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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非常现实的问题而不是遥远的将来。中国还能再走当年的老路吗？
江青等审判长警告完了后。继续发言。她才不管他们警告的那一套呢。她从来是按照她的语言和她的思维来决定对一切问题的态度的。她既然已把今天的一切都当作是反革命政变后对她的迫害，那她就无法向法庭缴械投降，何况她一提起“叛徒”二字来就咬牙切齿，仿佛和他们有不共戴天之仇似的。她用嘲弄法庭的语言说：“林彪指使叶群和他们的小分队去抄郑君里、赵丹他们家的事情，我回顾了很久，这是林彪的罪恶和阴谋的一部分，郑君里和赵丹的死，我是在这里才听说的，你们把这些强加在我的头上，难道不是和林彪一样地对我的迫害吗？吴法宪那个王八蛋是他的走狗，他的话怎么能作为凭据呢？他早就对我和张春桥恨得咬牙切齿，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再在这里申明一遍，林彪和他的小分队抄郑君里和赵丹以及对秦桂贞迫害的事情，和我没有任何的关系，你们也拿不出象样的证据来。我倒是怀疑，你们已经和吴法宪这类人串通好了有意要陷害我，不然，为什么你们至今不让我和郑君里家里的人好好地对质一下事情的经过。你们这样做，就是要造成一种效果，好像我江某人在三十年代干了什么见不得人的事情。现在你们把要说的话都说出来嘛，我究竟有什么样的把柄攥在你们的手里呢？没有，没有，根本没有。江某人在三十年代的所做所为是光明正大的。你们做出了林彪要做而没有做出来的事情，你们才是地地道道的林彪的同伙呢。其实，毛主席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就是把他们结合起来批的，只不过你们要把林彪的没想变成现实罢了。”
法庭又一次对她敲响了警铃。这是对她离题万里的一种警告。
江青洋洋不睬，就像压根儿就没有听见一样。
“你们听说的那个所谓诬陷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的事情，简直是有史以来的奇谈怪论。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各级机关和部门的领导人提了很多的问题，揭发出许多历史上的丑行，我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向康老要一个有问题的人的名单，就成了所谓的诬陷证据。难道说，革命群众揭发的那些问题，都是我江某炮制出来的吗？难道说六十一人的《反共启事》是我江某人给他们编造的吗？难道说庐山会议上对彭德怀等人的揭发材料，也是我江某人策划搞的吗？明明是党中央给他们定的案子，我看了材料给人们讲一讲，就成了我江某的诬陷，这能说服历史和后人吗？我这里还只是说就算你们所说的材料是假的这个前提上，更何况党中央整理他的每份材料和定的案子都是正确的呢。照你们说来，文化大革命十年来，亿万人民群众参加的这场运动中，所有揭发出来的走资派和叛徒、特务以及一切牛鬼蛇神等等，统统都是假的，统统都是冤案、假案、错案，都是我江某人策划的，这可能吗？这岂不是把你们的能力和才华都抹杀了吗？我江某人真要有这么大的本事，我怎么会坐到这个被告席上来呢？我这样一讲，可能人民群众就能看清事实了，你们这个特别法庭搞的这一切，就是一个有组织、有计划地精心制造出来的大冤案。你们所采取的手段，就是攻击一点不及其余，然后扩大范围，把我搞臭。天地良心，你们的良心哪里去了？我还是毛泽东的妻子，你们就敢于如此，可见王洪文为什么到了法庭，到了这个地方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这话一出，满座哄堂大笑。
江青好像从这里得到了什么鼓励，气势更加昂扬了：“刘少奇的叛徒材料，是他自己三次被捕坐监所写出来的，难道是我编造的吗？他是怎么出狱的，连延安整风的时候，你们现在的中央里的人都提出过怀疑，还有揭发，就是因为证据不够，毛主席没有把这个问题提到桌面上来，而且刘少奇还受到重用。直到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小将和革命派揭发出来他们的大批这样的问题，才进一步引起了毛泽东主席和党中央的高度重视，这才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和批准，成立了中央专案组。这个专案组所有的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文革小组都参加了，所有的材料都是集体审定和共同研究的，你们仅仅抓住我批准他们拘留了几个人的报告，就断定刘少奇的专案是我江某一个人制造出来的，是不是编造得太离奇了吧？是不是难以让历史和后人所接受呢？除非你们和当时的中央是木偶人，否则这一套就是荒谬的，站不住脚的。”
“江青，你对本庭的诬蔑，将记录在案，到时候我们将追究你的法律责任。”
江青说：“你收起你的这一套吧。我怕你的讹诈我就不说了，既然要说就不怕你这一套。你们给我编造的这些东西，许多我是在你们的这个法庭上我才知道的。对什么部长副部长的讲话，我只是根据群众的反映，让他们来揭发批判，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我们都是共产党员，共产党员首要的一条就是要到人民群众中去，接受群众的批判教育。在这个问题上出现了问题，首先是他们自己要找原因，现在都找到我这里来了，嫁祸于我江某，简直是荒唐可笑。”她见公诉人要讲话了，马上指着他说：“我的话还没有讲完呢，你不要打断我的话。你这个讼棍，我算是领教了你了。”
江青滔滔不绝地讲了两个多小时，才算告一段落。她气喘吁吁地说：“我现在的脑子不行了，暂时先说到这里，肯定还有很多的话，想起来再说。”
时间已经差不多了。审判长知道公诉人的发言还需要有个准备的时间，就宣布法庭辩论暂时休庭。
江青回到监房，躺在她的那张普通的床上，心情稍微舒畅了些，仿佛精神好了许多。她觉得自己又青春焕发了。这次法庭上的发言很够刺激，就像拳击一样，总算打击了一下他们这股复辟势力。她将向整个历史宣布她的宣言，这就是她江青没有在他们搞的这次审判中低头，而且给了他们一个力所能及的回击。然而，她又感到了一种悲哀，自己的水平太差劲了，没有历史上那些著名的大政治家的文才和语言功夫，要不然还会有一篇名彪千秋的好文章出来。想到这里，她又有了主意了。
像一个猎人在猎获到野兽，经过一顿饱餐之后，轻松愉快地回顾着自己的胜利一样，她在欣赏着自己的活动。她知道历史留给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她还是不感到满足，应该给历史一个更重要的纪念。她想。我已经失去了自由，自由还会回来吗？现在已经顾不上仔细地想这些问题了。现在，她还是需要在最后的时刻，给他们致命的一击……
第二十三章
邓小平气愤地说：“要将江青的画皮剥下来！”但江青的心思却飞回到文革时代。与此同时，华国锋也从最高宝座上跌下来。
邓小平看了江青在法庭辩论时的发言后，气愤地对彭真说：“告诉特别检察厅的同志，要准备一篇很好的发言，一条条地批驳这个娘们的诡辩，把她的画皮彻底地剥下来。这个家伙，我早就料定她会在法庭上表演这么一下子的。下次辩论的时候，她如果再继续攻击党的领导人，你们就采取措施，不能让她这样为所欲为。否则，就收不到我们审判的预期目的。”
彭真当即把这个指示通知了特别检察厅。
“你们再不能允许江青在法庭上攻击党和国家领导人，如果她要再讲，你们就押她出去，或者采取当庭制止的措施。总之，不能允许她继续如此。”彭真说。
江华立即做了相应的布置。
江文和有关的人员，连续几天开始准备他在下一轮辩论上的发言。按照中央的指示，他要把这个发言作为打向江青的一颗重磅炮弹。
就在这个时刻里，江青也在积极地准备着，她还要在辩论中再给被她称为邓小平的复辟势力一个最有力的回击。当监管人员给她拿来纸时，她对监管人员说：“群众看了电视后，对我在法庭上的辩护有什么反映呀？”
监管员说：“你对法庭指控你的罪行雊没有提出任何无罪或罪轻的证据，你只是骂，顶什么用呀？下一步你可别这样了，这样对你一点好处也没有，反而给你增加一点烦恼。”
江青说：“你是不知道的，反驳他们指定的那些罪名一点意思都没有。你就是否定了，他们还会再拿出一堆来，你果真以为就把他们所说的这些驳倒就可以无罪了吗？太天真了。我就是要揭露他们的真实面目，邓小平们害怕的就是这个。比如说我在三十年代有什么丑史，说来说去，他们拿出个什么东西呀？翻来覆去也不过就是那么两下子嘛。而我，却要拿出他们大量的罪证来。你们过去看过《红旗》杂志那篇《重视对的评论》的短评吗？那篇文章曾经给主席念过，主席说，写得好，说到问题的实质上去了。”
在这些事情上，江青的记性特别好，她基本上背出了那段话的意思：
“‘为什么宋江能起到高俅所起不到的作用？为什么高俅的残酷镇压不能打垮梁山农民起义军，而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却很快瓦解这支队伍？这是因为，钻进农民革命队伍的宋江以他同高俅的斗争掩盖了他们同属地主阶级的实质，掩盖了他们之间的矛盾只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一派反对另一派的矛盾。这样，宋江就有机可乘，使投降主义路线得逞。李逵由于缺少阶级分析的观点，虽然没有壮烈地死在高俅的屠刀下，却让宋江用毒酒断送了性命，这个惨痛的教训是值得革命人民永远吸取的。’这对于我们今天认识邓小平的路线仍具有重要的意义。陈永贵、吴德、陈锡联等人的下台说明了什么？我看不止这几个可怜虫，就连华国锋也未必保得住。因为邓小平是绝对容不下他的。”
监管员说：“你这个人呀，看起来是不会再扭转过来了。我不和你再谈什么了，免得连累我，你还是写你的答辩吧。不过我告诉你，答辩写得再好，也是没有用处的。”
江青听了这话，苦笑地摇摇头。她认为，鲲鹏之志并不是所有的蓬间雀们所能理解的。既然他们不理解，又何必和他们多费口舌呢。某种意义上讲，自己准备的这些东西并不是给现代的人看的，而正是给后人所研究的。历史既然是人民来写的，那就给他们留下点历史的真迹吧。
注重和塑造自己历史的形象，造就是江青目前所干的事情。
江青认为，邓小平的法庭起诉自己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夺权是向他们的犯罪，这和毛泽东的评价是截然相反的。毛泽东认为那是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政治斗争。毛泽东在一九六七年一月上海夺权以后，专门通知张春桥来京汇报，毛泽东亲自到飞机场迎接他和姚文元。那天，毛泽东就把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中的几段话划出来，给江青和张春桥看。列宁是这样写道：
“大家知道，在巴黎公社前几个月，即一八七〇年秋，马克思曾经警告巴黎工人说，推翻政府的尝试是一种绝望的愚蠢举动。但是，一八七一年三月，当工人被迫进行决战，起义已经成为事实的时候，尽管当时有种种恶兆，马克思还是以欢欣鼓舞的心情来迎接无产阶级革命。……在《共产党宣言》德文新版上由两位作者签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