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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殉职。大不了你们把我的头割了就是了，这有什么了不起？不是已经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吗？江某人倒是想领教一下，我也准备用法律的武器来捍卫我的基本权利，但是我对你们并不报什么希望，只不过是一种斗争的形式而已。你们这样对待我，无非是为了丑化毛主席而已。”
“你的罪行，怎么能和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联系在一起呢？”
江青说：“错了！我从来没有背着主席和党中央干过什么我自己要干的事。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所有活动都是主席派我去的，是执行主席和中央的决定的。你想听听吗？”
江青说这话的时候，完全是一副挑战的面孔。
“对你的任何言论，我们都要记录在案。”
江青突然大笑起来：“那好，我正想把我的历史给你们好好讲一讲呢，只要你们愿意，我倒可以给你们讲一讲文化大革命的真实历史，省得我们的后代对此一窍不通。你们敢记录吗？”
“我们已经说过了，对你的一切言论都将记录在案。”
“那我就从解放后说起吧，”江青摆出一副准备长篇大论的架式说。“毛主席在文化战线发动的第一个战役，就是派我去的……”
一九五一年初，周扬和夏衍等人组织力量拍摄了电影《武训传》。立刻，在报刊上出现了称赞和歌颂的文章，有人公开提出“我们现在还是需要武训的精神。武训的精神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缩影。”这个问题很快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他问江青：“这部影片的脚本，你看过吗？”
“没有，他们拍什么片子是从来不经过我的审查的。”江青说，“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霸道得很哪！对武训这个人，我小的时候听说过，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他们夸大了。”
毛泽东说：“提倡什么‘武训精神’，难道他比共产党还要高明吗？这部影片提出的问题是带有根本性质的事，要注意了。我看你还是去研究一下这部影片，然后准备写文章。”
江青看了电影后，向毛泽东作了汇报，然后他们写了《应当重视电影的讨论》的文章，以《人民日报》的社论形式发表。
立刻，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群众性的大讨论。
当江青代表毛泽东向周扬和胡乔木、夏衍、陆定一等人提出要严肃处理这部影片时，周扬马上不耐烦地说：“这件事，还要请示少奇同志。我认为，在思想斗争问题上，具体处理要慎重、仔细，不可急躁鲁莽。武训这个人，究竟有没有进步意义，我们还需要调查研究。”
胡乔木也说：“《武训传》的作者，在本质上是进步的，革命的，只是在思想认识上犯了错误。我们不能采取一棍子打死的态度。何况究竟真理在谁手里，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
江青把情况报告毛泽东后，毛泽东震怒了：“看到了吗？有人还是想秋后算账的。那好，我们现在就把这个问题来一个彻底的调查，看看到底武训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值不值得如此歌颂？”
这年六月，毛泽东亲自派江青参加了由人民日报和文化部出面组织的“武训历史调查团”，前往山东省的堂邑、临清、馆陶等县，进行了二十多天的调查。先后对各阶层一百六十多人进行了直接和间接的采访。然后，调查团的成员们带着各自的结论，回到北京。调查中，江青用的是“李进”的笔名，几乎没有人认识她。连调查团里的成员也不知道她是什么人，所以她在发表意见的时候，经常有人和她争论。
江青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首先提到这一点。她说：“我早就说周扬这个人不是好东西，他利用刘少奇的右倾错误作靠山，可猖狂呢。调查的过程中，他派去的一个叫‘钟惦棐’的人，处处和我作对，实际上进行破坏。他的观点，就是周扬、胡乔木这些人的看法。”
毛泽东问道：“你说说，当地的人们对武训和他的学校究竟看法怎样？”
江青说：“对于武训学校，在堂邑、馆陶、临清等县，有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看法。地主阶级说是‘义学’；劳动人民则说是不义之学。例如穆仲山（堂邑县柳林镇人，地主，一九二二年任过‘崇贤义塾’的校董，六十六岁）的意见，即代表地主阶级对武训学校的看法。他认为武训学校是‘义学’，他说武训曾经说过：‘我穷，念不起书，我要穷人念书。’当我们问他是否亲自听见过，他说他听见过，并且补充说：‘我那时已经十三、四岁了！其实武训死的那年他才十一岁。最妙的是他为了和我们谈话，陡然长了四岁年纪，对我们说他是七十岁。我们经过其他方面的调查，知道他只有六十六岁。可是，劳动人民萧振录（堂邑县萧集村人，七十岁，过去是贫农，现在为中农）却抗议地对我们说：‘武豆沫的学校穷人上不起，怎么能叫义学？现在的学校才是义学，穷人都能上学了。’他的这个意见，代表了堂邑、临清、馆陶等县一般劳动人民对武训学校的看法。”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点头：“看来还是不同的阶级说着不同的话啊！你们调查的结果给周扬、夏衍他们看了没有？”
江青说：“看过了，他们表面上不说什么了，其实从骨子里是仇视我的。”
“那就让广大人民都来了解一下事实，看看到底谁是代表无产阶级，谁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毛主席把手中的烟头往烟缸里一拧，站了起来。
江青接着说：“根据我们调查所得的材料，可以证明：武训是一个以流氓起家而遵从反动封建统治者的意志，以‘兴学’为进身之阶，叛离其本阶级，爬上统治阶级地位的封建剥削者。他的剥削方法，就是高利放债，剥削地租、房租、和强迫‘布施’。在临清的时期，从光绪十六年到二十二年（一八九〇年至一八九六年），武训所进行的剥削，其主要形式为高利贷。那时候，他的面貌更加清楚地暴露在劳动人民之前。他是一个勾结官僚，地位特殊，居心贪残，手段苛刻的高利贷者。”
毛泽东说：“这就证实了周扬、夏衍他们所站的立场完全是地主阶级的立场，我们就有了充分的发言权。你的工作做得很仔细，我们已经和他们划清了界限。这笔账，迟早还是要算的。”
江青从毛泽东的书架上找出一本鲁迅的书，指着其中的一篇说：“鲁迅对周扬、夏衍、田汉这些人，从来就看不起，写了许多的文章来批评他们。事实证明，这些人的思想从来就没有得到很好的改造，他们还是停留在三十年代那个水平上不肯前进！”
“他们就没有改造，而不是没有很好的改造。”毛泽东强调说。
“你看，鲁迅于一九三六年八月六日在病中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既表现了对主席的拥护和热爱，又痛斥了周扬他们。鲁迅针对周扬诬蔑他‘破坏统一战线’的指责，严正声明：‘中国目前的革命的政党向全国人民所提出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我是看见的，我们拥护的，我无条件地加入这战线。’‘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但在文学问题上我们仍可以互相批判。’‘不能说：作家在国防文学的口号下联合起来，就像轻易诬人的周扬、在南京大演汉奸戏的田汉、阳翰笙、夏衍这四条汉子，就可以拉大旗作为虎皮，包着自己，去吓唬别人；小不如意，就倚势定人罪名，而且重得可怕的横暴者。’这些话，至今读起来，还是非常亲切的。”
毛泽东感慨地说：“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们的性格和某些做法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一点，或许将来的历史学家要作出很准确的结论的。”
“周扬‘四条汉子’对鲁迅的围剿，我至今气愤难忍。”江青说：“鲁迅在致一位作家的信中指出，周扬对他的围剿完全是有计划的。‘正因为不入协会，群仙就大布围剿阵，徐懋庸也明知我不久之前，病得要死，却雄赳赳首先打上门来，写这信的虽是他一个，却代表着一群。因此我以为更有公开答复之必要。倘只我们彼此个人间事，无关大局，则何必在刊物上喋喋哉，先生虑此事徒费精力，实不尽然，投一光辉，可使伏在大纛荫下的群魔嘴脸毕现，试看今日上海小报一类，此种效验已经昭然，他们到底将在大家眼前露出本相’。在八月二十七日，他又在一封信中说：‘我以为文界败像，必须扫荡。’鲁迅的这些批判周扬一伙的话，我看将来也是我们的武器。”
毛泽东说：“这个问题，十年以后再说。”
这年七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七日，经毛泽东亲自修改的《武训历史调查记》在《人民日报》上连续发表。
这篇《调查记》最后下了结论：“大地主武训以‘兴学’为手段，对农民进行了十分残酷的剥削。我们从被访问的农民口中，知道武训凭借特权，可以规定租种他土地的佃户不得退地不种，可是武训却可以随时抽地不给某一佃户续种。武训凭借特权，还可以随时涨租子。遇到荒年歉收，却又不准有任何减免，而是‘死租子’。农民们说：‘武训的租子不能欠，不交不行。’在我们所见到的那些地亩文约上，没有一处是直书‘武七’这个名字的，而是一律尊称为‘义学正’。从这里也看得出当时这个地主的地位的特殊和威风的不少了。因此，我们说，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这难道还不确切吗？”江青还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加了一句：“现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了，用武训这具僵尸欺骗中国人民的恶作剧应当结束了，被欺骗的人民也应当觉醒了。”
同年九月上旬，江青在文化部开会的时候，她当着周扬、夏衍等人的面说：“主席亲自修改的这篇调查报告，实际上已经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总结。你们这几个领导人必须从中吸取教训，否则，你们还会犯错误的。这次，是毛主席派我来讲这番话的。”
周扬连连摇头：“只要有江青在，我们的工作实在难做。难，难，难，实在是难！”“我是毛主席派来的！”这就是江青对付她的对手的主要手段，也是她的全部的本钱。现在，这个本钱是彻底输掉了，她又恢复了她本来的面孔了。
第二十四章
“他们打算怎样收场呢？”江青苦苦思索着……
江青、周恩来和尼克松
江青起床后，在那个小小的院子里散了一会儿步。她只能在这个天地里，稍微地活动一会。天气阴沉沉的，像给这个世界上厚厚地蒙上了一层黑纱。她没想到国内形势的变化发展得如此迅速，原先的那一套策略可能都用不上了。
囚房里静悄悄的，沉默得令人憋闷。什么样的遭遇江青都想过，这种场面，她未曾料到。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于二十二日通过公报向全国宣布：全国大范围的清查“四人帮”的群众运动已经基本完成，全党工作应该从一九七九年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会议决定停止再使用“阶级斗争为纲”的提法，同时开始批评毛泽东晚年的所谓错误。这样的举动，震动了全国、全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