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蓝苹把这些文章有意拿给唐纳看，对他说：“我文章里的每句话，每个名词，都是有所指的。我憎恨一切封建、专制的恶势力，为了批判他们，我不得不学习鲁迅。对于，你喜欢读鲁迅的文章吗？”
“我不晓得什么鲁迅，我只知道艺术。”唐纳咕噜了一下，便蒙头躺下不睬她。他的家仅有三间屋子，吃睡都在那间北房里。
蓝苹还想争取他，便坐在床头掀开被角，拍着他的肩膀说：“不晓得没关系，可以多看看他的文章，特别是杂文。在所有的作家里，我最崇拜、最景仰的就是他。他才是我心中真正的偶像。我从他的杂文里，不但认识了整个社会，而且懂得了怎样生活。我……”
“好了好了，我不想和你再争论什么。”唐纳不耐烦地说，“在我眼里，鲁迅不过是个脾气古怪，思想偏激的糟老头而已。他有什么了不起，我从来看不起他。”
蓝苹暴怒地跳了起来：“你，你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他？我觉得你说话太狂妄了，你简直不知道自己还能吃几碗干饭！”
“你崇拜他，那好，你给我滚！”
蓝苹扭头就走。唐纳等了她一个晚上，不见她回来。他承受不了这种寂寞，就找来三个女演员，将她们一个一个地哄着玩弄了。他认为这是对蓝苹的报复，其实只不过是毫无意义的自我安慰而已。
后来，蓝苹被郑君里、赵丹等人找回家，又和唐纳共同生活了几天。她越来越觉得她和他没有共同语言了，她很讨厌这个家。唐纳的几个朋友仿佛像监工的把头，一见到蓝苹和别的陌生人走在一起就告诉唐纳，于是蓝苹一回到家，便是一顿毒打。他们已照顾过她几次，气得她往他们的脸上吐唾沫。从此，等不到三天，她就要和唐纳大吵一次。
终于，她给他留下一封信后失踪了。
唐纳找了她好久，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中旬才收到蓝苹从济南发来的第二封信：
“纳！当你看到这封信，为了我走起来顺利起见，筹划好久的这件事，迟迟到今天才告诉你，我相信你是明了我的苦衷的。自从我跑进影圈，言行不一致的矛盾是日益加深了，我苦恼，我绝望，我想毁自己，可是我遇到了你，你使我暂时消失了我所有的苦恼。但是更深的矛盾却也在此时生了根。我不愿林黛玉式的忧愤死，我知道怎样使得我言行一致，我更知道怎样使我自己死的有价值些，因此我决绝的离开你，还有那个大的诱惑！！风头、地位，和比较舒适的生活……”
唐纳看到这里，痛心得呼天号地。和她在一起，就是天天在吵架也觉得心里是莫大的安慰。离开她，仿佛世界上只剩下了自己，他忍受不了这种孤独。
对于蓝苹的心声，他知道得最清楚。
两年前，蓝苹完全是为了摆脱“左翼联盟”的某些领导人对她的纠缠和刁难，甚至是迫害才和他交往结合的。
周起应明白无误地提醒他：“唐先生，你以为蓝小姐是爱你这个人吗？非也。她不是爱你，而是看上了你手中的笔。她投入你的怀抱，为的是借你的笔为‘天梯’，从而登上‘大明星’的宝座。”
田汉和他的弟弟田源，甚至有意策划，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七日的《娱乐周报》上，放出消息曰：“据该公司有人云，蓝苹已经不是一位未嫁的小姐了。在北平，她早已有了丈夫了。如果此事属实，不是要闹出一场醋海潮了吗？好在他们不过是同居而不是结婚，否则蓝苹不是要犯了重婚罪吗？”
蓝苹气得浑身哆嗦，她对唐纳说：“这种谣言不是公开的法西斯能造出来的，是左翼联盟内部的毒箭。我想起了鲁迅的话：‘倘有同一营垒中人，化了装从背后给了我一刀，则我的对于他的憎恶和鄙视，是在明显的敌人之上的。’我和鲁迅有同感。”
唐纳对这些人的作法也很愤怒。对一个女演员，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精力来执意搞臭她呢？突然，他仿佛感到他们攻击的是自己的亲人。在一阵昏眩中，他好像看到了弱女子在挨打受骂，寄养在别人家的狗窝，只有一间破烂不堪的屋子。他还想继续同情那个女人，但事实证明他的主意打错了。
他捧着蓝苹的那封信，好像捧着一颗滚烫的炸弹，随时都可能将他炸得粉碎……
第九章
华国锋问：“毛主席当年对江青，究竟是什么态度？”汪东兴表示，揭露和批判江青，正是为了维护毛主席。蓝苹厌恶上海的舞台生涯，向往延安，她决定给毛泽东写信。
毛泽东和江青在延安
有关江青和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的材料，华国锋都要亲自审阅。
他听说，“四人帮”粉碎后，唐纳跑到香港放映旧片《王老五》。江青在这部影片里饰演“王老五”之妻，形象丑陋，令人厌恶。唐纳此行此举是为了对江青发泄积怨宿仇，而故意出她的丑。
当华国锋问汪东兴时，汪东兴摇摇头：“我看不可能。他已没那个精力了。不过，他在法国，与人合伙开设了‘玉泉楼’餐馆，又开办了‘天桥’饭店倒是真的。这‘玉泉’、‘天桥’之名，寄托着他对故土的怀恋嘛。”
“不错，听说是在法国开了个饭店，二楼餐厅安置了一间精室，墙上挂满了他和江青的照片，凡上楼就餐的，价贵一倍。”看来，这位新上台的党中央主席对此很感兴趣。
汪东兴说：“这也不可能。据有关部门报告，美国作家维特克到巴黎找他，要与他合写一部与江青婚变的书，被唐纳拒绝了。他认为这样做太无聊，太无赖了。各种谣言和文章，不是捕风捉影，便是无中生有。他和阳翰笙、于伶、金山、郑君里、赵丹、夏其言、叶露茜、夏衍都是朋友。据了解，这个人后来表现还不错。他在海外多次提出回祖国定居，还忙于搜集资料，准备撰写他一生的回忆录。有关方面准备批准他的申请。”
华国锋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
“专案组又送来一些历史材料，包括江青过去写的东西。”
华国锋指了指旁边的沙发，示意秘书坐下。
“我想，现在‘四人帮’在群众中已经很臭很臭了。”汪东兴也从口袋里掏出几份材料递给华国锋。华国锋看了一眼标题，全是一些漫画，画上的江青戴着大眼镜，和传统戏中的白骨精非常相似。他看完后把材料还给汪东兴，犹豫地说：“我们这样揭露和批判江青，会不会有损毛主席的形象呢？”
汪东兴说：“应该这样看问题，是江青自己的言行首先损害了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形象。我们对她采取的种种措施，正是为了维护毛主席，是继承毛主席遗志最好的办法。”华国锋非常满意这种回答。
“江青还有什么表现吗？”他问。
“给你有一封信。”
“给我？”华国锋迟疑了一下，又接过已列入案卷中的一封短信。那熟悉的字迹使他多少有点心惊肉跳。
国锋同志：
尽管你已走得很远，但是我决定还是这样称呼你。毛主席多次强调，我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我们当前最主要的敌人是谁？是邓小平为首的一小撮至今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这是毛主席临终之前反复告诫的。忘记这一条，才是真正的、标准的叛徒。
可令人痛心的是，一些人在一系列重大严肃的政治活动中，干了一系列令人不能容忍的分裂破坏勾当。大敌当前，他们首先想到的不是打倒最主要的敌人，而把专政的矛头对准自己的同志和战友。这难道是可以容忍的吗？不过，我和我的战友们并不想以牙还牙，以眼还眼。我们只希望你能迅速回到团结的革命原则上来，相互多作自我批评，共同继承主席的遗志，把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进行到底……
华国锋没看完，就把信撕了，摔在地上：“都什么时候了，她还要摆出一副教训人的架子说话，真是不自量力！”
“她也是自讨没趣。”汪东兴说：“她还当是老人家活着的时候呢。那时，看在毛主席的面子上，大家都不好说什么，即使有问题也是捂着的。你看看这份秦桂贞的揭发吧，真是血泪控诉。江青为了掩盖她的丑史，什么坏事都干出来了！”
华国锋鼓着腮帮子，往下看那份材料：
“抗战前，我在上海给一个资本家当佣人，当时住在环龙路（现南昌路）。一九三六年冬至一九三七年夏，江青（当时叫蓝苹》租这个资本家的房子住，我服侍过她，和她熟悉，知道她的一些情况。一九六八年三月二日，上海市革委会一个姓王的男同志对我讲，北京首长叫你去。北京首长，我就认识江青。我会烧菜，可能叫我帮她烧菜。我就对姓王的同志讲，我回去和同事关照一下。当天晚上，把我送上飞机，大约半夜十二点左右到北京。他们把我接到航空招待所，天天送饭到房间给我吃，也没有人来看我、问我。到了第五天的一个晚上，来了几个穿军装的，他们自己介绍说，我叫叶群，我叫陈伯达，是江青委托来看你的。他们问我生活情况，认识哪些人？和哪些人有来往？第六天，进来三个解放军，把我的语录本和衣服都扔在地上，在语录本里夹有江青的照片也被拿走了。后来，他们又把我换了一个地方，我哭着吵闹，要求回家，他们就打我，说我是特务、反革命、反党分子。第二次提审我，是从我家拿去的照片，一张一张地问照片上的人都是谁？就是没有看到我原来保存江青的照片。以后又用汽车把我送到很远的郊区，关在监牢里，用各种法西斯手段迫害我，弄得我一身病，失去了劳动力。就这样，我莫名其妙地被江青关了七年，一九七五年释放回上海。
秦桂贞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三十日
华国锋看完这些材料，掩卷沉思地问道：“事情果真会这么简单吗？”
“不管怎么样，现在我们首要的任务是把江青一伙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彻底批臭。华主席啊，”汪东兴的语调显得诚恳而又热切，“‘四人帮’人心丧尽，经营十年弄得天怒人怨，这是我们实行反击的最好时机。现已有足够的材料表明，张春桥是国民党特务分子，江青是叛徒，姚文元是阶级异己分子，王洪文是新生的资产阶级分子。在‘四人帮’大量销毁罪证的情况下，这次审查工作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取得丰硕战果，是由于领导重视，全党动员，充分发动了群里，正确贯彻执行了毛主席的肃反工作路线。有关省市特别是上海市委、山东省委、江苏省委主动地积极地协助王张江姚专案组，做了很多工作。”
华国锋感动地说：“要把在这场斗争中表现好的同志，统统提拔起来。现在中央和各地的领导岗位上，都迫切需要一大批政治上可靠的干部。这次斗争就是出干部、出人才的时候。”他停顿了一下，站了起来，学着毛泽东当年讲话的姿态和样子说，“这场斗争揭发的大量事实，是惊心动魄的。它告诉人们，蒋介石国民党的典型代表，地主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是怎样通过各种复杂的渠道，千方百计地打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又是怎样采取阴险狡诈、凶狠毒辣的手段掩盖自己反革命的真面目，钻进了党的领导核心。它还告诉人们，‘四人帮’披着马克思主义的外衣，搞修正主义，搞分裂，搞阴谋诡计，妄图篡夺党和国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