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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继续往下看，她眼前出现了惊心动魄的烟云：
一九三一年六月，向忠发捕后叛变，处死。有两处机关破坏。
同年九月，九·一八沈阳被日寇侵占。
十一月，特科王世德（老先生）被捕，供出顾顺章家属被消灭。到了二十一日，国民党下令发掘尸身，在法租界姚主教路爱棠村二十七号，三十三号，在胶州路，武定路修德坊六号，在新闸路。麦特赫斯脱路陈家巷九十一号，从二十一日到二十八日先后掘出男女尸身各八具，共十六人。
报上登出的有：时报（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二十七至二十九日共七天）；申报（二十三日至二十八共六天）；新闻报（二十二日，二十四日至二十九日共七天）；时事新报（二十四日至三十日共七天）；民国日报（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共四天）。登得最详细并附照片的为时报。（附一专讯）。
十一月底到十二月初，顾顺章悬赏缉拿杀人凶手周恩来等紧要启事（全文附）。
报上登出的有：时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申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共三天）；新闻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时事新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口至三日共五天）；民国日报（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三十日，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共四天）……
江青看到这里，突然对顾顺章的悬赏启事感了兴趣，忍不住翻到后面，仔细地看起了那篇奇文，她轻声地读了起来：
“周恩来夫妇：查是案正凶周恩来，湖南人，化名极多，临机而变，共党有名伍豪者，即周也。周为法国留学生，历任黄埔军校教练，东路军政治部主任，共产党中央委员。妻名邓颖超，曾任共产党中央委员妇女部负责人等职。又国民党方面查有共党中最为凶恶专事杀人之蔡飞，最近因在上海犯绑案拘入巡捕房，业经派人向巡捕房查问核办。”
她把这份附件看了又看，觉得不像是顾顺章的手笔。又翻到第二篇，才找到那篇东西。她觉得他们对周恩来的评价，很有点像。她一连看了三遍：
“敬启者，顺章于民国十三年受革命潮流之激动，误入共党歧途，数年来参与机密。鉴于该党倒行逆施，黑幕重重，于本人参加革命之初衷，大相违背，不忍糜烂国家，祸害民众，乃于本年四月间脱离共党，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从此闭门读书，以求学识之长遣。对共党任何个人，从未加以陷害。盖顺章只有主义之斗争，并无个人仇恨之心理，这是政治家应有之态度。孰料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竟亲肆毒手，将余全家骨肉及远近戚友等十余人，悉行惨杀，而顺章岳母之私款七千余元及价值三千余元之田产单据，也被劫夺以去。似此残酷兽行，绝灭人道，实为空前罕有之惨案。噩耗传来，痛不欲生，现已承蒙国民政府悬赏两万元，严缔该犯依法究办外，顺章特另行悬赏缉究，以慰冤魂，如有人能将该犯周恩来、赵容等捕获解案，顺章当赏洋三千元，或通风报信，因而捕获者，赏洋二千元。储款以待，决不食言。付讫共鉴。顾顺章谨启。通信处‘南京’奇望街邮局信箱八号。”
江青看到这里，不禁对周恩来油然产生一种敬意。如果实事求是地说，周恩来是当之无愧的布尔什维克，是久经考验的革命家，丝毫不过分。只是现在需要为我所用了。
周恩来从政治斗争的经验出发，早已看到了这一点。他多次对江青等人说：“今后，你们中央文革小组作决定，我们照办就是了。”
这一点，毛泽东也看得很清楚：周恩来是清白的。
对比，周恩来列举的大事记已经说得一清二楚了：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上旬，我经汕头，从永定进入中央苏区。在闽西得知十二月十四日宁都暴动五军团起义成功。
二十日左右，我抵瑞金叶坪。
一九三二年一月，王世德发表叛变声明（全文附）。
江青觉得王世德的声明很能说明问题，特意用红铅笔划出来，请毛泽东留意：
“鄙人于民国十六年加入共党。近两年来充任该党中央特务工作。因见于该党之倒行逆施，贻毒社会，而复惨无人道，自相残杀，乃于前月‘按即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向国民党悔过自新，从此脱离共党，谨此声明。再者，上月轰动一时之上海掘尸案，其告密人名李龙章者，实即敝人之化名。因该惨案却为共党首要周恩来、赵容等所为，而鄙人也为当时参加杀埋之一分子，自向党国当局悔过自新后，即将该党此宗杀人藏尸灭迹之秘密残酷行为，悉行指出，故有此次骇人听闻之掘尸案发现。特此附带声明，使各界人士得以充分明了共党之罪恶。”
毛泽东看罢，站起来好一阵沉思。良久，他才坐下继续往下看：
上海登一月十一日申报，其他报未见。据报，南京日报登在一月二日。
一月二十八日，淞沪抗战。
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一日，上海报上先后登出敌人伪造的“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全文附）。号称二百四十三人。并无另一姓名，就此一点，断然为敌伪造无疑。
上海报上登的有：新闻报（二月十八日，十九日）；申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事新报（二月二十日，二十一日）；时报未登。民国日报未找到。
二月二十二日，申报在广告栏内登出如下启事：
“伍豪先生鉴承于本月十八日送来广告启事一则，因福昌公司否认担保，手续不合，致未刊出。申报馆广告处启。”
这种广告处启事，登在广告栏内很少先例，而又在伪造脱党启事登报的同天，当时一望而知是否认脱党启事的，故未能登出。这想是当时党中央所采取的公开否认办法。
毛泽东看罢周恩来写的信和提供的材料，当即批道：“交文革小组各同志阅，存。”
康生和江青看罢，马上作了圈阅。但是，关锋等人看后，却私下议论：“总理的辩解站不住脚，难道这不会是他临危而采取的一种留后路的策略？根据总理在每一个紧要关头的表现，这是很可能的。”
江青得知后，瞪了他一眼：“此事今后再不要讲了，谁讲谁负责！”
当然，关锋和戚本禹们不知道，此时江已经看到了更能证明周恩来没有丝毫污点的材料。那就是一九三一年二月十七日在上海出版的党报“实报”（党刊“斗争”第四期）上，以伍豪的名义，刊登了“伍豪启事”，驳斥了那种造谣和诽谤，全文如下：
“伍豪启事
最近在各报上看到：“伍豪等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说了许多国民党走狗所常说的话，这当然又是国民党造谣诬蔑的新把戏！国民党的投降帝国主义，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事实，这是全中国以至全世界劳苦民众所共见。把东三省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使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得以利用东三省与中东路以进攻苏联的是国民党政府；在上海事变中，在英勇的十九路军士兵背后，同帝国主义作买卖的也是国民党政府！所以不打倒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不创造数万万中国工农群众自己的苏维埃政府与自己的武装力量工农红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进行革命的民族战争，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正在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国民党，争取中国民族独立解放而斗争，一切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与我个人自己的造谣诬蔑，绝对不能挽救国民党于灭亡的！
同时，康生也向江青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善后事：
“总理脱党的事，肯定是谣言。当时，我们为了向广大人民公开揭穿敌人的诬蔑，又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即请律师代登启事，进行辟谣。在当时国民党实行白色恐怖的情况下，中国律师是难以承办此事的。我们党便通过一定关系和渠道，找到了当时在上海开户营业的法国律师巴和，由他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四日的《申报》上，以醒目的大字标题，登出了‘巴和律师代表周少山紧要启事’。周少山是党内熟知的周恩来的别名，一看便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康生说到这里，又把找到的那份材料给江青念了一遍，“兹据周少山来所声称：渠撰投文曾用别名伍豪二字；近日报载伍等二百四十三人脱离共党启事一则，辱劳国内外亲戚友好函电存问；惟渠伍之名除撰诉文字外，绝未用作对外活动，是该伍豪君定系另有其人；所谓二百四十三人同时脱离共党之事，实与其无关，事关个人名誉，易滋误会；更恐有不肖之徒颠倒是非借端生事；用特委请贵律师代为声明，并答谢戚友之函电存问者云云前来。据此，合行代为登报如左。”
康生还告诉江青，他早在一九六二年十月三十一日和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七日的有关材料上，就写过：“这完全是造谣诬蔑，实际上，当时周恩来同志老早已到苏区去了，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当时在上海的同志都知道这件事。”
江青说：“那，我要替总理说话了，总理还是我们的人。”在第二天的会议上，她就说：“周总理是毛主席司令部里的人，你们不能怀疑他，炮打他。”
针对着关锋、戚本禹和王力等人，她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十一日的一次会议上说：“那个五一六组织，我不重复了，总而言之是不允许的。同志们不要上当。在文化大革命中难免一些人混水摸鱼，要提高警惕。有人想从两方面。‘左’的或右的来动摇中央，这个中央是以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执行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尽管工作中可能有缺点，我们也力求改正。但像五一六这样的组织是不允许的，是一种破坏行为。”
江青亲自向林彪作了通报，在她的具体安排下，林彪当即作了批示：“军队是专政的工具，一定要把五一六分子查清，一个也不能漏掉。”
同时，林彪把持的军委办事组也作了相应的指示：
“十月十九日军委办事组开会研究，十月二十六日又开了紧急会议，指示：最近北京地区发现了一些很反动的传单，内容是直接攻击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和林副统帅的，攻击中央文革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这些传单的内容是极其恶毒的。‘五·一六兵团’还在活动。军委办事组首先指示，要下定决心，不吃饭，不睡觉，也要把这些反革命挖出来！挖不出来死不瞑目！这是当前的中心任务，要全力以赴，用这些行动来保卫毛主席，保卫林副主席，保卫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挖出这些反革命，为人民立新功，破案立大功，就是犯了错误的人，也能立大功！这是对毛主席。林副主席和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
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暴，把反周恩来的那股潮流镇压下去了。
这就是江青口口声声所说的她保周恩来的全部经过。
这件事虽然告一段落，但无疑给周恩来的心上罩上了一层阴影。从此，他的言行更加谨慎了。
第三章
江青回忆起文革初期派工作组的斗争，不禁骂出声来：“他们比刘少奇要坏得多！”
1966年8月18日，江青（前排右一）在天安门城楼
连续几天的审讯。江青已经习以为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