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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当他们的旗帜，总理不上他们的当，这一点我很清楚，主席也很清楚。当然，总理要是反我们，他早就可以得手，何以等到他生病的时候呢？所以，你们千万不要上当。总理不是一个很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思想跟不上主席，但他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一点必须肯定。”
现在，华国锋们为了盗名欺世，把一些编造的谎言强加在自己头上，我不站出来讲怎么行？法律上不是允许反诉吗？我就要利用这一条回击他们！
她又想起了周恩来的一句话：
“不管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谁要背叛毛主席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谁要背叛毛主席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谁就是全党、全国人民的敌人，我们就像在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刘少奇和林彪那样，把他们彻底打倒！”
这些话，还灵吗？江青这样问道。
第六章
起诉书把江青和林彪并列为反革命集团首犯，引起她的极大不满。她对检察官吼道：真正反林彪的人，是我！
江青在修正主义法庭上义正辞严
离审判的日子越近，江青越是感到焦躁不安。
紧张？仇恨？恐惧？兼而有之。这种滋味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
他们会不会把自己枪毙？按华国锋会见外国记者的谈话。他们是不准备把自己判死刑的。但是，华国锋能不能左右局势？她不得而知。大量的事实证明，华国锋已经成为傀儡或者叫“木乃伊”，她很喜欢这样称呼这位堂堂的中共中央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一点本事也没有的家伙，当初怎么瞎了眼睛，选了这么一个反复无常的东西！
江青反复阅读那篇《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起诉书》，不住的冷笑。真有意思，全然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
“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审查确认，以林彪、江青为首的反革命集团的主犯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谢富治、叶群、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在‘文化大革命’中，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凭借其地位和权力，施展阴谋诡计，利用合法的和非法的、公开的和秘密的、文的和武的各种手段，有预谋地诬陷党和国家领导人，篡党篡国、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一九七一年九月，林彪、叶群、林立果、周宇驰、江腾蛟等阴谋杀害毛泽东主帝、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失败，林彪等叛国外逃，以林彪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被揭露和粉碎。以江青为首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继续进行反革命阴谋活动，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被揭露和粉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的灾难是难以估计的……”
江青忍不住提笔在这份起诉书上批道：“真是一份难得的教材，颠倒是非、混淆黑白，把杀人的和被杀的统统搞在一起，是见其炮制者的昏庸和卑鄙。谁人不知，林彪最恨的是我江某人？今天的审判者哈哈就是林彪的同伙和继承人。这是一场贼喊捉贼的骗局和把戏。”
往事的回忆，更使她久久难以平静……
一九六九年四月召开的中共九大以后，林彪和陈伯达把矛头指向张春桥和姚文元，其实他们最仇视的是江青。他们知道，江青是张、姚的真正后台。
脾气自傲的林彪是不会甘心情愿的。
林彪不止一次的说：“文化大革命已经走向正轨，解放军的作用可能要转向国防，文人的力量要加强。笔杆子该起作用了。我看，张春桥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说不定会取代我。”
一九七〇年八月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以后，林彪的这种感觉更加强化了。
“最坏的家伙是江青。一切的一切都是她起的作用，她是现代的武则天，她是想用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作工具，自己操纵国家和我们的党。”林彪多次和叶群、黄永胜等人讲，“中国要想发展，必须除掉江青，我们要让毛主席下决心，必要的时候可以采取一切措施。当然，我们尽可能不这样做。”
江青不是傻瓜，她早已看出了林彪、叶群对她的仇恨和不满，但是她不表现出来。说老实话，在中央的这些老将帅和领导人中，她对林彪才真正有敬畏之感。
那些天，她总是在毛泽东那里。毛泽东喜欢读书，他一辈子不能离开书。而她，也是喜欢看书，而且喜欢练书法。她的字，毛泽东非常欣赏。
江青觉得自己很熟悉丈夫。每天整理他的床铺，更换他的衣服，擦洗他的文房四宝和书桌、书房。有时候，她久久站在挂着毛泽东手书诗词的条幅下，浮想联翩。
林彪事件的爆发，使毛泽东像害了一场大病，毛泽东最痛苦的是他不能再像往常那样自由自在地谈论天下大事了。他必须对林彪事件作出合理的解释。尽管他随心所欲地可以指挥全党，但严重的是，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不能离开他制定的党的纪律和规定，也尽管他有一定特权。
作为党和国家、军队的缔造者，这是历史的地位和需要所决定的。他很清楚，这种权威和地位，今后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他的思想和路线可以学习，他的独特的指挥方法及权威绝对不能有第二个，否则只能给他带来灾难。
林彪的下场，难道不是一个证明吗？江青这样想。
那天，她在给毛泽东读书，给他读书，谈何容易！
毛泽东书房的书，她几乎都浏览过。她对古今中外的书卷，熟悉得如在掌中。而毛泽东更是如此。给他读书，一个字的错误，他都辨别得非常清楚。
江青读了柳宗元的《封建论》后，对毛泽东说：“柳宗元在论证‘封建’制被郡县制代替的合理性以前，先追溯了‘封建’制的起源。他认为，在远古时代，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像荀子那样，‘假物以为用’，也就是借外物为自己所用。借外物为用必然会相争，相争不息必然会去找那能评判是非的人，于是就产生了大大小小的各级统治者。相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几个国的国君都去听从威望最高的人的命令，他就成为天子。所以天子是最后产生的。从天子到乡里之长，凡是有恩德于人民的，他们死后，人们一定要继续尊奉他们的后代为首领，因而形成世袭相承的‘封建’制。柳宗元的结论是，秦以前分封诸侯，世代承袭，割据独立的‘封建’状况，‘非圣人意也，势也’。也就是说，这不是某个人的意志所造成的，而是时事——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所造成的。他所谓的‘势’，当然没有也不可能从生产力的发展和阶级矛盾的不可调和去理解，但至少他认为，‘封建’是客观时势或环境所造成的。这种看法，在当时还是进步的。主席，我的看法对吗？”
毛泽东说：“你的见解是对的。文化大革命打倒了刘少奇，林彪想搞权力再分配，所以他才主张设国家主席，说穿了，就是他想当国家主席，世世代代为王嘛。我们搞文化大革命就是要破一下嘛。不设国家主席有什么不好呢？我们不能搞那种世袭制，打倒皇帝自己作皇帝，进是还政于人民吧。我不主张设国家主席的根本意义其实在这里。还是你看得清楚些。”
“林彪不会善罢甘休的，他把我恨死了，也恨春桥同志。”
“所以你要谨慎些。”毛泽东说：“你已经积怨很深了，许多的老同志都对你有看法，新同志是不是有呢？也说不定。别以为思想路线正确就可以忘乎所以，还要有个组织路线的问题。也就是说，要多团结一些人。林彪早就看到了这一点，只有把你打倒，他才能够巩固住他的权力和圈子。你要谨慎呢。果然，后来林彪、林立果他们搞的那个杀人名单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赫然在首位。林彪摔死后，张春桥对江青说：“好玄哪，就差一点作了林彪的刀下之鬼了。”今天，他们没有成为林彪的刀下之鬼，却成了邓小平、华国锋的阶下囚，她怎么能甘休呢？当检察官又来审讯她时，江青气汹汹地说：“你们是颠倒黑白的，知道吗？真正反林彪的人，是我！我和林彪作斗争的时候，你们还不知道在哪里呢？现在你们却成了英雄，而我成了罪犯，简直是开历史的玩笑！”
后来，她又想起了毛泽东的一次谈话，才逐渐使自己又冷静下来。
那天，毛泽东突然对《盐铁论》产生兴趣，发表了一番与众不同的感慨。
“你看过《盐铁论》吗？”毛泽东问江青道，“这可是一场意义不同寻常的大争论啊，你知道吗？读一读这篇文章，可以认真总结西汉中期这场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帮助我们进一步认清和批判林彪尊儒反法、分裂倒退、投降卖国的反动本质。”
江青连夜拜读了那篇文章，并同张春桥研究了一番。
张春桥老谋深算，完全看到了毛泽东的意图。他说：“公元前八十一年，即年幼的汉昭帝继承汉武帝皇位的第六年召开的盐铁会议，它实际上是儒法两家从政治、经济到军事、文化所进行的一场大论战。桓宽的《盐铁论》一书，是根据会议的记录整理的。盐铁会议斗争的实质，是坚持还是改变汉武帝巩固国家统一、加强中央集权制的政治路线的问题。斗争双方的代表人物，一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另一边是大司马大将军霍光。霍光虽然没有出场，但他用孔夫子的徒子徒孙贤良、文学作为他的炮筒子。桑弘羊是一位杰出的法家，他在汉武帝身边工作几十年，参与制定并积极贯彻汉武帝巩固中央集权、反对匈奴侵略的一系列政策。汉武帝去世后，霍光大权到手，很快就纠集一个山头。经过几年准备，他伙同党羽杜延年，以问民间疾苦为名，把各地选派的贤良、文学六十多人，用马车拉到首都长安，召开了盐铁会议，实行突然袭击而大肆鼓吹孔孟之道，恶毒攻击秦始皇和法家，妄图搞掉桑弘羊，改变汉武帝的政治路线。在这次会议上，桑弘羊紧密配合现实斗争，以勇敢的反潮流的精神，舌战群儒，力排策议，把贤良、文学们驳得体无完肤，狼狈不堪。尽管《盐铁论》的作者倾向儒家是很鲜明的，很多篇都把贤良、文学的强词夺理、复古倒退的言论放在鲜明的地位，但这并不能掩盖法家思想的光辉。毛主席让我们看看这篇文章，的确有他的深刻的含义啊！”
他把毛泽东的评论整理出来，江青看罢，立刻通知姚文元，让他准备写文章。
张春桥也连夜起草论述的提纲。
江青激动地说：“主席的指示太重要了，他早就和我谈过儒法斗争的意见，这点总理也知道。这次主席又讲，当然是有重要的意义。古往今来，革命阵营中总会出现叛徒，出现投降派。儒家都是古代的投降派。而修正主义者，向国内资产阶级和外国帝国主义投降，是现代的投降派。刘少奇、林彪，还有我们现在的这些对手们，推行修正主义，复合资本主义，就是对内搞阶级投降主义，对外搞民族投降主义。在社会主义历史阶段，要反修防修，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必须知道投降派，识别投降派，反对投降派，这就需要我们认真地研究历史上儒法斗争的伟大意义。我们把主席的指示公开，就是要让全国人民都来参加讨论。”
于是，姚文元立即向毛泽东写了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