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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完全可以全力配合你搞。彭德怀这个人可是不好惹的，他现在名声虽然不太好，但是党内总还有那么几个人愿意跟着他跑，他能迷惑一批人。我们党内也会有人利用他来反对毛主席的，这一点连我们的春桥同志都看透了。”
江青对张春桥的情况实际上是很熟悉的。她对此人的评价是：看问题透彻、尖锐，待人忠厚、热情。江青对他在三十年代的一些情况也比较了解，因此很信任他。她在上海和他搞京剧《智取威虎山》时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友谊。她和毛泽东提起他时，毛泽东说：“让他多参与政治，多关心生产和国民经济方面的工作。理论家如果不和经济管理、政治斗争相结合，只会变成空头的政治家，于事无补，这点要告诉他。如果是人才，他一听就会懂的。”
张春桥曾用激动的语言讲述过他和江青最初的合作：
“我希望同志们很好地研究一下江青同志搞京剧革命的经验，京剧革命也是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就拿你们现在都看的《智取威虎山》来说吧，上海京剧院五八年就搞出来了。但是他们有六年的时间，这个戏就几乎被打倒了，就再也不演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戏搞得站不住，资产阶级力量很大。他们的帝王将相一下子就复活了，《智取威虎山》又退出了舞台。我是一九六四年接触这个戏的。那时江青就跟我讲：‘这个事情呀，是很艰苦的，不容易呢。’我当时对这话还不理解。我说：‘我不懂戏，二黄、西皮、我也不懂。要我去搞政治，大概还可以。戏曲剧团的演员我也不认识，恐怕搞不好。但是我可以试试干！’一干就是几年。到了一九六六年上半年，这个戏算是基本上站住脚了。这两年半我才知道什么叫做艰苦，什么叫做细致。每一个唱段都很艰苦。现在我随便举个例子，像杨子荣第八场的一个唱，就是座山离试探他，他准备送情报的那一段唱，就花了多长时间呢？花了两年半的时间。如果把初稿到定稿叠起来，就是厚厚的一大摞。好多的作曲的同志都参加了这一工作，搞了一遍又一遍。到现在我们还是没有满足，觉得有些地方还是可以修改。在江青同志领导下搞来搞去，不过是搞了八个样板戏。但是，同志们，你们不要小看它，就这八个就占领了舞台，夺取了阵地。到现在我们可以把这八个戏和他们的旧戏比一比，看看哪个好？对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
因为张春桥是在几千人的大会上讲的，他没有说明就是他在搞这个戏的掩护下，他们一直在策划写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
“毛主席讲了，写这篇文章要准备担风险，要有被那伙反革命分子陷害和攻击的思想准备。文章一发表，就会掀起狂风恶浪。围攻是避免不了的。”
张春桥说：“这次先把姚文元抛出去，练练兵，也给他树树威信。我们要有自己的笔杆子。”
江青说：“你的话像搞政治的人说的话。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我们的力量使尽，要有关键时刻的预备队，在战争打到最艰苦的时候出其不意地冲上去。主席说了：‘我给你们当后盾，等敌人的主力点都暴露出来后我们再进行总反击。’”
“我们尽可能地不要主席出马，主席出马就是总反击的时候。”张春桥说，“我现在还想象不到什么人会跳出来和我们唱对台戏。”
“你希望是什么人呢？”江青含而不露地问道。
张春桥说：“职务越高越好，打虎猎手不希望他的对手是个山猫。”
“我们的对手也可能你是想象不到的。但是我可以给你透个风，为了这次斗争，我已经作好了杀头、坐牢、和主席离婚的准备。”
到这个时候，张春桥的脸色才刷地变得苍白，眼睛也睁大了：“有那么严重吗？”
江青说：“主席说，社会主义革命是一场比民主革命还要广泛得多，还要深刻得多的革命，民主革命牺牲了多少人？我看起码也有几百万吧？社会主义革命不死几万人能行吗？”
“你说的意思是这场革命弄不好还会变成武装革命？”
“主席是有这个准备的。”江青说：“我们有了分工，我在文化上打缺口，他在武装上作后盾。一旦修正主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我们就打他个屁滚尿流。”
这番话把张春桥激动得坐不住了。是的，一个未建功勋的有志者，最盼的就是有事可干，有仗可打，有人可整，有目标显示他的力量或才能。此时此刻的张春桥就是这样的感觉。
江青看出了他的心境，继续说：“主席为这个事考虑很久了，我们的商量是整天整夜的啊。有人想夺主席的权，赫鲁晓夫那样的人大有人在。主席的话在北京就没有多少人听，有的高级干部跟我们说，主席和他们谈话以后，很快就有人问他们谈话的内容。要不讲，就用纪律处分对待。你看可怕不可伯？主席说：资产阶级想专我们的政，这是可以预料的。但是他们能不能，就要看我们的本事了。如果打不赢，不怪天也不怪地，就怪自己没有打赢，说明我们无能嘛。”
张春桥明白了，一个显示自己本事和能力的历史时刻到来了。
第二十八章
江青在上海点燃了文革的导火线，又通过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将彭真等人打倒，文革至此全面展开。
毛泽东和江青1963年与沈阳军区《雷锋》剧组合影
胡耀邦召集彭真、江华、黄火青、彭冲、赵苍壁、王鹤寿和伍修权等人来中南海开会的时候，他们实际上已经拿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方案了。
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审判江青和其他的被捕的人，表现出超乎寻常的热情。等他们一到齐，他就说：“书记处已经研究过了，不管是叫‘两案’领导组也好，还是叫审判委员会也好，成员就是你们几个人了。伍修权同志进这个委员会，主要考虑到受审的主犯里有一些资格很老的将军，必须要有个资格或职务都能镇得住他们的人才能把这项工作搞好。按照法律规定，这件工作当然是应由司法机关来独立审判，但是由于这一案件特别特殊，案情重大，一旦搞得不好，就会在国内外引起很大的影响。所以必须置于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所以我们采取了这样的措施。这个审判指导委员会的主任由彭真同志担任。”
彭真马上说：“耀邦同志，我可是不宜担任这个主任的角色。我毕竟十二年没有工作了，对文革中的情况并不了解。但是从分管的角度上讲，我当然是义不容辞了。现在是需要从底下的几个省里抽一批能力比较强的公安厅长迅速来京，组织成预审班子，依照法律的程序进行工作。这是当务之急的事情。”
胡耀邦马上说：“彭真同志的意见我们很快考虑，反正叫什么名称，还是由彭真同志挂帅，负全面责任。江青是你的老对手，你不挂帅谁挂帅？江青是从批判《海瑞罢官》开始发动文革的，一开始就是和你来交锋，那么还是由你来收尾嘛。这是一种历史的讽刺，你看不好吗？”
这番话，使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
“有一个人至今不敢参加这项工作，他怕将来‘四人帮’复辟了以后，再和他来个秋后算账。这种人就是观风派。”彭真说，“我看‘四人帮’是绝对不会翻身了。人民已经成熟了，再不会上那些假马克思主义者的当了。如果他们复辟，我看就是中国的灭亡。”
胡耀邦说：“这次审判，要为全党维护党纪国法作出典范。也就是说，只能办好，不能办坏。搞好这项工作实在是不亚于写好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某种程度上讲，比起草这个决议还复杂得多，因为江青这些人不但在，而且还会和你进行面对面的斗争。这可是真枪实弹的斗争啊。”
“所以，公安部要搞好预审。只要是他们的罪恶，都要弄清事实，江青等人承认了多少，不承认多少，他们在会上是怎么说的，第一个提出的是谁，都要弄清楚。调来预审的人，一个厅长带三个人，一个组对付一个人，对付江青要选择能力强的精兵。”彭真说，“然后检察院搞好起诉，法院搞好判决。我们要吸取苏联的教训，不能只靠口供，假定‘四人帮’有一百条罪行，我们只挑他三、四十条就可以了。写三、五条也可以判。彭冲同志刚来，但是要抓住这件工作不放松。”
王鹤寿问：“如果有些证据扯到毛主席和周总理批示的怎么办？”
彭真说：“首先把问题搞清楚，然后再说怎么办。比如说六十一个叛徒案的材料中，有很多的反证材料，江青没有向主席汇报，封锁了主席，主席错信了他们逼供信的东西。周总理又不得不委曲求全，有时也和稀泥。所以，能使他们的阴谋得逞。我们搞的罪证，一定要和毛主席、周总理分开，千万不能混在一起。还有，要作好分化瓦解他们的工作，争取让罪犯认罪服法。比如让王洪文、毛远新、张玉凤、汪东兴他们出来说话，对搞清案子有很大的好处。在我们历史上同王明路线作斗争时，王明虽然顽固，但是博古和洛甫都站出来了嘛，说明是可以分化的嘛。”
江华说：“我们列出的十名主犯即使再分化，也是一个量刑和减刑的问题，不可能把他们释放了。有人说，过去毛主席的审干方针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其实也有杀掉的，比如一个叫黄克功的，是个老红军，把未婚妻杀了，毛主席还是把他枪毙了。如果十名主犯有死的，头一个就是江青。她不死，那就没有该死的了。”
胡耀邦岔开这个话题，说：“只要能分化出三分之一，也是一个了不起的胜利啊。”
“当初，毛主席也是用的这样的办法。”彭真感情复杂地说，“一九六六年初，我搞了一个《二月汇报提纲》，有人说是修正主义的，我不承认，而且我也没有背着组织搞。周总理、邓小平同志，还有康生，他们都知道嘛。这怎么能说是我一个人的问题呢？但主席那样搞，也有他的想法，也是为了分化嘛。主席是搞分化瓦解的老手，这点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这几句话，勾起了在场的人许多的回忆。
江华说：“你那个《二月提纲》，我至今都没有见过。”
“是吗？那你应该看一看，起码知道我搞的不是什么修正主义。”
江华说：“那时，修正主义满天飞，动不动就是修正主义，结果搞的都不是，只有江青他们才是制造这起事件的罪魁。”
彭真笑了笑，继续说：“我们办案一定要从事实出发，谁讲了也不算数，只有事实和实践才算数，这就需要看原始的材料。”讲到这里，他问黄火青：“你看过原始材料吗？”
“没有。”黄火青实事求是地回答。
彭真的眼睛又对准江华：“江华同志你看过吗？”
江华说：“我也没有看过。”
彭真说：“不看不行啊，要有一个专门的班子看原始的材料。现在看原始材料的同志，将来审判的时候可以作顾问。总之，不看原始材料是不行的。必须把好人办坏事和坏人办坏事区分开来。谁也不可能不说一句错话，不做一件错事。有的人把几十年前的话拿出来用今天的眼光去批判，那行吗？有一年在怀仁堂，我们的一位同志讲毛主席关于《体育之研究》，毛主席哈哈大笑说：我那是带封建性、资产阶级性的东西，你还信这玩艺。所以说，不历史地全面地看问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