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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北京这个地方可是容易闹鬼的地方，容易出事的地方。宫廷政变不一定要动用千军万马，一个连就够了。只要把我抓起来。向全国宣布就大功告成了。不过，这话不能和别人讲，也不能宣传这些东西，防止提醒一些人，搞连锁反映。”
这话。又使江青感到了毛骨悚然。一种危机感总是笼罩着她。
有人揭发：一九六一年前后，彭真在许多的场合讲：“同志们应该好好地研究这几年来党中央的政策和路线，看看是不是有问题，需要不需要纠正。如果有错误就要及时地纠偏，否则后患无穷。在这年的十一月，彭真指派邓拓、项子明、李琪等人在西郊公园畅观楼检查中央和毛泽东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一年下发的所有文件，企图从中找问题，以便算账。
毛泽东立刻警惕了，他对江青说：“看来北京迟早要出点事情，弄不好就会出赫鲁晓夫式的人物，这也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事情。要不是这几年抓阶级斗争，早出事了。”
一九六六年一月，毛泽东打响了批判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后，开始部署解决彭真等人的一系列措施。这年一月十八日，历时二十天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结束，这次会议所强调的就是突出政治的伟大战略意义。江青向毛泽东汇报的时候，这样说：“我和林彪谈了几次话，谈得不错。突出政治的提法，据林彪自己讲，是根据我军的历史经验和当前情况提出来的；是根据社会主义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提出来的；是根据社会主义还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的事实提出来的。这次会议，主要是突出了毛泽东思想，就是要把你的书当作全军各项工作的最高指示，就是要用毛泽东思想统帅一切。林彪说，不管什么事情，都要以毛主席的指示为准。不论在任何时候，对毛泽东思想，都要坚信不移。凡是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拥护，坚决照办，上刀山下火海也要保证完成。凡是违背毛主席指示的，就要坚决抵制，坚决反对。”
毛泽东笑着说：“这样一来，刘少奇看了又不敢轻举妄动了。我看通过这一段的措施，他们收敛很多了。但是不能停止，一旦给他们以喘息之际，他们的复合是以倍数来增加的。这个林彪也是找到了出气的时机了。刘少奇多年来重用彭真这个人，对林彪一直是采取压制的。林彪多次在我面前发泄对刘少奇和彭真的不满，他出来。彭真就怕。”
一九六六年一月九日，彭真在转发《毛主席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时，和田家英多次商量，有意砍掉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的部分。这个事实被关锋揭发了出来。他给江青写了一封信，通过江青转交给毛泽东。毛泽东看罢大怒：“彭真的确是要往外跳呀，好，他既然先跳出来，我就先打断他的狗腿再说。田家英是个卖主求荣、要给自己留后路的投机分子，这样的人不能再用。江青啊，还是从文化战线打缺口。然后再扩大战果。”
一九六六年二月二日，江青找到林彪，又找了总政的副主任刘志坚等人，在上海召开了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这个会前后开了十八天，江青对当前文艺战线的情况作了分析，提出了有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的结论。会后，总政搞了一个纪要，毛泽东三次修改，正式形成了一个文件，即《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同年四月十日，彭真指示别人并经他审阅，起草了中央批发这个文件的通知。
彭真在这个通知中说：“在整个社会主义期间，文学艺术领域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之间的斗争的一条极为重要的战线。在我国，坚持还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区别社会主义文艺还是资本主义文艺的分水岭。社会主义的文艺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为巩固和发展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修正主义文艺，也就是资本主义的文艺，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为地、富、反、坏、右服务，为资本主义准备条件。这是一场很尖锐的阶级斗争……”
但是，此刻彭真的日子已经很不好过了。他已经感觉到自从毛泽东批判了他主持制定的《五人小组关于文化革命的汇报提纲》后，还在采取重大措施，一场令他十分不安的压力正在向他逼来。
四月十六日，毛泽东亲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批判彭真的问题。会议决定撤销以他为首的五人小组，撤销他的汇报提纲，重新组织了以陈伯达为组长、江青为第一副组长的中央文革小组。
这下，彭真着慌了，跑到北京市委常委会上，双手作揖说：“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这一回可是砸了锅了，全靠诸位帮忙帮忙，渡过难关，我彭真绝不是忘恩负义之人。我大难不死。不会忘记你们的。拜托！拜托！”
四月二十一日，毛泽东批发了七份揭发彭真的文件给北京市委，打乱了彭真的阵脚。紧接着在五月的政治局会议上将彭真隔离反省了。此后，他就开始了挨批挨斗的生涯，最后被关进了监狱。江青得意地说：“彭真反革命集团曾经是很强大的，他们不可一世，简直要吃人。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只用了两个小回合，就把他彻底打倒了。彭真嘛，纸老虎嘛。”
现在，这种结局轮到江青了。她说的纸老虎变成了真老虎。这难道不是一种命运的巧合吗？
第三十章
经过十年的岁月，江青并没有盼到自己想见到的局面。于是，她横下一条心，走向了自己生命的终点……
一九九一年五月十三日，对江青来说，是一个值得永远记住的日子。她决心告别这个世界了。在疾病的折磨和对前途感到渺茫的情况下，她想以此来最后一次震撼一下这个世界。
她已经为自己考虑好了归宿，她为此反复地作了很多的准备。也许，只有如此才能够把自己从无尽的回忆和痛苦的思考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可以作为她的抗议，也可以作为她自己一生的总结。就在最后一次见到她的亲属的时候，她反复地说：“我这一生没有什么可留恋的，我能够和毛泽东同志联系在一起，我已经得到了最大的满足。我无愧地说，我为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已经战斗到了最后的一息。不管他的事业将来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我都可以说，我已经完成了我自己的使命，尽管不是成功的。我如果见到他，我要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来晚了，本应该是他们送我来，现在是我自己来了。”
选择这条道路，她并没有感到过害怕。死，有什么可怕的？人活千年不也是要死吗？她感到满足的是：自己这一生轰轰烈烈，始终是人们所注意的焦点。对她这个不甘寂寞的女人来说，此生没有白过，足矣，如果说她有什么遗憾，那就是她生前看不到人们对她死后的最后的结论。因为她总不相信现在这一切就是她的盖棺论定。
自从一九八一年一月她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后，她就等待着那一天的来临。她是准备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和“共产主义一定要实现”的口号最后就义的。但是，这一天迟迟没有到来。一九八三年一月，她又被他们改判为无期徒刑，她不得不遗憾地说：“对此，我并不表示感谢。我是不会改变我的观点的。我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我是永远忠于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我应该随着毛泽东的事业而走去。”
但是，没有人回答她的问话，也没有人再来提审她了。她失去了往日那么多人的过问和关心，她好像已被人们所遗忘了。
她浑身无力地摸着墙壁坐在床上，当她的思路回到眼前的时候，突然地想起了她和周恩来最后的一次会面和谈话。他也是身患癌症被疾病折磨得奄奄一息了。当江青在他身边坐下来以后，这位跟随了毛泽东近半个世纪的老政治家，睁开他那微弱的眼睛，艰难地说：“我的一生是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共产主义事业的。我不希望我们党再发生分裂了……”
江青对他的这种话感到了厌烦，她提高嗓门大声地说：“我们谁也不希望党再分裂，我可以告诉你，党是不会分裂的。我们有毛主席的领导，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和敌人。你已经是个病人了，不要再考虑其他的事情了，安心养病吧。”
周恩来听了她的话后，就闭上了眼睛，直到她离开也没有睁开。
想到这里。江青后悔吗？不！也许这一切的结果，就是这个周恩来给她准备好了的。
自从在那位深受人们尊敬的总理那里碰了一鼻子灰后，她心里对他产生的那些希望之火便一下子熄灭了。是的，如果周恩来能够在临终之前，对反击右倾翻案风作一些表示，那该多好呀！但是他没有。张春桥向他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后，他的回答是：“照主席的意见办，我从来是执行主席的指示的。”然后，就没有了下文。
对周恩来的这种回答，江青是很不满意的。但是总理的身体已经到了最后的日子，她不好再说什么了。
多少人在临死之前想留恋这个世界呀。
她又想起了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一九六六年五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小组会上，对田家英进行了批判并宣布让他停止工作后，他曾经给她打过一个电话，要求和她谈一次话。
江青略含讥意地说：“你现在羽毛丰满了，还能把我放在眼里吗？谈话有何意思？你是狡兔三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为自己找了那么多的靠山，难道还不够吗？年轻人，你得意得太早了。我现在帮不了你的什么大忙，就是能帮，我也不想帮你这样的人。你在毛主席的身边究竟干了多少帮助他的事情？你是一个最坏的人，一个差点要把我们送上断头台的人！”
就在此后的几天里，田家英自杀了。
江青见过他死后的照片，样子非常难看而且恐怖。
她只是万万没有想到，整整二十五年后，她也要走他走过的那条路，而且选择的方法还是一样的。这也是一种巧合吗？
“自古以来，伴君如伴虎。和君王在一起的人，不是一句不慎得罪了君王而掉脑袋，就是被杀君王的人所杀，成了君王的牺牲品。这种现象在历史上可是屡见不鲜。”有一次，江青和田家英在讨论一个历史问题时，他畅所欲言地说。
“那是封建社会，现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政党领导下，这种局面是不会再有的。”江青说。
“那也不一定，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不是杀了许多的老布尔什维克吗？”
“这个历史的教训按说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江青说，“毛主席就提出，我们对党内的反对派，采取的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就是吸取了斯大林肃反时的教训。我倒是觉得，我们对党内的反对派在处理时太仁慈了，譬如对彭德怀。”
“我们的社会主义是从封建社会过渡过来的，许多地方还有封建主义的烙印。这也许就是我们还存在封建社会残余的原因吧。”
当时，江青对田家英的话很不以为然。她觉得那个年轻人狂妄得很，自以为有什么了不起，往往还想以毛泽东的把关人的姿态出现在党内，最后终于引起了毛泽东对他的反感。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