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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看了汪东兴整理的这个材料，满意地说：“谁说我们的老粗不能搞材料，汪东兴同志搞的材料很有说服力，一下子就把问题点明了。”
江青也看了那份《刘少奇的罪行大事记》，她最感兴趣的是另一段：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九日，毛主席、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央领导同志撤出延安，转战陕甘宁边区。当时，江青同志也和毛主席在一起，共同指挥我们作战。而以刘少奇、朱德为首的中央工作委员会经晋绥解放区到河北西柏坡时，一路上大搞形左实右的错误土改，即臭名昭著的‘搬石头’运动。这时，在刘少奇为首的帮派体系里又加了一个陆定一，他公开说：‘陆定一同志是个很好的同志，他的马列主义水平不是一般的人能比上的。’”
“在这个时间里，我们亲眼看到江青同志协助毛主席起草命令，分析敌情，布置兵力，指挥打仗。而直到第二年即一九四八年底，刘少奇才和王光美正式结婚。而刘少奇却把王光美捧上天，动不动就把他老婆拉出来在全党面前显赫。相比之下，江青同志是高山，而王光美不过是个小丑。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四日，刘少奇带着王光美到了天津，公开抹杀毛主席提出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矛盾是以后整个历史时期的主要矛盾’的论点，胡说：‘将来有一部分资产阶级有可能跟我们发展到社会主义，我们的重点要放在联合资产阶级上。应当号召工人以忍耐暂时的痛苦，实现劳资两利’。这是多么惊心动魄的斗争啊！”
江青也在中央文革的会议上表示：“汪东兴同志是一个有头脑的好同志，他在路线斗争的关键时刻是站在毛主席为代表的革命路线上的。”她把那份材料亲手交给了姚文元，让他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写文章批判刘少奇。
不等姚文元动笔，戚本禹来了个捷足先登，根据中央文革的精神写起了文章。
戚本禹抚弄着脑袋上那坚硬的头发，他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小一些。汪东兴暗忖，真奇怪，戚本禹并不见得比姚文元差多少，为什么江青独自喜欢那个姚篷子的儿子呢？当然，从各个方面讲，他都是希望戚本禹应比姚文元强一些。
戚本禹是一九五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政治秘书室整风时，被杨尚昆等人打成“反党集团”的“八司马”之一。当时，戚本禹和毛泽东的英文秘书林克等人由于向政治秘书室的副主任何载等负责人提意见，说他“对上争功讨宠，对下独断专行”，“见领导拍马屁，在下级面前压制打击”等等。何载将这些意见向杨尚昆反映后，杨尚昆说：“这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他们对党不满，是向党进攻。林克、戚本禹都是反党分子，一定要严肃处理。”于是，他们将这八个人在会上展开了面对面的斗争，还要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给他们以组织处分。
毛泽东很快从几个方面掌握了情况，气得拍了桌子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肃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八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林克、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的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以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
汪东兴重新回到中央办公厅后，在各种场合都是支持戚本禹等人的，他和戚本禹的关系搞得很好。他当然希望戚本禹远远地超过姚文元。
戚本禹看材料十分仔细，他在好几段内容上都划了红杠杠：
“刘少奇在一九四九年四月的天津讲话中，甚至这样说：”现在不是资本家太多了，而是资本家太少了。反该使资本主义有若干的发展，也就是要发展资本主义的剥削。我希望资本家要多办工厂，多剥削一点。今天，你们只剥削了一千工人，我看不够。我希望你们能剥削二千工人，二万工人。资本家生活太苦，应该改善。他们的生活，不要弄得太苦了。“到了一九五〇年六月七日，刘少奇又在政协第二次会议上，作了题为《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他公然背着毛主席提出了‘三年改变成份，我们要采取保护富农经济的政策，这是一个长期的政策。也就是说，在整个新民主主义阶段，都是要保存着富农经济的’论点，为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而开道！”
戚本禹对汪东兴说：“汪主任的水平相当高，这不是一般人能够整理出来的，没有对毛主席思想的精确理解和熟练的掌握，是根本搞不出这样的文件的。”
汪东兴尝到了动动笔杆子的甜头。
所以，这一回江青也原谅了汪东兴，她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对主张设国家主席的人也不能一概而论，还是一分为二的好。有的人是真心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的，比如汪东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从他的整个历史看，他是毛主席的人。”
这一回，汪东兴也故伎重演，很快地拿出一份揭发报告来，报告说：
“通过这次上当受骗，我进一步看清了问题的实质。早在九届二中全会以前，林彪和他的老婆叶群就背着毛主席和中央政治局大多数同志，同老反共分子陈伯达勾结，指挥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等多次开会，多方串联。阴谋策划，妄图推翻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九大’前夕，林彪伙同陈伯达妄图破坏毛主席亲自主持的‘九大’政治报告的准备工作……
“现在，我更认识到：林彪、陈伯达他们在庐山的全部活动，完全是有准备、有纲领、有计划、有组织的。他们突然袭击，煽风点火，背叛‘九大’路线，破坏九届二中全会原定议事日程，妄图分裂我党我军，向毛主席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它的性质完全是一次被粉碎的反革命政变。我让人查了一下，从九届二中全会以后，苏修的反华文章急剧增加，他们的文章中开始不点林彪的名。这决不是没有原因的。希望党中央能够引起注意。”
毛泽东看了他的材料后，又专门和他谈了一次活。
毛泽东说：“我看你还是再当一次杨子荣，钻到林彪的圈子里去，和他们好好谈一谈，争取让林彪写出检查来。只要他能认识他的错误，我还是欢迎他的。这个检查要联系历史上的错误，不要让人家说他是一贯正确的，其实并不是嘛。”
汪东兴奉命而去。这时，他想起了一九六七年和刘少奇的谈话，当时也是奉毛泽东的指示去的，毛泽东对他说：“只要刘少奇能够认识他的问题，我们还是采取’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政策。我历来反对将人一棍子打死的政策，那样不得人心嘛。现在全国的红卫兵和造反派都要批斗他，他不检查过不了关嘛，我也不好说话呀。他总得叫我说话嘛。凡是同群众对抗，同党中央对抗的态度，都是不应取的。”
那天，汪东兴带着戚本禹和中南海造反大队给刘少奇的《勒令书》去了他的家里。
刘少奇用低沉的声音问：“东兴同志，我很想听听毛主席对我的问题的态度和指示，这些天来，我一直在考虑我的问题。”
汪东兴说：“你的问题取决于你的认识，除此之外，谁也无可奈何。”他向刘少奇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说：“就我而言，我不希望你的问题继续升级，而是早点结束。这对全党全国都有好处。你的问题已经牵连了好多人了，你还想看到无辜者再跟着你挨批挨斗吗？”
刘少奇脸色惨白，半站着接过汪东兴手里的《勒令书》，双唇颤抖地说：“好，好，我一定老老实实地回答群众提出的问题，并实事求是地认识我的错误。”几天后，他通过中央办公厅交出了一份他的《检查书》，其中说：
“中南海大队的同志们：你们在一九六七年四月二十三日给我的紧急通令限刘少奇在五月一日以前写出书面检查，具体回答戚本禹文章中所提出的‘八个为什么’的问题，现答复如下：
“……二、抗日战争胜利后，一九四六年一月，我党同国民党达成了停战协定，以后又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在一月十二日我党的停战命令上就提出了‘和平民主新阶段’，二月一日我根据中央讨论的意见，写了一个关于‘和平民主新阶段’的指示，这个指示是错误的。
“三、在解放后，我极力主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反对。一九五一年，我批了山西送来的有关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一个文件，批是错误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听过邓子恢关于农业合作社问题的报告，没有批驳他的错误意见，他就大加发挥，砍掉了二十万个合作社。以后毛主席批评了邓子恢的错误，发表了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很重要的文章，掀起了农业化的高潮。
“四、一九五六年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我代表党中央，向大会作了政治报告，是说了国内阶级斗争的，例如说：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是近几年来我国内部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反映着我国内主要的阶级矛盾……进行‘三反’、‘五反’斗争，是因为有许多资产阶级分子进行有害于国计民生的非法活动，不能不坚决制止。但是在这个报告的另一个地方说：‘我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已经解决。’这句话是错误的。八大关于工作报告的决议也说：‘现在这种社会主义的改造，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就表明我国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几千年来，阶级剥削的历史已经基本结束……”
“一九六二年我的《论修养》再版，是有人推荐，有人修改的，我看过《红旗》和《人民日报》上的修改稿后，就发表了，我应负责主要责任……”
汪东兴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上，慷慨陈词：“早已落水的疯狗刘少奇，在无产阶级革命派四面围剿中被迫交出了另一份所谓的检查书。这份所谓检查书，更加恶毒地和更加露骨地，更加狗胆包天，更加丧心病狂地把矛头指向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直指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妄图为他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全面翻案，妄图全面否定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丰硕成果。时至今日，刘少奇贼心不死，反革命气焰如此嚣张，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要把千仇万恨，化为无穷的力量，誓把刘少奇揪出来，坚决把他斗倒、斗垮、斗臭，他不投降，就让他彻底灭亡！”
现在，再让他到林彪面前扮演同样的角色，他感到有点为难。但是，他还是去了。
林彪在毛家湾他的住地正看从香港进来的电视录像，身旁坐着叶群。
“我们谁也没想到会碰到这样的麻烦，”汪东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