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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装备和各种军用物资的命令》发布。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命令，它高举毛主席的‘拥军爱民’的旗帜，深受人民解放军和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拥护。命令的发布必将加强无产阶级专政，有效地制止某些地区发生的阶级敌人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抢夺军队武器、大搞武斗的歪风和邪气。大家知道这是谁首先提出的吗？就是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始终是代表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她是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在汪东兴的带头下，整个会场里响起一片“向江青同志学习”、“向江青同志致敬”的口号声。
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姚文元在全国的报刊上同时发表了题为《评陶铸的两本书》的文章。
江青对汪东兴说：“东兴同志，这是一篇极其重要的文章，是经过中央文革小组反复讨论决定的，你们要组织警卫战士好好学习。这篇革命的战斗檄文，把刘少奇、邓小平的忠实追随者反革命两面派陶铸的丑恶面目揭露得体无完肤，毛主席亲自修改了文章，加了好多的段落。”
“是吗？”汪东兴对毛泽东加的话十分感兴趣，“主席加的是哪些？”
江青指着文章的段落说：“这些都是。主席没有时间写文章了，他的好多思想都是由文元同志来执笔，主席对他的文章评价很高。他是主席一心一意要树立的人。”
汪东兴没心思听她讲那么多，他只是注意到毛泽东在姚文元的文章上加的那些话：
“在当前的形势下，我们必须十分注意斗争的大方向，十分注意掌握政策和策略，十分注意维护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十分注意维护毛主席和党中央统一的作战部署，十分注意团结大多数，十分注意不让陶铸式的人物从有的或‘左’的方面或同时从两个方面搅乱了我们的阵线。”
汪东兴坚信这是毛泽东的伟大战略部署，是发展文化大革命的重要标志。他要坚决贯彻执行。
这当然是后话了。
经过一九七〇年八月的庐山会议楼，汪东兴觉得自己一下子成熟了，他从这里得到了启发：政治上永远不会有固定不变的盟友，而只有彼此的利益和权力。在权力面前，任何人都不会有什么风格和永恒的承诺。他不再迷信毛泽东的每一句话了，但是他变得更加顺从和老练，这是江青们所绝对没有想到的。
此时的汪东兴，中高个儿，腰直胸挺，仪表轩昂，尤其那两道卧蚕眉和一对奕奕闪光的眼睛，端端正正地长在白晰的脸膛上，很有一种聪明练达、儒雅大方的气度。可惜他的这种招人敬重的相貌往往被他那种一窍不通的文化知识所扭曲，使得有人说：
“汪东兴嘛，不过是一个政治掮客而已，没有什么真才实学。不足虑之。”
这句话，弦外有声，汪东兴怎能不明白？他的心像针扎了一下，微微颤抖着。可是很快，他就为人们的这种认识而感到得意了。好，你们轻视我，但我迟早会让你们知道我的厉害的。他已经懂得在毛泽东和江青他们面前怎样说话，怎样行事了。
“同志们，”汪东兴在中央警卫团的干部会议上讲话道，“人民解放军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手缔造和亲自领导的，除了毛主席，谁也不能调动我们的军队。”他照着别人给他准备好的稿子念道，“想起了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八日，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在湘东地区发动和领导了农民暴动，举行了具有伟大意义的秋收起义，亲手缔造了第一支工农武装——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九月八日这一天，在安源、铜鼓、浏阳、平江、醴陵等地胜利地打响了暴动的枪声。毛主席亲自率领第三团在铜鼓起义，一举攻占了浏阳县东门市。‘暴动，杀土豪劣绅！’”暴动，农民夺取土地！“暴动，打倒国民政府！这是一个伟大的日子。到了九月十八日，毛主席亲自领导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胜利到达浏阳文家市会师。九月二十日，毛主席在会师大会上讲话，指出：‘我们是一支工农革命军，我们是工农群众的武装，我们要为工农群众打仗，要和反动派作斗争，就一定要有枪杆子，过去我们的失败，就是吃了没有抓住枪杆子的亏。只要有了革命的武装，什么事情都好办了。’同志们，现在依然如此啊！毛主席还有一句话：‘我们并不孤立，我们的革命事业受到湘、鄂、赣和全国千千万万人民的拥护，我们的力量是强大的，我们好比小石头，这小石头总有一天会打烂蒋介石那个大水缸的！最后的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他特意说，“我汪东兴也是小石头啊！”不过，当时谁也没有猜透他的意思。
江青注意到，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以后，在中央办公厅的一次会议上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命进行了三年之久后，亿万人民的觉悟已经有了很大的提高，以刘少奇、邓小平为头子的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我们打得落花流水、焦头烂额，全面崩溃，我国的无产阶级专政空前巩固，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大普及，我国人民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切告诉我们，再有修正主义企图复辟，那是绝对办不到了。谁也别想让中国人民再走回头路！”
现在，他们竟然是这样！历史无情地和人们开了一个玩笑。江青的胸脯急剧地起伏着，她用颤抖的手翻开那本《毛泽东诗词》，恭恭敬敬地默读“重上井冈山”的词篇。这时，眼泪无声地滴落在她那显得十分珍贵的书本上……
第十七章
江青说：“我江某人是最先反对‘揪军内一小撮’的人，但王洪文的揭发，却使她陷入困境。当年在延安，江青建议毛泽东给文艺工作者讲一次话。
华国锋开完政治局会议后，不明不白地叹了一声。
他为啥叹息呢？当中央主席兼国务院总理，还担任着中央军委主席不是好好的嘛，从建国以来，像他这样一人担负数职的还没有过。就是毛泽东也没有当过国务院的总理，他还有啥不顺心的事呢？唉，这就叫不在其位不知其位的难啊！
这位被称为“英明领袖”的大人物，不知想了多少道了，他一定要在政治局会议上把自己的心里话说得随和，一定要像平时摆家常般、顺理成章地把话说出来，为此，他在心头默默地演习了多少回呀。可不知为啥，一到政治局会上，还没开口，那套话就忘得差不多了，连语气都变了，精神也变了，甚至要说的内容都不敢再坚持地提出来。在会下鼓捣他公开和那几个老人顶着干的人，一看他这副窝囊相，可怜地摇摇头，躲在会议室的角落里连嘴都不敢张了。
老人政治的威严，使这些战争年代连鞋都给人家提不上的小字辈们根本无法和他们相比。
华国锋，哼，比不上毛泽东的千分之一！跟了他三年的人终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汪东兴理解华国锋的难处，当他把有关“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交给中央主席时，华国锋的脸上才露出一丝笑容。
“胡耀邦提出要将江青等‘四人帮’提交法庭审判，还说我们原来整理的‘四人帮’的材料基本上不能使用。这里面一定有文章。联系邓小平最近的许多讲话，我觉得他们的矛头越来越针对我了。我们不能前门拒虎，后门……”
华国锋不敢往下说了，汪东兴绷着脸，也没吱聋。
“为什么有人要‘揪军内一小撮’的材料，人家在湖南和公安部找到了你的大量的要揪军内走资派的讲话和文件。”汪东兴说，“他们审判‘四人帮’，是要把火往我们这边引，是为将来作准备的。”
华国锋一听这话，脸色大变。
专案组和有关人员太无能了。查来查去，没有找到江青一句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证据，只有一个关锋、王力、唐平铸和胡痴于一九六七年一月十日给林彪的报告。上面有胡痴的一句话：“林总：江青同志嘱速送你批示！”这个报告里讲道：“当前，要大力宣传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彻底揭穿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极少数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顽固分子的阴谋诡计，热情地坚定地支持无产阶级革命左派，把军队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推向一个新阶段。”
写报告的四个人，都是被江青宣布打倒的，其罪名之一就是“揪军内一小撮”。
这样的证据，江青能认账吗？
汪东兴拿来的材料更难说明问题了，材料罗列的大事记中写道：
一九六七年七月二十二日，解放军报社的赵易亚之流在《推荐一篇好文章》的评论员文章中，提出了“把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批倒、批臭”的反动口号。同一天，人民日报的编者按中强调了对党内一小撮的斗争。
七月三十一日，林杰之流在《红旗》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中，塞进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同一天的解放军报社论中也叫喊这种论调。相反，人民日报却赞扬人民解放军是无产阶级专政的柱石，高度评价三支两军的丰功伟绩。
八月上旬，全国掀起了“揪军内一小撮”的高潮，各大军区告急。到处揪陈再道式的人物，抢夺武器，抢劫军用列车，炸军火库，等等。
汪东兴把那个材料交给新的专案人员后，就和华国锋议论起下一步他们的措施来。是的，从心里说，他们对审不审江青兴趣并不大，他们关心的是自己，是自己下一步的前途。
正像他们预料的那样，江青一听让她考虑关于“揪军内一小撮”的问题就火了。
她愤怒地说：“你们完全是在颠倒是非，我江某人是最先反对‘揪军内一小撮’这个口号的。我的功劳是任何人都无法相比的。”
“但是，在有关你阅过的一些文件和讲话中，就有‘揪军内一小撮’这样的字眼。”
江青说：“看来你们对文化大革命的历史一窍不通。毛主席反对‘揪军内一小撮’是有一定的时间限制和范围所指的。‘揪军内一小撮’是一回事，军内的确有一小撮坏人是另一回事。过去主席的讲话里也有说军内有坏人的字眼。但是，在一九六七年的武汉事件后，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利用这个事件掀起了反军乱军的浪潮，这才是干扰毛主席战略部署的严重问题。我们所指的”揪军内一小撮“就是指这特定的历史时期和这一概念。你们讲的是另外的问题，所以我认为无法回答你们的问题。我们不是一个阶级的人，我们也没有共同的是非标准。”
尽管如此，江青还是提供了一些她自以为是功劳的情况。
刚过一九六七年八月一日，毛泽东在《红旗》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上作了“还我长城”的批示后，江青就分别给周恩来和林彪打电话，很严厉地说：“你们看到了吗？这一段报纸上连篇累牍地要揪军内一小撮，这不把军队搞乱了吗？不管是什么人，提出这样的口号就是别有用心的。我们要警惕政治扒手的阴谋。主席建议你们在一定的范围和场合，公开批判这个‘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
八月九日，林彪就在接见中央文革小组和各大军区代表时，一本正经地说：“我们发动文化大革命，主要靠两个条件，一是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崇高威信，二是靠人民解放军的力量，现在有一股反军的逆流要注意。江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