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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斯大林以及一切在他的影响下犯了类似错误的同志，才能够正确地对待他们的错误。他们的错误既然是共产主义者在工作中的错误，这就是共产主义队伍内部的是非问题，而不是阶级斗争中的敌我问题。我们就需要用对待同志的态度而不是对待敌人的态度来对待他们，就需要批判他们错误的同时，保护他们的正确方面，而不应该否定他们的一切。他们的错误有社会历史的根源，尤其有思想认识的根源。这种错误既可以在他们身上发生，也可以在其他的同志身上发生。因此，在纠正了他们的错误以后，就需要把这种错误看作严重的教训，看作一项可以利用的财产，用来提高一切共产主义者的觉悟，从而防止重犯这种错误，并且推动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否则，如果对这种犯有错误的人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把他们叫作这种分子那种分子，而加以歧视和敌视，就不但不能使自己的同志得到应有的教训，而且由于混淆了是非和敌我两类性质不同的矛盾，势必在客观上帮助敌人反对共产主义的队伍，瓦解共产主义的阵地。”
江青认为，华国锋、汪东兴他们这样对待她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等人，就是犯了同样的这种错误。
她在和专案组头一次接触的时候，就说：“我要见华国锋同志和汪东兴同志，请他们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走得太远。毛主席早就说过：反共的右派掌权，是不会长久的，很可能是短命的。这话是在致我的一封信中讲的。让他们看一看，也许会震动他们一下的。”
说完，江青大笑起来，却是一种干笑，叫人听了不寒而栗。
事情并没有按照江青预料的那种局势所发展，江青渐渐地沉不住气了。这时，她才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如果没有政权作保证，只能是一种美好的空谈。毛泽东后来之所以得心应手地处理党内的各种反对势力，是由于他手中掌握了决定性的权力，然后才能够把他的智慧和权力非常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演出了无数的有声有色的话剧来。
一九五七年初的政治局会议上，刘少奇指出：“这些年，我们还是少提毛泽东思想，多提马克思主义，不要让苏联同志认为我们是在搞个人崇拜。个人崇拜的最后结果是破坏党内的民主，不利于党的集体领导的发展。”
邓小平也说：“毛主席一个特点，就是善于总结经验，接受教训。今后我们不搞个人说了算，采取集体领导，避免斯大林晚年的悲剧重演。”
与此同时，陆定一、周扬等人也在宣传系统作了若干的规定，不提毛泽东思想，不提毛主席而一律称为毛泽东同志，等等。但是这一套，并没有得到很及时的贯彻。
江青把这些表现，作为一种敌情动态报告给毛泽东参考。
“主席，党内的这些动向，是个信号。”江青说：“党的八大由于你的主动，他们还羽毛未满，可能还自觉不大成熟，所以没有行动。九大时可就不一定了。”
“这次八大，我是以退为进。”毛泽东说：“这是观察一些人真面目的好办法。下一步怎么办？还是因势利导，一步一步的来。”
毛泽东当时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一九五七年一月，毛泽东召开了全国省、市委书记会议，他在会上曾带有警告意味地说：“苏共二十大代表大会后，我们党内大多数人是正常的，稳定的，但是少数人有波动。下雨之前总会有蚂蚁出洞，中国也是有少数蚂蚁想出洞活动活动。我看对待这些蚂蚁，不一定用滚水浇，用扫帚打扫一下就把他们扫除干净了。去年下半年以来，有一股右倾机会主义的风，在地面之上云层之下流动，党内外都有一股右倾或反社会主义的逆流。今年五月人代会、六月政协会怪议论一定会多。我看我们要准备打仗，把这几股歪风打下去。”
毛泽东说完刚才那句“以退为进”的话后，背着手走到窗前，望着院子里的高大挺拔的松柏，很有感触地叹了一口气，摇摇头说：“人是一种很奇怪的动物，你就是把最危险的后果告诉他们，他们还是要作垂死的挣扎。”
江青问毛泽东：“你把话说到这样的地步，右派岂不是不跳了吗？”
“不跳他们怎么活下去呢？”毛泽东说：“他们为他们的阶级本性所决定，非跳不可。为了在我们有利的时候跳出来，就只好‘引蛇出洞’了。既然是迟早都要出现的事情，那就晚出不如早出。对那些即将跳出来的人，为了弄清楚他们的能力和作用，我们可以回顾一下他们过去的历史。我看中国可不是匈牙利或东欧那几个国家。他们起不了大的气候。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而我们是靠农民起家的，农民是在任何情况下都跟我们走的。离了共产党，中国就没有出路嘛。只要我们自己的党不出问题，就没有任何力量打败我们。可怕的就是我们自己内部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也就是你讲的赫鲁晓夫这样的人物。他们会致我们于死地的。但是，我有准备。现在还没有任何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而犯上作乱。”
整个房间里，回荡着这位巨人对一切暗藏着的反对派的鄙视和轻蔑。这对江青来说，无疑是一种最大的鼓舞。
从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七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后，新闻和文化、工商等各界的知识分子和有关人士纷纷起来响应这一号召，给党的各级机关提意见、提批评，帮助执政党进行整风。
江青在后来的讲话中，曾这样讲道：“毛主席和党中央早就识破了他们的罪恶阴谋，看出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这场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因此，在整风指示发出后，毛主席又指示人民日报和一切党报，在五月八日至六月七日这个期间，先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暂时不作反批评，对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暂时不予反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暂时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全国人民分清了香花和毒草，认出了牛鬼蛇神，才为后来的反右斗争打下了基础。”
对此，刘少奇是反感的。这年的五月七日，他在听取杨献珍等人的汇报的谈话中，有所针对地说：“整风就是要强调同一性。处理的方针可以着重它的同一性。因为原来是有同一性，我们没有必要先强调斗争。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要创造斗争的样子，我们才舒服。好像我们就有那么一种嗜好，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可以采取妥协的办法嘛。这样一个方针，我们不少同志是不晓得的。”
在这个时间里，江青的工作也忙到了极点。她不停地搜集情况反映，帮助毛泽东听取汇报，从报纸上和内部参考里寻找材料，然后择要选送毛泽东。
江青对他说：“五月八日至六月三日，中央统战部召集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座谈会上，章伯钧、罗隆基跳得最凶。他们叫喊党外人士‘有职无权’，反对在机关中建立党的组织；叫嚷要搞‘政治设计院’，企图取消党的领导；他们甚至要‘轮流坐庄’，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是一种舆论，将来也许会有行动的。”
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不要着急，天塌不下来。我就不相信他们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本事。充其量不过是喊喊口号、骂骂娘而已。”
江青不停地给毛泽东报材料，作汇报：“五月十五日至六月八日，中央统战部和国务院第八办公室联合召开的工商界座谈会上，章乃器、毕鸣歧、李康年向党进攻，叫嚷‘定息二十年不能变，定息不是剥削。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已经没有区别，党中央应该对资本家充分信任，不应歧视，放手工作，让他们抬起头来。’会内会外，他们的气焰十分嚣张。”讲到这里，江青站起来，走到毛泽东跟前，点着桌子说：“还有那个周扬，这次表现也不好啊。他通过座谈等方式，在文教界鼓励人们向党进攻。他攻击党员‘像特务一样’，‘七、八年来思想改造是严冬，到今天才感觉到有点初春的气候。’还说：‘我国国内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今后是靠知识吃饭。’‘党有没有领导好？我看是没有领导好，真正领导好一定是内行。一定要科学家领导科学，美术家领导美术，音乐家领导音乐。我主张办好同人刊物。’等等。这个人物跳出来也是我预料之中的事情。他本来就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只不过是我们的同路人。”
“这次斗争中，我们还得有重点，还得保护几个人，不能没有团结对象。打倒一切，往往会导致打倒自己。这在我们的历史上是经常有的事情。”毛泽东深有体会地说，“革命来革命去，最后革命到自己头上的事，过去有，今后还会有。”
江青这才不吱声了。
毛泽东根据他掌握的材料，认为火候差不多了，便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让江青誊写一份交给党内刊物发出，他指出：“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于我们越有利。”
江青在中南海“一组”，即毛泽东办公室和身边人员的党组会上说：“大家都看到了吧？眼前这场斗争不是一般的斗争，是一场未来斗争的总演习。匈牙利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就开始酝酿如何防止这个悲剧了。考虑来考虑去，还是‘引蛇出洞’，选择最好的时机，把隐患的社会基础给他搞掉，这样，等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表人物向我们进攻的时候，就没有什么响应的人了。所以，我们千万不可小看了这场斗争的意义。”
有人问道：“这样搞下去，我们党的整风怎么办呢？”
“这次反右结束后，党内的问题当然还要继续搞下去。”江青说：“究竟怎么个搞法，要根据阶级斗争的形势和问题的特点来决定。党内的斗争是长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毛主席让我和大家打个招呼，在场的每一个人都要能经受住各种形式的考验。我作为主席身边的一个哨兵来说，倍感责任的重大。我想大家和我的心情是一样吧？”
一九五七年六月八日，江青调阅并替毛泽东修改的社论《这是为什么？》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社论说：“在帮助共产党‘整风’的名义之下，少数的右派分子正在向共产党和工人阶级的领导权挑战，甚至公然叫嚣要共产党‘下台’。他们企图乘此时机把共产党和工人阶级打翻，把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打翻，拉着历史向后倒退，退到资产阶级专政。全国人民必须用阶级斗争的观点来观察当前的种种现象，并且得出正确的结论。”
江青得意地向毛泽东报告：“人民日报的社论发表后，反右烈火燃遍全国。六月八日和九日两天，北京、上海、天津、沈阳、鞍山等地的许多工人纷纷举行座谈会，愤怒谴责和反击右派分子的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言论。整个人民都发动起来了。我们有这么好的人民，我们的胜利是任何人也阻挡不住的！主席，我看到我们国家的光明前途了！”
六月十四日，毛泽东亲自写了《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以编辑部名义发表于《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