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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千成万的人都像在演戏一样，什么‘三忠于’、‘四无限’，一个都不见了。只有我是始终如一的。这是革命的气节，我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动摇。”
在和专案组打交道的时候，江青提起了战争年代的往事，总是滔滔不绝，收不住尾：
“你们不是说中央文革小组在迫害彭德怀吗？我可以告诉你们，彭德怀的问题早在抗日战争之前就开始批判他了。一九四五年党的‘七大’之前，中央召开了华北工作会议，由刘少奇主持，集中力量批评和解决彭德怀在华北工作期间所犯的错误。彭德怀对此是怀恨在心的，直到一九五九年的庐山会议上，他还咬牙切齿地说：‘你们在延安骂了我四十天娘，我骂你们十五天还不行吗？’这说明他的目的是不纯的，是要报复的。延安整风以后，中央决定不让彭德怀再回前线工作，但是还让他当党中央军委参谋长，他对党中央的决定同样是不满的，对工作消极怠工。有一次人们说他吃胖了，他说：‘坐在延安，像猪一样地吃，怎么能不胖！’实际上，他是在含沙射影地骂人。他决不是在骂他自己。”
“你不要讲那么多题外的话，还是围绕着文化大革命的主体讲一讲你的问题和错误，难道你就一点错误也没有吗？我们听了还是这么多的话，就是听不到你作一点点的自我批评。”
“现在还不是我作自我批评的时候。”江青说：“假如我是在政治局会议上，我可能会作自我批评，假如我还没有被捕，我也可能会作自我批评。或者说，你们还是在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我还会作自我批评。今天，这一切都不存在了。你们已经把我当作敌人来看待，我同样认为华国锋等人已经站在了敌人的立场上去了，我再作自我批评，已经是多余的了。我除了为真理辩护，为毛主席的革命路线辩护，再不会有其他的选择。”
“你难道不知道党的政策是批判从严，处理从宽吗？”
江青冷笑一声：“那是毛主席的政策，也只有毛主席会有那样的度量和勇气。你这个小人物不明事理，太书生气十足。你可以去问问老华、老邓，他们敢这样吗？他们把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同志一个不剩地统统打下去，哪里还有什么‘批判从严，处理从宽’这一说。那都是骗人的鬼话。你替他们吹牛，他们可不会听你的半句。他们从宽的是他们所包庇的那伙叛徒、特务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请原谅我继续使用这样的语言。因为这都是毛主席的东西，我当然要用。”
“你是不是就不考虑你出去继续工作了？”
江青吃惊地说：“我不知道是他们在骗你，还是你在欺骗我。我可是绝对不会上这种当的。可以说，他们的路线不改变，或者政局不发生变化，他们是绝对不会放我出去的。其道理很简单，他们害怕我，害怕真理，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害怕毛泽东思想的威力。你们所说的这些话，我是一个字都不相信的。但这并不等于说，我对生活会失去信心，不，只要我还有一口气，我就要和他们坚决斗争。我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动摇。如果你们还想实践你们在文化大革命中所说过的话，我只希望你们跟邓小平捎句话，让他像毛主席对待他那样来对待我就行了。谢谢，我已经累了，该休息了。”
回到监所，江青并没有休息，今天她可是一点都不累，她的整个神经都处在高度的兴奋之中。审讯员在她临走的时候，送给她一份材料，建议她仔细地看一看。
在这里，最大的贫乏就是看不到各种材料和文件，以致她很难准确地判断国内国际的形势。唯一的信息来源就是那份很不及时、时有时无的《人民日报》。而这样的报纸，她自己很清楚，那是很不那么准确的，除了对自己有利的消息外，其余的都要加以限制和封锁。而她偏偏是对限制和封锁的那些东西还感兴趣，千篇一律的文字她是根本不看的。不过在这里，这些东西也不是及时的，所以这些也显得宝贵了。
那份材料是八十五岁的梁漱溟于一九七八年二月十五日，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他的发言，字字句句如一连串的电火和炸雷，以致江青几乎是一口气看完的：
“……我的经验是，宪法在中国，常常是一纸空文，治理国家主要靠人治，而不是法制。在旧中国，蒋介石就只靠人治，一切问题由他一个人主宰。进了新中国，情况发生了变化，按说有了人民的宪法，应该搞法制了吧。毛泽东后来变换了一个形式，主要也是靠人治。我的说法是有根据的。是不是新中国成立二十年来，其宪法已成为最高权威，人人都遵守宪法呢？回答是否定的。就说大家所诉说的文革十年吧，毛主席为了解决刘少奇的问题，写了《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如果按党章，刘少奇是中共中央第二把手，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才能解决问题；如果按照宪法，刘少奇是国家主席，必须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来解决。毛主席没有这样做……
“时至今日，我想认真而严肃地指出的是，中国历史发展到今天，人治的办法已经走到了尽头。像毛主席这样具有崇高威望因而也是最有本钱搞人治的人，现在没有了。今后，也不会很快有，也许永远不会有。在未来中国，即使有人想搞人治，也不会那么容易，困难将会大得多……兴许还会有人有意无意地搞人治，但我可以断言：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胡同。毛主席晚年的悲剧，难道还不足使后来的中国政治家们清醒、再清醒吗？”
江青对梁漱溟的印象不深，但是毛泽东对他的评价她是知道的：
“梁先生自称是‘有骨气的人’，香港的反动报纸也说梁先生是大陆上‘最有骨气的人’，台湾的广播也对你大捧。你究竟有没有‘骨气’？如果你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那就把你的历史，过去怎样反共反人民，怎样用笔杆子杀人，跟韩复榘、张东荪、陈立夫、张群究竟是什么关系，向人家交待清楚嘛。他们都是你的亲密朋友，我就没有这么多朋友。他们都那样高兴你，骂我是‘土匪’，称你是先生！我就怀疑，你这个人是哪一党哪一派！”毛泽东狠狠地挖苦他说，“梁漱溟反动透顶，他就是不承认，他说他美得很。你梁漱溟的功在哪里？你一生一世对人民有什么功？一丝也没有，一毫也没有。而你却把自己描写成了不起的天下第一美人，比西施还美，比王昭君还美，还比得上杨贵妃。果然这样美吗？不见得。我同他比较熟，没有一次见面我不批评他的错误思想。我曾当面向他说过，我是从不相信你那一套的……”
现在，这个人也出来了，都出来了。所有毛泽东反对过的人统统出来了，就是坚决拥护毛泽东的人出不来，岂但出不来，简直是要斩草除根，一网打尽。
这就是当前的事实。江青这样恶狠狠地想道。“都是一些忘恩负义的东西！”就在临她被捕的一个星期前，她对着华国锋骂道。当时，华国锋还说：“你这话，深深地刺痛了我的心。”
眼前的这些，究竟又刺痛了谁的心呢？江青几次提出要见华国锋和汪东兴，他们就是不敢来见她，这只能用心虚来解释。江青这样想。
江青又想起了一九四五年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那些日子里……
“江青呵，到了开党的七大的时候，你也要做工作，一定要保证王明、博古、李立三和王稼祥这些人选入中央委员会。如果他们落选了，这个会就是一个失败的会，分裂的会，很不成功的会。”毛泽东和她讲这番话的时候，神态是很严肃且十分庄重的，一点都没有往常那种幽默和风趣。
江青说：“别人，我估计问题不大，王明可就不敢肯定了。他的对立面很多，而且一直是反对你的。相当多数的同志都知道这一点，让他们选择的话，没有多少人会站在他们这一边。”
毛泽东微微笑道：“历史上反对我的人很多，如果都不选，就没有多少人了。有人盼望的就是我来个一言堂或者是一人党，这是不得人心的做法。王明过去反对我，但是他的影响很大，这样的人在我们党内，利多害少。再说，反对我的人中，他们的意见也不统一，进来可以听听多种意见，这样好处大得很那。王明这种人留在党内也造不起反来，蒋介石来可就不一样了。”
江青聪明得很，马上就理解了毛泽东的意图。
四月二十三日，中共“七大”在延安中央大礼堂举行隆重的开幕式。这毕竟是毛泽东加入中共以来第一次完全按照他的理想和由他主持召开的全国代表大会，他的激动和重视是可想而知的。
江青看到大厅内的主席台正中并排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台上的五把木制椅上，依次坐着大会主席团常委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和任弼时。主席台顶端的横幅上写着“在毛泽东的旗帜下胜利前进”，标志着这次会议的宗旨。
当她看见王明和李立三的时候，特意热情地对他们说：“润之让我转告你们，他坚决支持你们竞选中央委员或政治局委员，他是要投你们一票的。他说了，都是老中央领导了，团结在一起有多好呀。他不赞成有些人搞的小团伙。他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党内无派，千奇百怪。’他不相信那种纯而又纯的做法。”
李立三很感动地说：“有毛泽东的这番好意，我就是落选了我也是高兴的。”
这次代表大会开得很民主，江青亲自参加了代表们的分组讨论。
在讨论修改党章时，彭德怀发言说：“我是不同意在党章上写‘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这句话的，一个人的思想哪能百分之百正确呢？毛泽东思想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对的，还有百分之零点一不对嘛。就这，也不能全部保证革命胜利嘛，为什么要这样写呢？”
但是，与会者一致同意写上，刘少奇表现得最为积极。他说：“我们党之所以胜利，就是因为有了毛泽东同志。毛泽东思想是我们的集体代表嘛，为什么不写？一定要写！”但是，当他主张还写上“有变节、自首行为的人，但能够重新坚决革命的，也可以选为中央委员”时，康生、王稼祥、张闻天等人坚决反对，没有写上。
六月九日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毛泽东亲自到代表中继续做工作，让大家选举王明、李立三、博古等人。这天的会议过程中，他始终坐在会上听唱票，等到这几个人的选票过了半数时，才松了一口气。他喝了口水说：“一个革命家，如果不懂得和自己意见不同的人搞团结，他就会被敌人所打倒，历史上哪里有孤家寡人能成功的例证呢？”
这次大会上，刘少奇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军委第一副主席的职务。邓小平成为中央委员。江青认为，这是他们坚决反对王明、拥护毛泽东的结果。因为毛泽东那时的威信，已经到了建党以来的最高峰。任何想在党内攀居高位的人，没有他的点头是不可能的。
监狱外的一声吆喝，江青从当年回到了现在，她哼了一声，似乎是自言自语地说：“现在哪里还有毛主席这样的人呢？他们捞权，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为了个人的私利。这样的人掌权，怎么会容得下像我这样的革命家呢？”
第二十章
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