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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员问道：“江青，你是否说过陆定一是一个‘军统特务’这句话？”
“没有吧，我没有材料说陆定一是军统特务。可能你们记错了吧，你们可以把证人请来。”江青说道，“陆定一有其他的问题是可能的，军统特务可能不会的吧。”
公诉人冷笑道：“播放她当年的讲话，看看到底是我们听错了，还是江青在抵赖。”
大厅里响起江青讲话的声音：“……同志们，你们还不知道吧，陆定一是个军统特务，混到我们党内来了。我们也是现在才知道。可能还要复杂些……”
“是你的声音吗？”审判员问道。
江青微微笑道：“是我的声音。但是，我不能承认是诬陷，你得让我想一想，我也是听了汇报或者是看了有关的文件我才会这样来讲的。你们先问别的，这个问题过一会儿再讲。”停了一会，她说，“我想起来了，陆定一可能是有个兄弟是军统特务，这跟陆定一有一些关系。”
审判员说：“你这完全是主观臆断，根本没有任何的事实。作为一个中央政治局委员，你这样讲话，难道不感觉丢人吗？”
“就这个问题，我已经说了很多了。我不愿意为此继续辩护了。”江青摆出一付无所谓的样子。
审判员让工作人员继续播放江青在一九六八年九月十八日接见中国京剧团和中央乐团的讲话录音：
“你们不知道吧？胡乔木也是在北京被捕，这个叛变的问题正在落实……还有那个周扬，他跟军统也有关系。他在大革命失败后跑到日本去了，在日本被捕叛变。所以，他是日本特务，也是美国特务，现在还没有最后定案。不过，他是国民党特务这一条是肯定的。他是内奸、特务这一点是肯定的。我们一定要抓紧对他们的大批判。通过大批判来促进大好形势……”
“江青，这是不是你的声音？”
“我听出来了，是我的声音。就这样一个讲话，你们播放过来，又播放过去，不就是在一个文艺团体上的讲话吗，有什么了不起！”
“你说胡乔木和周扬是特务，有什么根据？”
“我记得鲁迅有过一篇文章，专门批判了周扬，他对周扬的批判是人所周知的。我对他们没有作过研究。文化大革命中群众对他们做了大量的调查，我相信群众的调查是可以信赖的。关于胡乔木的问题，我是亲自听康老讲的……”
公诉人江文发言说：“经过出示证据和法庭调查，我们看得很清楚了。江青没有任何证据和事实，就在大会上宣布这些人是‘特务’、‘叛徒’，这除了是有意的诬陷迫害外，再没有别的解释。事实上，江青至今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也是支吾其词，答不上来。”
审判长曾汉周继续问道：“你在一九七一年一月二日，是不是讲过徐向前的夫人黄杰是叛徒、聂荣臻的夫人张瑞华是特务？”
江青说：“不错，我是说过。那是因为一九四八年党中央迁到河北省阜平县陈南庄时，遭到了国民党飞机的轰炸，几乎将毛泽东等同志炸死，这件事情在当时就已经列为大案。因为知道毛泽东同志到了这里的人很有限，除了司令部的人以外，其他人是不知道的。我一直怀疑是张瑞华所为。”
公诉人说：“江青所说的轰炸毛泽东同志住地一事，的确是国民党潜伏特务所干。但是，这个案子在解放初期就已经破案，罪犯也已经就地枪毙。时隔多年后，江青竟然荒唐地将此案栽到张瑞华同志的头上，完全是别有用心的。我建议法庭宣读公安部对此案的处理证明。”
法医宣读了公安部的处理证明后，江青继续答辩说：“此案我也知道破了，直接的罪犯都已经处死，但是就是这个处死中，康生同志认为有鬼，本来是可以留下活口的。毛泽东主席对此曾经有过指示，要求造一步查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但是有关方面的人员没有按照主席的意见办，这就给后来的处理留下了许多的疑问，这也是不足为奇的。你们把正常的提问都作为诬陷，是不是有点讼棍的味道呢？”
江文说：“被告人江青在法庭上的辩解，不能说明任何事实。推到康生的身上，只能证明你们是一伙的。江青诬陷黄杰和张瑞华，矛头是指向徐向前和聂荣臻两位老帅的。这是她进行反革命篡权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
江青马上要求说话：“检察官说我提黄杰等人是指向两位老帅，那么你们如此对待我，是不是把矛头指向毛泽东主席呢？你们这样的逻辑实际上是两重性的。对我就可以蛮不讲理，是事实也要说成是诬陷；别人的东西，明明是胡说八道，你们也要将它说成是事实。这样的法庭如何能叫人心服口服？我这样讲也是有根据的，只要不怀偏见，旁听席上的这么多人将来都是可以作证的。”
在公诉人的提议下，法庭播放了江青一九七〇年七月三日的讲话录音：
“同志们，这次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大啊，文化界的阶级斗争达到了什么程度，你们可能还不了解吧。旧文化部的副部长齐燕铭是现行反革命，代部长萧望东是历史反革命，还有王昆仑、钱俊瑞、曹亮、廖沫沙都是证据很利害的特务。这是一个坏人成堆的地方呀……”
法庭接着传来证人廖沫沙出庭作证。
廖沫沙是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就认识的文化界人士。据廖沫沙说，他和江青是在一九三二年认识的。当时，田汉在艺华电影公司写剧本，廖沫沙是田汉的秘书，即由田汉讲一个故事的意思，廖沫沙执笔把剧本写出来。他和田汉同时住在一个旅馆的过街楼上。一天，田汉在南国剧社的女学生俞珊领着一个眉清目秀的女青年到先施公司来找田汉，正好廖沫沙就在旁边。俞珊指着那个女青年对田汉说：“这是我的弟媳，叫李云鹤。我的弟弟被捕了，说他是共产党的案子。我的弟媳跑到上海来了，现在举目无亲，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我那里人太多，也乱，想看看你们这里能不能住。”田汉说：“那好吧，就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吧。”于是，李云鹤就住在了田汉的家里。田汉的母亲对这位李云鹤并看不起，以为她是一个乡下女子，出身低微，就让她和她家里的保姆住在了一块。
过了一段时间，廖沫沙的妻子回湖南老家去了，他和田汉在旅馆写文章，家里的房子空着。李云鹤知道后找到他说：“你不在家住，我暂时住住可以不可以？”廖沫沙说：“暂时住可以，我的内人回来后，你就得走。”李云鹤说：“好吧，她回来后，我再想办法。”于是，廖沫沙称她为“密斯李”的女人就住进去了。
读者已经知道了，这个李云鹤就是现在的江青。
过了几天，廖沫沙的夫人从湖南回到上海，廖沫沙回到家里后，看见他的夫人满脸不高兴的样子，说：“我们不在这里住了，今天就去找。”廖沫沙知道她是由于李云鹤在这里住的原因，就和她一块出去重新租了一个地方。那时的江青穿着一件普通的旗袍，看上去很朴素，人也勤快。她看见他们搬家，也过来帮忙。“哎，你们怎么搬家？搬到哪里呀？”廖沫沙告诉她后，过了几天，她果然又来了。她说：“真不好意思，你们一走，我就又没有地方住了。”廖沫沙指了指厨房说：“你要来，只能到那个地方去。”江青一看，那里哪能住人呢？明明是要撵她走嘛。她就知趣地说：“好吧，我先到我的一个朋友那里看一看，如果能住我就不来了，不能住我再来。”以后，江青就再也没有来。这就是廖沫沙和江青在二十年代的基本来往过程。
一九四九年廖沫沙从香港回来，住在中南海里。有一天在怀仁堂看话剧，他又碰到了江青。江青主动和他打招呼：“你也来北京了，好啊，我们又在一起了。闲下来的时候到我家里串门吧。”但是，廖沫沙从来也没有去。以后，廖沫沙在彭真的办公室里也看见过江青，他都没有主动和她打招呼。
一九五四年底，廖沫沙因腰脊结核病住在北京医院治疗，他的病房正好对着楼梯。一天，他正躺在床上时，也来看病的江青正好看见他，就进来了。廖沫沙赶紧起床欢迎，江青连忙摆手说：“别起来，别起来，你就躺着，我们随便聊聊。”她自己坐在沙发上和他谈起来。讲了过去演过的戏，也讲了她自己的光荣历史，又讲了她和毛泽东结婚的情况，直到护士叫她才走。走的时候，她还说：“我明天再来和你谈一谈。”但是，第二天，廖沫沙就出院了。临出院的时候，他也没有去和江青告别。那时，见江青还是相当容易的，并不像后来那样门庭森严，岗哨林立。
十年后，即一九六四年，廖沫沙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称赞吴晗《海瑞罢官》的，题目是《史与戏》；另一篇是应孟超之邀写的《有鬼无害论》。没有想到，这年的下半年就开始批判孟超的《李慧娘》，也批了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廖沫沙感到奇怪：批孟超，怎么把我也给联系上了？他到了中宣部打听，才弄明白了：毛泽东对文艺界作了重要批示后，文化部写了一个报告，对前一段的作品情况做了个总结。江青看到这个报告后，问中宣部的负责人：“这有一个同情李慧娘的有鬼无害论你们知道吗？”“知道。”“知道你们为什么不加上他？这个化名为‘繁星’的就是廖沫沙，是北京市委的。”于是，报告上加上了他的名字，报刊上开始批判他了。廖沫沙只好写了检查。
一九六五年，廖沫沙下乡去搞“四清”，先在通县，后到李社小镇。没想到第二年春季就赶上了批判他和吴晗、邓拓的“三家村”。一场大难来临了……
江青此刻看见廖沫沙，用她的话来说：“就像见了一个苍蝇那样的思心，这是一个在上海就想出卖我的叛徒，一个无耻的文痞和瘪三。法庭把这个人拉来作证，可见他们堕落到只要是反我的人，就是什么人他们也要用。”于是，她厌恶地把头扭向一边。
廖沫沙讲话了：“江青这个迫害狂，在文化大革命中诬陷、迫害了一大批无辜的干部和群众。我就是她们诬陷迫害的一个，江青诬陷我是‘很厉害的特务’，完全是无中生有，凭空捏造。我是一九二七年徐特立创建的长沙师范毕业的学生。我从十几岁的学生年代就参加革命工作，几十年中一天也没有离开过党的领导和指示，一天都没有停止过为党和人民工作，一九三二年我在上海的时候就认识了江青，当时我们俩一块儿共居一室，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完全了解……”
一听这话，江青勃然大怒，她立刻回过头来骂道：“放你的狗屁！我知道你是个叛徒，就是个特务！你是个什么东西！”
廖沫沙猛地一拍桌子：“江青，你和你的同伙犯下的罪行比人的头发还要多！人民对你恨之入骨，你的地位虽高，你的人品是极低的，我了解你！”
江青指着廖沫沙怒斥法庭：“你们为什么让这样的流氓和无赖跑到这里来作什么证？他就是叛徒，他的历史我最清楚，你们也是叛徒的同伙！”
“不允许你在这里辱骂证人！”审判长曾汉周摇起警铃，大声喝斥：“江青，你已经违反了法庭规则，我对你提出警告，不许你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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