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们，时而大摇大摆的，时而跳起来，时而前俯后仰。有一伙无聊文人和演员一见到她和漂亮的女演员不是吹口哨，就是脏话调戏：“密司李，咱们想跟你睡一觉，赏脸吗？跟你玩一玩，就是死了也心甘情愿！”
她想洁身自好，遭到的报应是他们偏和她过不去，有角色硬让条件比她差的人上也不让她排；正经的工作偏不推荐她干；更有甚者，他们在她背后放出冷言冷语：“密司李昨天晚上和一个漂亮军官吊膀子压马路去了。”“我亲眼看见她和副刊的小白脸编辑吃夜宵，肯定他们已经睡觉了。”
适合李云鹤的工作很难找。她不得不靠打工、讲课，偶尔也写些文章挣稿费，有时还干些杂活来养活自己。她的自尊心很强，决不轻易向男人开口求助。即使党组织内有人散布她是托派的谣言时，她也只好眼泪往肚子里吞，耐心地等待着机会。
由于自己的争取和朋友的推荐，她在左翼教育联盟和剧联的《玩偶之家》里主演“娜拉”，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以后李云鹤又主演和排演了一些剧目，她逐渐然而又是很快走红了。在一群文化人羡慕的目光下，在电影公司任职的夏衍和导演张庚等人都纷纷由过去的冷淡转为热烈的吹捧。
夏衍说：“密司李是天才，长得漂亮表演也漂亮，称得起是东方美人。她如果上了银幕，我保险她会震动影坛。”
“云鹤姑娘是我发现的，是我的人，你们谁也别想争功拉夫。只要我当导演，她就只能在舞台而不会上银幕。”张庚和前来争夺李云鹤的人吵嚷着说。他把保护这位走红的女人视为天职。私下里，他公开向她求婚，甚至说：“我已经爱上了你，我不能没有你，你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失去你，我会死的。别忘了，是我给你创造条件，使世人对你刮目相看的。”
但李云鹤并不领情，她认为自己从十五、六岁时就学戏并进入青岛、济南的高等戏剧专业深造和学习。演戏本身是自己的特长而决不归功于任何人。她对张庚说：“你不该这样。作为一个好演员，应该是没有艺术限制的。我属于民众和整个社会，而不能属于你和极少数的人。”说完这话后，她的脸颊却泛起快活的红晕。
左翼联盟的阳翰笙和夏衍等人，终于把她拉进了电影界，并给她起了新的艺名：蓝苹。
为了回击那些别有用心的吹捧者，她以蓝苹的名义于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的《大晚报》上发表文章说：“在我童年的时候，每当听见人家说到‘天才’一字，不知怎的，就会莫名其妙的肃然起敬，不过，在那个小小的、简单的头脑里，却又时常起伏着以下的疑问：天才？天才是什么呀？难道是天给的才？那么，天才是谁给的才呢？最近和朋友们重又谈到了‘天才’的问题，争辩所得的结论是：认为‘天才’是不存在的，只是在人的本质上分着高低而已，光靠着先天的赋予是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演员的！”她还断言：“一个人如果专靠着美貌，或是一点儿聪明去做一个演员，那是危险的！”
二十五年后，当蓝苹成为江青，已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独树一帜，成为与林彪相抗衡的巾帼领袖时，这篇文章又成为她反对林彪、陈伯达鼓吹的“天才论”的证据。她得意地对张春桥、姚文元等人说：“我从来反对天才论，认为那是唯心主义的先验论。当初我写这篇短文的时候，矛头是针对周扬、夏衍四条汉子的。我和鲁迅的心是相通的，我们都不相信那一套。林彪、陈伯达们重弹老调，只能说明他们和那些江湖骗子是一丘之貉。”
蓝苹主演了《狼山喋血记》影片后，又是一片喝采声。这部把日寇暗喻成“豺狼”的恐怖片，一上演就得到世人的重视。随后在一九三六年秋天遭到国民党警察和英租界警察的禁止而引起一场涉外官司，更使这部影片产生了意想不到的知名度。人们也自然而然地把蓝苹当作影星而仰视了。联华电影公司和蓝苹签约，拍摄了第二部影片《王老五》。影片直接地反映了中国社会对劳动人民的沉重压迫和民族反抗的主题，由蓝苹扮演王老五之妻。当影片最后由她伏在丈夫的尸首上倔强地抬起头，痛骂外国敌人和中国的叛徒，她认为她体现出了自己的本色。
这时，蓝苹自以为自己在电影界已羽毛丰满，可以展翅高飞了，就在一个较好的房东家租上了房子，买了不少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书，钻研理论与演技，决心拼命地干。她认为自己有了和周扬、夏衍、阳翰笙等著名人物平起平坐的资本，在和他们座谈时，她提出了她主张：“我觉得，我们的电影要想真正起到鼓舞国民的作用，得拍反映工人、农民生活的戏，我反对把眼睛只盯着贵族阔太太。我演不了那样，到工厂和农村去，更贴近我的本色。”
她的言论，在他们眼里，简直是狂妄。他们背地里给她起了个绰号，叫作“骄傲的蓝孔雀”！！给她招来了数不清的侮辱；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她既然要在影艺圈子里混，她就摆脱不了他们的纠缠，就得接受这个现实。
电影演员赵丹，不止一次地挖苦她：“蓝小姐，你知道蒙太奇是什么吗？在电影这一行，你还未开苞呢。演了几部片子，就想当明星，你不觉得太容易吗？”
顿时，蓝苹很气了，先是和他，接着又和他的帮腔者大吵起来，先是互相对骂，接着又是互相揭短。当时，蓝苹已经二十二岁了，但仍然过着单身日子，她感到自己不是生活的强者。为了有个依靠，她需要结婚。
虽然许多文人名人都追求着她，其中还有左翼联盟的领导入。有的，只不过是想占她的便宜而已，因为他们已有妻室儿女，可依然不知羞耻地死缠她。她对他们嗤之以鼻。
蓝苹的心中只看中了一个人。
他就是唐纳。
他和她同岁，原名叫马季良。一九一四年五月七日生于苏州。他二十多岁，还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就为《晨报》、《申报》等报刊撰写影评，常用唐纳、罗平等笔名。那“唐”姓，是他奶妈的姓。大学毕业后，他在艺华、明星、电通影片公司任过编剧和宣传主任。在田汉被捕、夏衍被艺华等公司解聘辞退后，他一度成为影圈里的台柱子，有人预言他将成为中国电影界的希望或大师。随后，他也参加了左翼电影工作者联盟，与袁牧之、郑君里、赵丹义结金兰。《大公报》上海版创刊时，他主编《戏剧与电影》周刊，任大公读者会总干事，从事进步文艺工作，还邀请陈波儿、袁牧之等名演员演出，为抗日救亡运动捐献过资金。他在上海的文化圈子里，是一个火爆的人物。
唐纳看了蓝苹的演出和拍的电影，又读了她写的许多文章后，对他的好友赵丹、于伶、夏其言说：“蓝苹是上海演员中不可多得的人才，她的潜力相当大，我要认识她，和她交朋友。”他情真意挚，仿佛透过热带的椰林，迎着雨云中的霞彩看过去，发现了一座金色的天地。那里的一切都是美好的，他为她着迷了。
尽管赵丹、郑君里劝他：“蓝苹这个人心高志远，她不一定能看上你，你又不是高官达贵，很多人都碰了钉子，你又何苦自寻烦恼呢？最好还是死了心。”但是，唐纳发了誓：“我是非蓝苹而不娶，即使将来死到她手里，我也心甘情愿！”
于是，在郑君里的介绍下，唐纳和蓝苹认识了。交往没多久，蓝苹就被唐纳的满腹才学的谈吐和仪表堂堂的形象所倾倒。他，成为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
蓝苹过去说过：“我根本是反对结婚的，人是有感情的动物，只要彼此爱情达到了沸点成熟了的时候，不必经过结婚的仪式，尽可实行同居。”但是，唐纳闯进她的生活圈子里后，她改变了说法：“真正的爱情，必须得以结婚的方式加以确定。只有名正言顺，爱情的生活才会有滋有味。”
本来，她很少外出活动。认识唐纳后，蓝苹很快就尝到爱情的甜头，不管他什么时候来访她都热情地接待。她常常出去活动，在家呆的时候越来越少。她在昔日那些同事们的目光下，得意洋洋地挽着唐纳的手臂，把胸脯挺得老高。虽然他们年纪相仿，但她的统治气魄却得到显露。
一九三六年四月二十六日上午，杭州钱塘江畔的湖水开始荡漾起来，随着星光的模糊，红霞吐露，朝日徐升，湖边的花朵和水里的香荷都从睡梦中醒过来。就在这时，由郑君里和尊者沈钧儒主持，三对男女欢天喜地地在六和塔举行了婚礼。这三对男女是：赵丹、叶露茜，唐纳、蓝苹，顾而已、杜小鹃。
郑君里作为司仪，沈钧儒作为著名律师成为他们的证婚人，在闪闪发光的摄影机下，照了许多照片。沈钧儒还随口颂诗一首：情侣浪游在沪杭，六和塔下影成双。瑰丽清幽游人醉，沉酣风波会自伤。拾级蜿蜒登高塔，居高一览钱塘江！
第八章
唐纳与蓝苹分手后，一直活跃在报界，他甚至想回国参加建设。但当他收到江青的信后改变主意，毛泽东评论他是“文人无行”。上海解放后他远赴巴黎定居，隐姓埋名，并始终恪守自己的诺言。
1935年主演电影《自由神》的江青
满天星斗，一弯明月一动也不动地挂在万木梢头。当整个城市从喧嚷中沉寂下来时，就像雄狮吼叫累了熟睡着一样，在黑暗中静静地等待着黎明……
任何强大的铁腕人物，一旦失去自由而又无力挽回时，便只能依靠回忆过去来打发日子，填补精神的空虚。江青也不例外。
她的神经很敏感，能从看守人员的眼神中判断外界的形势以及最高层对她的态度。从表面上看，她的生活待遇仍然很高，依然享受着相当一级的生活标准，但所有的人员都是小心翼翼地从她身边走过和递送东西。偶尔有人神秘地互相眨巴一下眼睛，往她的住处打量几遍后匆匆离去。她惘然地望着他们的背影渐而又低下头。
“唐纳……唐纳……”
她隐隐约约地从看守人员嘴里听到了这个名字，浑身像触电一样地感到一阵颤栗。越是不愿回首和希望永久忘记的往事，越是像电影般地出现在她的眼前。现在看来，她最不愿意公开的往事，已经弄得举国沸腾，家喻户晓了。作为毛泽东的妻子，她不愿意让更多的人知晓她还有过其他的婚恋……
偏偏唐纳也不是个等闲之辈，他在文坛上也轰轰烈烈，有过一段令人回味的历史。
唐纳啊！唐纳，你为什么没有死啊？
当他听到自己又身陷囹圄，成为千夫所指的角色，他又会发表什么样的评论呢？他会公开那些难堪往事吗？
多少年来，她最担心的一件事就是唐纳会写他和她的回忆录或发表他们过去共同生活几个月的趣闻陈事。须知，毕竟他是一个文采风流的才子啊！
她和唐纳婚后几个月，不辞而别，最后宣布决裂。然后，她几经曲折，到了延安。随后，她改名江青，成为毛泽东的妻子。
但是，她没有忘记唐纳，依然关注着他的行踪。
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和她同岁的唐纳以《大公报》战地记者的身份，亲赴国民党军队抗日的前线进行采访，写了一篇又一篇悲壮的战地通讯。他，一个讨人喜欢的二十三岁的小伙子，一个说话急促、易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