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要等晚上我找到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后，再进一步给你们介绍情况……”
旁听席上的各界人士屏息静听，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对中央最高层发生的这一切惊心动魄的事件，一无所知。现在，当年的斗争在他们面前来了个大曝光，当然觉得新奇。特别是各种事件的主角就在他们面前，就更加引起他们的重视。于是，人们都关切地注目这里的一切。
王海容抬起头，有意地望了江青一眼，毫无惧色地说：“当天晚上，江青又把我和唐闻生叫到钓鱼台十七号楼，我们去的时候，张春桥、王洪文和姚文元都在场。江青先让张春桥介绍所谓的形势问题，张春桥颠倒是非地把当时国家的财政困难说成是国务院的领导同志‘崇洋媚外’所造成的。张春桥还诬蔑邓小平在风庆轮问题上跳出来不是偶然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要我们见到毛主席的时候，把江青他们沟的这些意见向毛主席报告。在他们和我们谈话的时候，王洪文流露出他已经见过了主席，我们一再追问，他说他是偷偷地去长沙的，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我们听了这些，觉得他们是在四届人大之前要闹事，是要打击邓小平同志。我认为，邓小平同志是毛主席让他刚刚站出来的，会有什么问题呢？他们这样干，是通过整他而进一步把矛头对准周恩来总理。这是篡党夺权啊，王洪文已经在毛主席那里碰了壁，现在是想利用我和唐闻生陪同外宾的时候能见到主席再次告状。当时，我就和他们说：‘既然王副主席已经向毛主席汇报过，毛主席也有指示，那我们就不必讲了。讲了的效果也未必好。’张春桥、王洪文听了，没再说话，但是江青却说：‘你们还是讲讲好，让主席有个深刻的印象。他在长沙也是很想多了解一些情况的。’……”
江青的脸一直朝着王海容，她在静静地听着。她觉得很可笑，王海容和唐闻生究竟是什么地位？难道我们有什么事情需要和你商量吗？她竭力在回顾着当时的情况，认为在适当的时候把它讲出来也许会对历史有好处。
王海容继续说：“我们当时就认为，江青他们四个人的行为极不正常，事关重大，所以在第二天我们赶到医院向周恩来总理作了汇报。总理说：‘我已经知道了政治局会议上的情况，并不是江青所讲的那样。而是江青他们四个人事先就计划要整邓小平同志，他们已经多次搞过邓小平同志，邓小平已忍了很久了。’周总理让我们见了主席之后，把情况实事求是地讲一下……”
这篇事先就已经通过“两案指导委员会”审查过的证词，收到了预想的效果。旁听席上议论声嗡嗡，他们对周恩来的尊敬，使礼堂里的舆论和气氛对江青等人大大的不利。这一点，就是江青自己也感觉到了。她索性坐直了身体，不再理睬王海容了。
王海容的发言在继续：“十月二十日，毛主席会见完外宾之后，我们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把政治局开会的情况向毛主席汇报了。毛主席听了很生气，他说：“风庆轮的事情本来是件小事，而且已经在解决，何必大动干戈？江青这么闹，有什么意思？你们回去以后转告周总理和王洪文，总理还是总理，四届人大的预备工作和人事安排，还是由周总理和王洪文一起管。“毛主席还提议，邓小平可以任党的副主席、第一副总理、军委副主席和兼任总参谋长。毛主席在谈话中对邓小平针锋相对地顶江青十分欣赏。他要我们转告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要他们不要跟在江青后面批东西。这些讲话深刻地说明，毛主席对江青是十分不满意的……”
审判场地，舆论大哗。旁听人对江青的气愤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真不是个玩艺，江青怎么连毛主席的话都敢不听呢？她是什么毛主席的老婆！简直是个白骨精！”陶铸的夫人曾志对王光美说道：“江青这个人历来是如此，毛主席已经表态的东西，她硬是要改变过来。毛主席已经和这两个女孩子讲得这么清楚，江青还是最后达到了她打倒邓小平同志的目的。这个女人的本事也的确不可小视。为什么王洪文、张春桥那么害怕她？还是有一套的嘛。”
没有多少人跟着议论这些。
王海容最后说：“我们俩在长沙的时候，主席身边的人还告诉我们，王洪文到长沙来告了周总理的状，说总理在医院搞串联，还说这次政治局会议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以上我说的这些证言，完全是事实，我可以负完全的法律责任。
江青听完王海容的证词后，可以用“怒不可遏”四个字来形容。她刚要插嘴说话，被审判长打断了，审判长又传来唐闻生继续作证。唐闻生的发言和王海容所讲的话差不了多少。只是补充说：“江青、张春桥他们一再向毛主席报告：‘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讲起话来总是有情绪。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她还建议主席要及早采取措施，不要让他发展到林彪那样。我们听了江青的话都感到气愤……”
江青又想发言，被审判长再次制止。这时，公诉人要发言，审判长点头允许。
公诉人江文站了起来。他是江青的老对手了。为了搞好这次审判，他在以检察官的名义和江青的多次接触中，就已经掌握了她的特点和要想说的话。最初当江文到狱中和她见面的时候，江青先是对检察院派人和她谈话表示了感谢，接着就说：“现在你们提出的以我江某人和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这样的提法可是不正确的。毛主席早就说过：‘中央文革小组是两派，一派是康生、张春桥和姚文元；另一派是陈伯达、关锋、王力、戚本禹，他们是受林彪指挥的。而我从来是反对林彪的。只不过那时由于情况复杂，我们也不便公开，你们不知道罢了。你们好好地想一想，抄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叶群能为我服务吗？再说，我也没有在叶群的家里烧过材料。那全是胡说八道……’”
看得出来，江青在一开始，还幻想通过这次审判，用合理合法的形式，来寻找自己无罪的理由。她反复地研究那本《刑事诉讼法》，以便寻找根据。她认为，这次审判是中央政治局斗争后对她的报复。她坚决否认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在九月底结束的检察审讯中，江青还坚持对江文说：“毛主席已经对文化大革命作了结论，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也不是我的，而是林彪这伙人的。华国锋、邓小平这些人打倒我，是领导中心的一场权力斗争，他们要争权，从我们手里夺权。而我始终是代表人民的……”
她当时一直认为，眼前的这个江文是同情她的，起码要比原来审讯她的一些人要好得多。
现在，江文讲话了。他对着审判席上的法官，也对着旁听席上的人们严肃地说：“今天的法庭调查，已有充分的事实证明，长沙告状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孤立的，而是江青反革命集团对周恩来和邓小平有计划的诬陷。其目的就是阻扰邓小平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为他们篡党夺权创造条件。从这件事情中可以看出，江青是主谋，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头子。当时，王洪文是党中央副主席，张春桥是政治局常委，江青和姚文元都是一般的政治局委员，江青为什么你能够使这些人在你面前俯首帖耳？江青为什么你能够对这些人召之即来，挥之即去？如果他们不是一个反革命集团，不是公认江青是他们的反革命头子，这是不可能的。”
这话，即使在审判台上和旁听席上的一些了解情况的人听了，也会认为是站不住脚的，这话没有说明问题的要害。江青如果不是毛泽东的妻子，没有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独特作用，没有她亲手打倒了一大批党政军的重要领导人物的历史，她根本不会有那么大的权威。正因为她的许多的活动，最终都得到了毛泽东的支持，所以，她自然而然地在中央的领导核心中形成了她的至高无上的独特地位。这个教训和原因，是需要认真地、具体地加以总结的，轻易地用一句话是很难说明问题的。这当然是另外的话题。
所以，庭审刚宣布暂停，江青就坚决要留下继续说话：“我几次要求讲话，你们不让我说。公诉人要求讲话，你们马上就允许讲，这公正吗？关于这个问题，我还有话要讲，我还要申辩！你不允许我讲话？我有权说话嘛！”当法警过来拉她走的时候，她还在大喊：“我要说话，我要申辩！你们的《刑法》和《刑事诉讼法》骗人！”
回到监押地，江青的情绪还是平静不下来。医生例行检查她的血压时，血压已经上升到二百一十至一百一十。当监管人员过来看她时，她狠狠地说：“这完全是一场早已策划好的丑剧。他们就是怕我讲话。王洪文是个胆小鬼。为了他的利益，就顺着人家的意思讲。王海容和唐闻生活像两只耗子，看到毛主席的船要沉下去了，就往邓小平船上跳。他们都是一窝鬼。我知道你会向他们汇报的。好和他们商量下一次怎么对付我，我是不怕的。我早就有五不怕的精神。只要我不倒下去，我就要和他们斗争到底。你知道，为了减少麻烦，我在出庭前都减少用水了。”
“审讯时，你可以上厕所呀。”
江青突然笑了：“那么多的人，老是上厕所恐怕不礼貌吧。”
“你既然还讲礼貌，那么法庭上问你长沙告状的事情，你总说不知道，一问三不知。这是干什么呢？这总不好吧。”
江青叹了一口气，说：“事情复杂呀，这不是一句话二句话能够说清楚的事呀！我想好好跟他们讲一讲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他们又不让我讲。”
“现在是法庭调查阶段，法庭提出的问题你要如实地回答。法庭调查后，有你陈述和辩护的机会。你还是有时间讲话的。”
江青现出惊讶的神色：“今后还有我说话的机会呀？这样太麻烦了，还得再弄一遍。我是要好好地准备准备，我不能由这几个人胡说八道，我要讲我的话。事情总会水落石出的。”
江青说这话自有她自己的意思。
一九七四年，在中国的历史上是十分重要的一年。中共中央的最高层领导核心，就从这一年起。各种政治势力，都在为中国向何处去而思索、考虑和准备上了。
毛泽东从林彪死后，就一直患病。尽管他的身体状况对外绝对保密，就连政治局里的多数人都并不清楚，但是他身边的人很清楚，历史留给毛泽东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周恩来和江青对此更是了如指掌。江青总担心这样的消息传出去会动摇军心，就总在各种场合下翻来覆去地说：“毛主席的身体非常健康。他每天都在认真看书学习，亲自处理党和国家的重大问题。医生们说主席的身体这样那样，完全是谎报军情。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人为的颂扬、恭维和毛泽东有意采取的深居简出措施，总使他的活动处于一种特殊的神秘状态。
其实，早在进入一九七四年后，毛泽东的眼睛就越来越看不清楚，最后眼前几乎成了一片空白。他特意嘱咐身边的人，这个情况谁也不告，也不请医生来看。作为久经风霜的政治家，他很清楚一旦他的身体状况传出去，会对整个中国造成的影响是什么。一九七四年八月，毛泽东在湖北武汉他秘密入住的东湖宾馆检查眼睛时，确诊为“老年性白内障”、两只眼睛轻重不一。他的失明，除了周恩来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