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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青是个迫害狂，她对女护士的迫害说明了她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分子。江青是一个难伺候的人，她比在封建社会那些使唤丫头的贵妇人毫不逊色。她身边只有一个护士，一天二十四小时，可以说是片刻不能离开她。江青醒的时候要伺候她吃药、按摩、打针、洗澡、换衣服，跟着外出开会或活动，江青睡觉后要为她洗衣服、烫衣服、取药。一九六八年夏天，江青生了病，连续发高烧三四天，护士连续伺候几天几夜不能合眼，她一天要打上百次铃叫她。大热天发烧，江青用四条被子轮换盖着，出了汗马上把被子晾干，把衣服烫平。江青发烧嘴里起泡，硬说是护士给她喝水时烫着了她。护士伺候她吃苹果，得把苹果切成花生米那么大的一块块，用牙签一块一块地喂到她的嘴里。吃完东西后不刷牙，要让护士用牙签给她一个牙一个牙地剔干净。江青要拉屎，自己完全不使劲，要护士用手指一点一点地往外扣……”
“造谣，完全是造谣，”江青看完这些，气得把报纸一撕站起来，大声骂道：“这是对我人格的诬蔑！我从来没有这样用过什么护士！其中一个林彪死党派来的特务，被我赶走了，用这样一些坏话来糟踏我、丑化我，这算什么革命！”
一连几天，江青还为此事愤愤难平。但是她很清楚，由于这场文化大革命她得罪的决不仅仅是一两个人，而是一批人，一个集团，甚至可以说是一个阶级，所以华国锋几乎把过去她得罪过的一切人都发动起来共同对付她了。这种诬蔑是正常的，可以理解的。想到这里，她的情绪才逐渐地平静下来。江青反反复复地这样安慰自己。
事到如今，江青基本上无计可施，除了不断地看她那几本当年的杰作外，就是回顾往事。
“在十九世纪，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二十世纪初，列宁、斯大林发展了马克思主义，解决了帝国主义时代无产阶级革命的一系列问题，解决了在一个国家内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实践问题。但是，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逝世以后，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竞被修正主义集体篡夺了党和国家的领导权，使苏联走上了资本主义复辟的道路。这是五十年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的最大教训。这一严酷的事实，把如何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突出地提到了全世界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面前……”
江青念到这里，念不下去了。她在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是历史的巧合？”
她继续往下看，越看越感到心惊肉跳：
“正是当代世界无产阶级的伟大导师毛主席，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系统地总结了国际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科学地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深刻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规律，提出一整套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路线、方针、方法和政策。毛主席以他伟大的气魄，高度的智慧，胜利地发动和领导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标志……”
江青实在看不下去了。
一九六七年八月，震动全国、全世界的武汉反革命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到了上海。江青曾经忧心忡忡地问道：“你说，中国将来会不会真正出现大规模的反革命复辟？到那时外面该怎么办呢？”
毛泽东说：“依我看，右派是翻不起身来的。这场大革命的演习，使左派和右派都得到了锻炼，不管是谁要起事，都得打外面的旗帜。你看，陈再道这个走资派搞复辟，也不敢公开反对我嘛，他反对的是王力和谢富治，我们一露面，右派都垮了。这就是这场大革命所起的效果。”
江青很高兴。她很相信毛泽东，包括他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
毛泽东刚刚回到北京，周恩来就赶到人民大会堂去看望他。那天，江青也在场。
毛泽东的脸色很好，昨天睡得比较香。一见周恩来，他就高兴地说：“怎么样？老同志们都满意了吧？关锋和王力利令智昏，走向反面是必然的。老同志们也要多作自我批评，要跟上时代嘛。”
说完，他把一份记录稿从桌上取过来，递给周恩来：“这是我在视察中的一些讲话，春桥和文元整理了一份，你可以召开个会议，给大家透透风，下一步就要这么干了。这个时期过去后，我们就可以召开党的九大了。”
“是的，九大问题应该提到日程上了。为了开好大会，全党同志都要求出版《毛泽东选集》第五卷和第六卷。”周恩来说，“同时出版党的历史上两条路线的斗争史，以此教育全党全国。”
毛泽东笑着说：“现在我更关心的是如何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来准备下一步的工作。包括从这几个方面抓好大批判。同时也要抓组织，要恢复党的生活，整顿党的组织，把经过文化大革命那些表现不好的人清除出去，把新鲜的血液吸收进来。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的这份材料里基本上都谈到了这些问题。”
周恩来一阵兴奋，接过那份文件准备认真地学习和贯彻。他突然地冒了一句：“这下可好了，整个运动该走向正规了。”
这话似乎说得不明不白，但江青看得出，毛泽东是听清楚了。江青和毛泽东相互对视了一眼，没吭气。周恩来撇了撇嘴，似笑非笑。旁边的工作人员更是面面相觑，谁都不敢吱声。
第二天，即一九六七年九月二十五日清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广播：“在全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空前大好形势下，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最近视察了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了河南、湖北、湖南、江西、浙江、上海等省市的文化大革命情况。毛主席现在已经回到北京。”
此刻，周恩来正在全神贯注地阅读张春桥整理的那份文件：
“毛主席在视察期间，身体非常健康，对各地的文化大革命情况作了深入调查和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提出了‘要斗私，批修’。‘中央、各大区、各省、市都要办学习班，分期分批轮训’的伟大号召。并作了一系列最新的指示：‘全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不是小好。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形势大好的重要标志是人民群众充分发动起来了。从来的群众运动都没有象这次发动得这么广泛，这么深入。’”
“毛主席还说：革命的红卫兵和革命的学生组织要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只要两派都是革命的群众组织，就要在革命的原则下实现革命的大联合。……”
周恩来注意到，在这句话旁，张春桥作了一段批示：“主席关于大联合的指示中，强调了‘革命’的原则。短短的一段话中，主席讲了六次‘革命’，这就是说：我们决不容许反革命的大联合。”
“毛主席还说：‘两派要互相少讲别人的缺点、错误，别人的缺点、错误，让人家自己讲，各自多作自我批评，求大同，存小异。’‘正确地对待干部，是实行革命的三结合，巩固革命的大联合，搞好本单位斗、批、改的关键问题，一定要解决好。’‘干部问题，要从教育着手，扩大教育面。不仅武的（军队），还有文的（党、政），都要进行教育，加强学习。要斗私批修，要拥军爱民，要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把各方面的工作做得更好，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正在这时，陈伯达进来了。他来的时候，曾经向江青打了招呼。
“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重要指示看到了吗？”周恩来问道。
陈伯达说：“春桥同志向我介绍了一下情况。我看主席的指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历史文献，是一年多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最科学、最完整、最精辟、最透彻的总结，是指引全党、全军奋勇前进的灯塔，是保证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取得彻底胜利的最新、最强大的思想武器。”
周恩来笑着说：“你也学会这种会议语言了。”
“不学不行啊，”陈伯达说，“没有这种语言，红卫兵这一关你就过不了。在这‘子教三娘’的时代，就得学会这种语言。”
“从主席的指示当中，是不是能够体会到主席有结束这场运动的意思呢？”
“主席早就想结束了，但是阶级斗争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敌人不断地挑起新的事端，运动老是结束不了嘛。”陈伯达说，“看来这场文化大革命还得继续一个时期。总之，我也不同意这么乱下去了。再乱，就不是乱敌人，而是乱我们了。”
“主席的指示，报告林副主席了吗？”周恩来说：“林副主席也很关心主席下一段的部署和安排，这是大局啊。
陈伯达说：”军队那边的传达，由杨成武同志负责。他会向林副主席汇报的。据说，林副主席这一段也是很紧张，主席的部署有许多他也是没有想到的。看来还要倒一批人。关锋和王力的停职反省在造反派那里反响比较大。依我看，这场运动的主力军正向军队和高层中形成。革命小将们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他们的历史使命。一些人看不到这一点，所以要犯错误。
“你知道主席最近在想什么吗？”
“我听江青同志讲生席现在关心的、所考虑的问题，已经往前想了，想明年的事。主席想得是党的‘九大’怎么开？主席就这个问题征求了一些人的意见。他觉得今年没什么问题了。我们中央文革小组的同志都在坚持天天读，每天有三、四个小时的时间来学习毛主席著作。就怕这样还是赶不上主席呢。
周恩来岔开话题问道：“关锋和王力现在怎么样？本来主席对戚本禹也要采取行动，但是为了给他一个机会，会把他挂一段时候再说吧。他们也可能暂时不好解决。主席指示，任何人不准提问他们，不准批斗或让群众组织去干扰他们。这是他们和那些黑帮分子有区别所在。”
陈伯达说：“我看杨成武同志和王力及关锋的关系不一般，关锋和王力都隔离审查了很久，杨成武还去看他们。还给他们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
“毛主席的什么指示？”周恩来打断他的话，问道。
陈伯达说：“他说主席从上海坐夜航飞机回来后，对他说过‘我们和王力的问题是两条路线的斗争，关锋只是个骄傲的问题。’杨成武当时说：‘除了江青的话外，其余的人的话他都不听。’毛主席说：‘那也不行。怎么能只听一个人的话呢？武汉的问题都是王力不听劝告造成的。他一下车就表态，那还能不乱吗？’这是个重要的机谋，他怎么能告诉给他们呢？对关锋和王力，江青也是不感冒的。他们俩在许多的场合公开反对张春桥和姚文元，而他们正是江青支持的。杨成武这个人，叫我怎么说他呢？”
从他的话语里，表现出对杨成武极大的不满。
“现在不管什么事，不通过江青同志几乎什么也干不成。”陈伯达见周恩来没有说话，就继续说，“我也和江青同志说过，让她少插手一些具体的事，这对她有好处。我完全是为她好，但是她并不理解。现在，林彪同志对她有一定的看法了。”
周恩来对此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趣，也没有对他们的话表示什么态度，好像他压根儿就没有听见他说了些什么。陈伯达相信，只有周恩来才是真正成熟的政治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