的争取。
这便是王洪文到长沙和王海容、唐闻生分别到长沙向毛泽东反映情况的真实背景。
那么，毛泽东是怎样的思考呢？也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就是：“心明如镜”。
作为一个老谋深算的政治家，他对他的政治局成员们的状况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了。不过，面对周恩来，他对这个忠心耿耿地跟了他一辈子的战友，要做到仁至义尽。他不想在他生前对周的是非再作评价了。一来是力不从心，他也身患疾病；二来是国民经济滑坡，财政收入很不理想；更有甚者，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一场又一场风波，浑身上下干净的干部越来越少了。再这样斗下去，无论是国家的经济和人民的接受程度，都会有很大的阻力。从建国以来，他发动的每一场运动和每一个斗争，都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都经过了长期的艰苦的斗争，这是他不得不考虑的。
对周恩来提出的人事安排的后果，他也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他也隐隐地预见到了江青、张春桥他们听说的那种结果。但是，这毕竟是推测，这毕竟没有形成事实。如果马上同意了江青等人的意见，出现的结局并不好。他在病魔缠身的条件下是没有精力来对付那些突发性事件的。他需要一个观察和分析、思考的过程，需要而等待。这是从战争年代就形成的习惯。他可不像江青那样，条件不成熟就咋咋唬唬，吵吵闹闹地喧嚷开来。他要等所有的人的态度和面孔都暴露出来后，他才亮出他的战牌。这种政治家的韬略，是江青绝对比不上的。
现在，毛泽东反对江青在得罪人的什么事情上都走在前头。他希望她隐蔽一些，不要和少数的人搞团团伙伙。越是自己的老婆或亲人，他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大多数人的追求和信赖。文化大革命的一个教训，就是什么事情上也让江青冲在前头，使她积怨很深。而不采取措施。就会害了她。这也是毛泽东看到的一点。现在，是他急需选择真正的能够平衡政局的人手的时候了。
华国锋对王洪文说：“我建议江青同志担任解放军的政治部主任，春桥担任总参谋长。邓小平这个人是个危险分子，我就不相信他能真正正确对待文化大革命，他起码没有正确对待中央文革小组，我看他是在施韬晦之计。这点，请你们把我的这个看法报告毛主席。”
当时，张春桥对江青说：“政治局里，华国锋这个人还是比较老实的。他也知道他没有什么资本和这些人争什么权力，所以在重大事情上是看我们的眼色行事的。最大最危险的是叶剑英和邓小平，还有李先念这几个老右倾。”
江青说：“你放心，我看主席生前是会考虑到这些问题的。”她对毛泽东的算盘也是掌握比较清楚的，她不希望把毛泽东的这些意图都明朗化。她也和毛泽东一样，把许多的精深奥秘还是留给后人猜测、研究为好。
这，就是江青迟迟不愿意把话挑明的重要原因。
毛泽东此时的思想，在一九七六年四月的天安门事件后，在和江青的一次谈话中，已经给她彻底露底了。
第十三章
当年的政治局会议上，曾有邓小平与江青争论的火爆场面。首次法庭调查，各方反应并不理想，邓小平点出原因。
江青1966年8月28日在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大会上
首次对江青的法庭调查，虽然准备得十分充分，证人也搞得似乎很周全，但是出来的反映却很糟糕。精通法律的专家一眼就看穿了：“审判所谓‘长沙告状’，实际上是混淆了罪与错、反映问题和诬告陷害的界限。这样一来，别说江青，就连普通的老百姓也接受不了。”
江青一回来就大骂：“什么诬告陷害，王洪文就是在主席跟前反映了一下政治局会议的情况就成了了不得的罪行，他们搞反革命政变，一下子逮捕四个政治局委员，经过什么手续了没有？他们这难道不是先定性，后取证，先逮捕后调查吗？别说不是我江青派王洪文去长沙告状的，就算我江某派去的，这也是合理而合法的。这种事情是党内非常正常的事情，别说过去，就算将来，这种事情也还是会有的。我倒要看一看他们怎样来定这个性！
这次审判的情况和报道文章公开后，立刻在世界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虽然观察家们对长沙告状的细节并不是完全了解，仅就法庭公开的这一部分看，就比较深刻地得出了自己的结论：
美国的几家报刊评论道：“中国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