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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月一日，《红旗》杂志刊登了由林杰执笔起草，经关锋和王力审阅的第十二期社论《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的社论。经周恩来向毛泽东汇报了关锋等人的问题后，毛泽东和江青连夜通了电话，毛泽东问道：“红旗杂志的第十二期社论你看到了没有？”江青说：“没有看到，关锋这些人有什么事情并不找我了，他和林彪、萧华挂上后，基本上把我摔到一边去了。”毛泽东说：“关锋的总政治部副主任的事情怎么样？宣布了吗？”江青说：“林彪催过几次，我没有再回答他。”毛泽东说：“我听春桥和总理说过关锋这个人，很骄傲，谁的话也不听了，直接要听林副主席的，这怎么能行？要警惕这个人。另外，‘揪军内一小撮’这个提法本身就是不科学的。军内的走资派也是党内的嘛，提党内的走资派就包括了军内。而‘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派’混乱了军队，使军队的工作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你要注意这个问题，要纠偏。关锋和王力，还有戚本禹，都不是真正的革命左派，他们再搞小集团，要给他们打预防针。”
很快，毛泽东在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上作了批示：“还我长城，”
毛泽东的这个指示和批示，由汪东兴通知了康生，也通知了周恩来。康生向关锋作了传达，进行了紧急布置。周恩来向戚本禹作了传达布置。江青亲自对林彪说：“我们的胜利迫使敌人不断地改变反革命的斗争策略，我正式告诉你，关锋和王力这些人不可靠，过去他们也是跟着刘少奇跑的，是刘、邓的黑爪牙。他们搞的红旗杂志第十二期的社论是错误的，提出了‘揪军内一小撮’的口号，连续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炮打总理，其目的是动摇无产阶级司令部，妄图取而代之。”
林彪听了大吃一惊：“这是怎么搞的？怎么关锋也出事了？他不是三滴水很信任的人吗？”他转过头问叶群，“关锋的总政副主任的事传出去了吗？”叶群说：“主席那边没有回声，我们这里也没有任命。”林彪说：“把请求任命关锋的报告撤回来，今后谁也别再提起这件事了。跟着三滴水这个人，要处处警惕，弄得不好，就要当她的替罪羊。她为了她的利益和需要，是从来不讲什么交情的。你今后不要老跟在她后面跑，她把你能卖得吃了。”
叶群从这时候起，就和江青拉开了距离。她对林彪说：“我还不是看在毛泽东的身上才对她那样吗？就她自己来说，她不过是一个戏子出身，有什么了不起。她的那些丑史，我和黄永胜他们一讲，大家都在她背后嘲笑她，她还自鸣得意呢。我看她将来如何在这些人面前再逞能！”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底，在中央文革小组的碰头会议上，正式解决王力和关锋的问题。
江青一开始就说：“你王力于八月七日，冒充毛主席的指示，公然对总理进行攻击，煽动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炮打陈毅同志，要夺陈毅的权。在外交部搞什么‘夺权指挥部’，这是在夺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权，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外交部是毛主席和周总理亲自过问的，你们支持什么火烧英代办，在香港搞什么示威和革命，统统都是胡闹。毛主席在《炮打司令部》一周年的时候，是要号召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起来，集中火力，集中目标，追一步深入地、广泛地从政治上、思想上、理论上对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派，展开革命的大批判。你们才是另搞一套，这是想干什么？这不是要造无产阶级的反吗？”
这次会议后，这两个人就被关起来了。先是在钓鱼台限制了自由，后来就关到了秦城监狱。
一九八〇年九月，两案专案组的人调查王力关于江青打倒赵易亚的事情经过时，王力狠狠地咬了江青和康生一口，他说：“赵易亚在一九六七年八月被打倒，是受了关锋的牵连。关锋出了问题后，赵易亚在《解放军报》马上就受到了注意。赵易亚本来是陈伯达调来的，文化大革命之前，马列主义研究院缺一个秘书长，陈伯达便把他要来了。一九六七年初，解放军报出了‘胡痴小集团’问题后，林彪提出要调一个人负责军报，就又把赵易亚调到了军报。第一次打倒萧华时，就是江青和陈伯达干的；一九六七年夏天，第二次打倒萧华时，毛主席要保，江青知道这个底。那时，毛主席的女儿萧力在军报社。赵易亚动员萧力和自己联名写萧华的大字报。萧力回去问江青，江青马上变了脸，大骂道：‘我看这个赵易亚不是个好东西，他写大字报还要把我们家的人牵扯进去，马上给我查！’康生看了一夜赵易亚的档案，说：‘赵的历史上有一两个月不清楚，我看他就是个特务。’中央文革小组讨论赵易亚的问题时，叫萧力也参加了。听了康生的介绍后，萧力问道：‘光是这个问题就是特务吗？’江青说：‘这是康老亲自审查的，没有问题，一定是特务。’我提出：‘突然宣布是特务，要作一些防范措施比较好，要不自杀了可不好。’江青听了把脸一沉：‘你怎么给特务说话？一个特务，自杀就自杀！’陈伯达听到这个消息后，赶到江青和康生之前，宣布了赵易亚的所谓反党问题。后来，赵易亚夫妇都被关进了秦城监狱。”
特别检察厅的检察官预审江青的时候，提起了这件夺解放军报权的事情，江青冷笑着说：“你们简直是糊涂到了极点。赵易亚在军报的权是我们任命的，上级宣布撤下级的权，难道还叫夺权吗？你们害我心切，连赵易亚的问题都没有搞清楚就来给我定罪名，他就是要‘揪军内一小撮’的炮制者之一。你们现在和他们都成了一家了。好，好，这才是最好的教育呢。最好你们把关锋、王力、戚本禹这些人也发动起来，一起诬蔑我，给我造谣岂不更会给你们增加点材料吗？”
江青是这样预料的，现在果然证实了。江青不能不认为毛泽东在当年的预见是非常英明的了。
现在，特别法庭把文化大革命中的牛鬼蛇神、叛徒、特务都请出来作证，把当年的革命说成是对他们的迫害和诬陷，这个理到哪里才能说清楚呢？
想到这里，她把手中的那本《刑法》往地上一摔，说：“这些东西都是当权派们骗人的，他们除了对付革命造反派和老百姓外，再不会有别的用途。我总算把他们彻底看透了！”
第二十一章
“我要向法庭请教一件事情……”，但江青的抗议和要求被拒绝。时纯利、阿甲先后出庭作证，把庭审调查推向高潮。
贪婪愚蠢、利欲熏心的华国锋和阴险狡诈、阳奉阴违的汪东兴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三日，中断了整整十天的对江青的法庭调查又重新开始。
虽然是作为囚犯出现，但是亮相的场面依然壮观，几辆警车开道，大有一种前呼后拥的架式。大概是怕有人劫狱吧，警察星罗密布，给人一种特殊的紧张气氛。
这天，江华和黄火青都出席了最后一次对江青的法庭调查。
轿车以特有的时速，驶近正义路。透过街道两旁的人群，街灯的闪光时明时暗射进车里来。押送江青的法警看了一眼她，立即感到，那双体现个性的，属于这位老太太特有的那种侧视的严峻目光，又像闪烁的星星一样闪光了。
传令一下，江青昂首挺胸地走向审判庭。突然，电闪雷鸣一样，记忆的绿色信号蓦地开亮了。她凝望着江华的身影和他那熟悉的面孔，心潮澎湃翻滚：那天的谈话情景以千钧之力飞扑过来……
“被告人江青，现在本庭对《起诉书》指控你的……”话还没有说完，审判长就被江青的提问打断了。
“我要先向法庭请教一件事情。”江青双目圆睁，但是神态却显得格外平静。“法庭是不是刑场？为什么在进行调查的时候，不但不允许我讲话，还要像拖死刑犯那样地把我拉出法庭？”
江华被这张讥讽的面孔和嘲笑的语句所激忿，威严地说：“法庭是审判你的地方，不是刑场。但是，为了严肃执行法庭的规则，对违反规则的被告人，我们有权责令推出法庭。”
“你江华坏了心，要整我这个失去自由的囚笼里的无辜受害人还不是手到擒来！”江青怒吼了，“但是，我要对你们的法西斯暴行抗议，我要对你们对我的迫害控诉！我通过这几天的回忆想起来了，当初你江华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时候，不也是很积极吗？你对天安门事件……”
“住口！”审判长打断她的话，严厉警告道，“江青，你如果继续大闹法庭，我们还将把你责令退出法庭，对你多次破坏法庭秩序的行为，本庭依法要追究你的法律责任，要罪加一等。”
“对你们这些国民党的继承者来说，我就是要藐视你们，看不起你们，你们是讼棍，法西斯！”
江华这回也忍耐不住了，他指着江青说：“特别法庭是经人大任命的，是代表人民的，你对抗法庭就是重新犯罪。我代表法庭不接受你的抗议和要求。”
江青骂了一会儿，大概是有点累了，她坐在椅子上徐徐地喘着气。
审判员甘英开始正式提问：“江青，你是否曾经讲过东方歌舞团著名歌唱家王昆‘里通外国’？”
江青对这次审判已经失去了耐心和企盼，她不住地东张西望，在旁听席上寻找什么。对法庭的提问，她只是冷冷地简单回答：“不记得。”
于是，法庭播放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四日的讲话录音，宣读她讲话的摘要。
听罢，江青回答：“是我讲的。”
公诉人说：“由于江青的诬陷，王昆同志被关押、批斗达八年之久。她所遭受的苦难和其他的受害人一样，都是无法弥补的。江青利用她手中的权力，张口就是法，肆意诬陷和打击一些普通的百姓和领导同志，她草菅人命，私设公堂，干下了难以敷计的罪行，我们就是要一笔一笔地和她清算，以伸张正气，保护人民，振兴法律的尊严。”
在调查江青诬陷中国人民大学原副校长孙湍的问题时，法庭宣读了江青一九六七年九月接见红卫兵组织代表时的讲话摘要：“人大孙湍，我们早就知道他是一个特务，不仅是国民党的特务，他很可能是日本特务，还可能和苏联有关系。”在孙湍被迫害致死以后，江青在一九七〇年七月接见周扬专案组工作人员时，还说：“孙湍参加了国民党的复兴社，复兴社是军统特务的机构之一。孙湍也是写《朱德传》的人啊。”
“江青，这些话是不是你说的？”甘英问道。
江青沉着脸说：“是我说的。孙湍就是一个特务，这是有材料的。他的问题就是原来的北京市委也是这样认定的。我也是听了他们的汇报以后才下了这样的结论。如果说我是诬陷，那么原来的北京市委呢？这可是彭真一手干的吧。他的问题，你们去问彭真吧。”
接着，法庭开始播放江青的另一次讲话录音：“……还有一个刘白羽，这个刘白羽我看也是不简单的事情。他读的是民国大学，是野鸡大学，有相当强的特务组织，那个地方就是出特务的地方。你们把这个好好地整理一下。就会有点名堂出来。刘白羽后来到了延安，然后到了太行，就开始和孙湍合伙搞《朱德传》，这就是物证。”
旁听席上的人都有点纳闷：怎么写了一本《朱德传》就成了物证呢？这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