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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一九六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人民日报》所载的一篇题为《一匹马》的通讯编写的。这篇通讯所歌颂的故事，正是发生在王光美蹲点的桃园。所以此剧曾用过《三下桃园》的名称，后来因有人提出，为‘避嫌’而改为《三桃峰》，此戏在内容上，刘少奇的‘阶级斗争熄灭论’——‘无冲突论’的倾向也很明显。我们认为，这里不仅仅是一个一般的创作思想倾向问题，而且是当前文艺领域里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动向。”
于是，江青找来陈永贵，毫不掩饰地说：“你看，谢振华的问题暴露了吧？搞政治斗争要讲究斗争艺术，要善于引发问题。文艺战线不可小瞧呢，它历来是阶段斗争的前沿阵地。你回去可以搜集谢振华、曹中南的所有问题，可以和他们算总账了！”
陈永贵感激涕零地说：“谢谢江青同志的指点，我们一定不辜负你对我们山西和大寨人的期望。”
经过一番紧张的准备后，一九七四年二月二十八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经姚文元修改的署名“初澜”的文章《评晋剧》。文章说：“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阶级斗争的历史告诉我们：每当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过去之后，总是伴随着一场复辟与反复辟、倒退与反倒退的激烈斗争。一切被打倒的剥削阶级决不会甘心于他们的失败，总要作垂死的挣扎，妄图复辟他们失去了的‘天堂’。他们进行复辟的一个常见方式，就是利用文艺为历史上被打倒的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进行翻案。六十年代初，有人抛出《海瑞罢官》为彭德怀翻案，如今又冒出个《三上桃峰》为刘少奇翻案，就是这一阶级斗争规律的生动例证。”
十天后，即二月八日晚，身穿军装的江青和张春桥、姚文元等人带着陈永贵，来到北京“二七剧场”，特意审看《三上桃峰》。
演出休息时，江青一行登上舞台向整个在场的人发表讲话，她说：“《三上桃峰》是出坏戏，是为刘少奇翻案的。这当然不能怪演员了，演员同志们是无罪的。这主要由你们省委书记谢振华负责，今天，我特意穿上军装，就是来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炮轰谢振华！你们都应该起来和他斗争。”
消息传到谢振华耳朵里时，他并没有觉得突然，甚至感到这是预料中的，他早就有这种思想准备。从查出陈永贵当过日伪维持会会长、情报组织“兴亚会”三人小组组长等历史问题的证据，并上报中央后，陈永贵不但没有受到影响，反而官职不断高升，直到进了中央政治局，他就估计到陈永贵肯定要对他打击报复，只是没想他们竟选择了这样一个突破口。
谢振华奉命被召到北京后，见到周恩来，对此作了申诉说：“《三上桃峰》进京参加调演，是省委集体讨论的嘛。当时陈永贵也参加了会议，也同意而并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嘛，为什么现在单单叫我一个人负责？”
“你是班长嘛。”周恩来说，“具体原因你还不清楚吗？现在什么话都不要说了，好好作检查就是……”
三月十八日晚，王洪文、张春桥、江青、陈永贵召开了解决山西问题的会议，正式揭开了盖子。为了壮大声势，他们把周恩来也请来，并让全体山西省委常委也参加。
会议一开始，江青就指着谢振华的鼻子说：“人家都说你很凶啊！我今天倒要看看你究竟有多厉害。我为什么要带头炮轰你，因为你们的《三上桃峰》是为刘少奇翻案的，而你是支持者，批准者，你是山西省委主要负责人，你应当负主要责任。”
谢振华说：“我不懂文艺，也没有抓好这方面的工作。”
“你不是不懂文艺，你是喜欢修正主义文艺，你是用资产阶级路线对抗无产阶级，用资产阶级文艺向无产阶级文艺进攻，你们这个戏流毒全国。”张春桥很生气地挪了一下屁股，说：“你很不谦虚，连陈永贵的意见也不听。你对大寨没有感情。”
谢振华马上说：“陈水贵同志并没有向我提过《三上桃峰》有问题呀？他也赞成这出戏进京嘛！”陈永贵马上说：“那是为了让你充分暴露。”
谢振华冷笑一声：“我这个红军战士愚蠢，比不上日伪汉奸聪明嘛。”
“你这是什么态度？”江青吼叫起来，“当着我们的面你就敢如此放肆，可想你在山西会怎么样！你假借批极‘左’镇压群众，镇压造反派，就是反文化大革命。刚才春桥说得很对，我完全同意，我看你不是不抓文艺，而是抓的修正主义的文艺。我看到一个揭发材料说，你说过‘演样板戏，让我去我都不去’，你说过没有？”
“样板戏我都看过，一个也没落下。”谢振华说，“现在有人报复我，就给我捏造事实，希望中央不要上当。”
王洪文拍着桌子站起来：“你这是无法无天，搞法西斯专政，你连陈永贵同志都反，山西的革命群众根本不在你的眼里。你不批林，不批孔，专批极‘左’思潮，实际上是批文化大革命，反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些难道不是事实吗？”
江青瞪着眼睛说：“谢振华，你不要在那里顽抗，人家说你是山西的太上皇，我说你是土皇帝，新军阀。你什么时候学会了抓住人家的一些小辫子就想作文章？这是不高明的！你以为你是红小鬼出身就再不犯错误了？你居功自傲，看不起别人，这要碰壁的。谢振华，你的错误已发展到了危险的地步，要悬崖勒马。”
周恩来也在会上批评了谢振华，他说：“你回到山西后，要认真地作检查，接受省委同志和广大革命群众对你的批判。你要转变立场，以求得大家对你的谅解。”刚说到这里，王洪文马上插话：“谢振华，你回到山西要在陈永贵同志主持下，接受造反派们的批判。”
周恩来站起来对陈永贵交待：“对谢振华你们可以批判，但对他的人身安全，中央责成由你负责保证。”
陈永贵怔了一下，点点头：“知道了。”他很聪明，懂得如何借刀杀人。他清楚由自己出面布置揪斗他的对手，很容易由他自己承担引起的后果。于是，他打电话给山西他支持的另一派群众，把谢振华回山西的具体时间和车次告诉了他们，实际上是授意他们就在火车站揪斗谢振华。造反派们当然会意了他的暗示，立即组织了近万人的队伍在车站等候，高帽、黑牌也做了好几件。
周恩来很快得到情报，立即通知山西省委常委不乘火车回太原，而是派了飞机送他们回山西，使大规模揪斗谢振华的目的没有得逞。但是，陈永贵还是不死心，他在布置约一千七百余人的所谓省委扩大会议批判谢振华时，特意强调：“这次批判要敢于刺刀见红，对待谢振华像水缸里的葫芦，按下去就不准他再浮上来。”
一连数日的批判会围绕着三个问题展开了：（一）你是否上了林彪的贼船？（二）、你为什么批极左思潮？谁指使？（三）你为什么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
那天的大会，是在太原有名的湖滨大会堂举行。数千人挥舞拳头，一遍又一遍地高呼口号：“向陈永贵同志学习！向陈永贵同志致敬！”在震耳欲聋的口号声中，省委书记王谦在讲话中说：“谢振华反大寨红旗，就是反对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你整陈永贵同志的黑材料要好好交待。你把阳泉作为反大寨的桥头堡，是不容抵赖的！对待大寨和陈永贵的态度与感情，是区分革命与反革命的界限！”
这时，有人给大会主席递条子，要求点名让阳泉支左领导小组组长、市委第一书记周云涛交代：“阳泉是怎样整理陈永贵同志的材料的？”周云涛站起来问：“这个问题，在这个场合讲合适不合适？”
主席台上无人答话。于是，周云涛便说：“我和谢振华一没搜集，二没整理陈永贵的黑材料。事情是这样的：一九六八年清队整党，从阳泉商业局职工李观海（炊事员、大寨公社武家坪人）的档案中，发现他在一九五五年镇反时交待他曾参加了昔阳县日伪特务组织‘日本帝国振兴亚洲救国总会’，任情报员。”
“该情报组中还有粮食局管理员王久荣，他是大寨金石波人。他们都供认陈永贵是他们的领导人。为了弄清真伪，我们查阅了抗日战争时期我八路军二一九师敌工部的一份昔阳县敌伪情报人员名册及敌伪档案，其中就有陈永贵的名字。名字后注明他是伪村长，情报员的身份。陈永贵是‘兴亚会’昔阳分会领导成员之一，每周两次去昔阳给敌宪兵队送情报，直接与日寇宪兵队长清水联系，当时群众称他是陈二鬼子……”
话没讲完，陈永贵的脸色大变，再也坐不住了。
当时任会议秘书长的王谦慌忙站起来，大声喝道：“周云涛，你住口！现在散会。”
一时间会场上鸦雀无声。
但是，陈永贵因为有江青等人的支持，还是把谢振华整了个狼狈不堪，被撤销了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纪和军内的职务，曹中南及一大批干部都受到了株连，批的批、撤的撤，被整了个不亦乐乎。直到一九七四年五月三十一日，谢振华被迫给毛泽东写信，承认：“由于几年来我对毛主席‘农业学大寨’的指示学习、理解不够，学大寨的感情不深，没有把对陈永贵同志、对大寨的态度提高到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对陈永贵和大寨实际上采取了消极抵制的态度。因此，阻碍了我省农业学大寨的深入发展。”
毛泽东看了谢振华的信后，批了“到此为止”四个大字。以后又把他分配到中央党校学习，此后一直默默无闻，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他才又东山再起。
事后，江青见到了陈永贵，得意地对他说：“怎么样？这会舒心解气了吧？我捅谢振华这个马蜂窝，就是为了树立你和大寨的威信，不这样，就镇不住他们，立不住脚。”她没想到，两年多后，她成为阶下囚，这位农民政治家不仅没有帮她说句公道话，还要向华国锋献计献策，要她的脑袋，以此来体现他自己的“革命”。
伴随着一阵痛苦，江青倒在床上。这时候，她眼前的种种光圈消失了，她清楚地看见了政治斗争的恐怖景象。
第七章
唐纳，蓝苹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杭州钱塘江畔，三对男女举行了婚礼。
1935年主演《娜拉》的江青剧照
任何人，都会有自己的隐私。
政治家都十分重视自己的公众形象。某种程度上讲，他们在人民中的形象将决定着他们政治路线的成败。所以，政治家在美化自己的同时，也讲究自己的言行，尽量在政治舞台上亮一个能赢得阵阵掌声和喝采的相。
政治家为了战胜对手，就要想法把他们在公众心目中搞臭。而搞臭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想法揭隐私。
当初，江青审阅彭真的罪行材料时，看到了类似的词句：
“彭真损公肥私，过着资产阶级贵族老爷式的生活。他在五反时就说过：‘什么多吃多占特殊化，我就不检查，什么时候我比你也要住的多，用的多，检查了也改不了。’他向市委机关要地毯，办得慢了一点就生气了，直接找来市人委秘书长贾星五说：‘我这个市长工资越来越少，家具买不起了，给办点福利吧！’人委很快就把价值一万元的地毯送去了。”
江青说：“这叫屁问题，都是些上不了纲的鸡毛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