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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自己也承认是误抓。现在是想办法找一个证明人，能证明我与政治无涉！”
为此，那个老共产党员也替她想办法。
“对了，你不是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领导的夜校的教员吗？如果能搬动一个外国传教士来保你，敌人肯定不敢得罪外国人。现在，外国人可比中国人要吃香啊！”
李云古有了主意了。她一次又一次地给那个组织的熟人写信。看守所里被她感化了的看守人员也给她想法送信。终于在一九三五年二月初，一辆红色小汽车停在了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门口，从上面下来了两个黄头发、白皮肤的洋太太，她们很引人注目。她们的衣着气派，雍容华贵：钻石发夹，钻石耳环，还有钻石戒指，这些珠宝都是她们身份的象征。
“我们要保释李云古小姐出去，她不是过激分子，她是我们基督教最出色的教员。你们显然是抓错了人。”半生不熟的中国话，实际上成了最安全的保险。
上海市警察局看守所的机构只填写了一份释放审批表，让洋洋得意的李云古作了指纹登记后，就把她释放了。
她出狱后，见到左翼教育联盟的党组织代表，故作轻松地说：“这只是夏天很平常的风景，用不着担心，我们会很快安全度过来的。”
那时，由于俞启威已经出狱，江青的党员关系得到确认。被捕期间的表现，经左翼教联党组织的审查，所作的结论是：“李云鹤被捕期间从未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也没出卖党的秘密和同志，没作损害党的活动，可以视为是经受得住考验的女同志。”
对江青的这段历史，后人众说纷纭。
一九七五年夏天，康生重病缠身之际，托人向毛泽东转送去两份揭发张春桥和江青的材料，说：“已有材料说明，江青、张春桥在历史上被捕写了自首书，是叛徒。请主席注意，必要的时候给予审查。”
毛泽东看罢材料，很生气地扔到地上，对身旁人员说：“康生同志头脑已经糊涂了。作了一辈子肃反专家，把神经都搞乱了，以至好人坏人分不清了。不要杯弓蛇影嘛。”
一个月后，毛泽东召集张春桥、王洪文、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等人谈话。
毛泽东说：“现在谣言不少，我劝大家要作具体分析。比如说江青是叛徒，春桥是叛徒，从林彪时就这么讲。春桥从来没有被敌人逮捕过，怎么能是叛徒呢？江青在三四年十月被敌人抓过，她坚决否认自己是党员，敌人找不到证据把她放了，怎么能是叛徒？可见造谣的人连起码的事实都没有弄清，就敢于这样干，显然是有政治目的的。”
张春桥说：“这也是在造谣言造舆论。”
“我看不会有多少人信它。”毛泽东接着说，“江青这个人，毛病可多呢。缺点和错误可以用火车拉，但是她不会当叛徒，这点我放心。她反刘少奇、林彪，都是立了大功的。毛病是后来很骄傲，开了两个工厂，一个是钢铁工厂，一个是帽子工厂。动不动就以势压人，动不动就给人扣帽子。我希望你们都去帮助她。不然，她的错误不得了。”
华国锋说：“江青是功大于过，功劳把错误都掩盖了。”
“不，应该是功是功，过是过。还是两者分清的好。”毛泽东说。
回想这些，江青的眼睛又湿润了。唉，这个女人呀，眼泪就是多。
第六章
华国锋审时度势：不能让江青活着出去。当年陈永贵被整，全靠江青全力支持，树立权威，陈永贵拉着江青的手说：您是俺大寨贫下中农的亲人。如今，江青成为阶下囚，这位农民政治家却献计献策，要她的脑袋。
刚把江青抓起来的时候，华国锋一直提心吊胆。一旦江青被人救走，或者党内国内出现反对力量，整个形势就会发生急剧变化。
他和汪东兴亲自检查了关押江青的地下室后，稍微放心了。这至少不能使这个婆娘逃出去。他详细询问了她的表现，但没有勇气和她见面。几年前，他就领略到了她的厉害，现在果然硬不可屈。是的，这个女人掌握毛泽东的东西太多了，对党最高层的情况也了如指掌，不能让她活着出去。
“让我再审问她吗？”汪东兴急于露一手。
华国锋摇了摇头。他怀疑是否能从这个女人嘴里掏出能使他们认罪的东西，但有一件事情很清楚：她是不能活着离开关押地的。当然要同政治局几个核心人物商量。中共中央不大轻易杀人，这与它在一般人心目中所想象的不同。可是，他已无法召开会议公开研究这件事，因为一旦传出去后果难以预料。形势如果紧张起来，一切要靠他华国锋做主了。
当时，上海吵吵闹闹要策划起义，搞武装暴动的时候，政治局里就有人提出要干掉江青和张春桥。
陈永贵对他说：“好我的华主席呀，自古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上海那帮小子敢于犯上作乱，无非是以为有了江青他们就可以打上毛主席的旗号招摇撞骗嘛。我看杀了江青、张春桥这两个人，他们都会变成草鸡。”
“永贵，你还真有些头脑。”
陈永贵“吃吃”笑着说：“这也是学着毛主席的思想而想办法呗。阶级斗争很残酷、尖锐，你不斗他，他就斗你嘛。”
“你估计这个主意提出来，政治局会一致通过吗？”
“我看差不多。现在‘四人帮’人心丧尽，想杀她的人多得很。”陈永贵说完后，果真开始了他的活动。
江青从《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大寨大队批判她的文章，马上想起了陈永贵在一九六九年初见她的情形……
“江青同志，有人要害我，请求毛主席和你给我做主啦！”陈永贵一见江青，“扑通”一下跪倒了，顿时泪如雨下。“没有毛主席，就没有大寨的今天，也没有俺的今天，俺可是粉身碎骨都跟着毛主席走哪。正因如此，党内一小撮走资派把大寨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早就想置我于死地，俺硬是有毛主席撑腰给挺过来了。”
这些话把江青弄了个莫名其妙，连忙把他扶起来说：“永贵同志，不要这样，有话好好说，你这样反而把我弄糊涂啦。你不是好好的吗？”
“有人整我的黑材料，硬要给我定‘日伪汉奸’，还要取消我九大代表的资格。”陈永贵开门见山地说。
“他们谁敢这样！”江青板着脸儿，“谁要是想砍倒大寨这面红旗，谁就是反革命！整你，就是反中央，就要把他们干掉！你放心，只要毛主席健在，他们的阴谋绝对得逞不了！”
这话很管用，陈永贵马上止住了眼泪，坐到沙发里，开始一五一十地汇报事情经过：
“我从小讨吃要饭，死去父母，早就过上了孤儿的生活。”陈永贵看着江青的脸色，想把话尽量缩短些。“后来我在大寨村立住脚就给地主家当长工，吃的猪狗食，干的牛马活，这就不说了。抗战爆发后，大寨成为日本人、八路军和伪军交战的游击区。按照边区抗日政府的方针部署，阻止日本人扫荡的唯一办法就是组织维持会，选出一个伪代表当会长，明里应付鬼子，暗地里向八路军通风报信。这个角色不好当啊，得时刻冒着让鬼子杀头的危险。”
江青插了一句：“这是做党的地下工作，很艰苦，也很危险。我在未到延安之前，一直在搞这方面的事。当演员，那是为了作掩护。现在的年轻人，很难体会我们当年的事了。”
“是啊，当时让我当伪村长、伪代表，参加日本人的‘兴亚会’，我是至死不干，”陈永贵来了劲。激动地说，“但是，战斗在太行山区的八路军首长，化名为‘老曹’，为这事给我反复做工作。他说：‘你是苦大仇深的贫雇农，八路军信任你，穷哥们也信任你，你不出头让灰鬼干了，受损失的还不是咱们自己吗？’这时，村里的穷哥们也到了我家，好说歹说让我出头，还向村长贾泰元积极推荐。贾泰元是个地主，他心里比其他人更怕日本人，因为鬼子一来，他家的粮食和房产保准第一个挨抢。再说，他的兄弟贾增元就死在鬼子的大刀下，所以他也希望我出来维持一下，这对村对他自己都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上任了。”
江青不以为然说：“这事很正常嘛。既然是八路军派你打入敌人内部的，这就算参加革命嘛。”
“我也是这么想的。”陈永贵说，“我当了维持会代表，参加了日本人的‘兴亚会’后实际上是多方应付，不管什么人进村，全凭我忙里忙外，使大寨的老百姓躲过不少灾难。我还掩护了好几个八路军干部，为我们党送了不少公粮。抗战结束后，为这事我受了不少冤枉。地主贾泰元为了保护他自己，想把我推出来当替罪羊，发动农民斗争我，说我是‘鬼子汉奸’。幸好八路军首长和穷哥们知道底细，才揭穿了他们的阴谋，解脱了我。”
“这事应该有档案记载嘛。”
“有！我有八路军部队给村里的立功信。”陈永贵说，“抗战中，根据我的多次要求，八路军首长批准我和大寨的另一个叫贾承维的民兵扛起了枪杆，前往阳泉参加打鬼子的战斗。我还被任命为班长，带领着十三个战士运送弹药武器，救护伤员。一个硝烟弥漫的夜晚，阳泉的战斗打得很残酷，好多战士都死的死、伤的伤。我看看跟在我身边的贾承维和其他战友，高喊着‘谁是英雄，跟我上’的口号，一下子冲到最前线，打死好几个鬼子，还救回来我们的几个伤员。这些事，是日伪汉奸能干了的吗？”
江青笑了：“谁也没说你是日伪汉奸啊！”
这下，陈永贵才把话说到了正题上：“有的。文化大革命开展以来，山西的一小撮反大寨势力，千方百计地在我身上做文章。他们背着我给六十九军的领导写黑信，说我当过维持会代表、伪村长、参加过‘兴亚会’、‘棒棒队’，还从档案馆里听说找到了什么证据。他们一直想把我整下去！”
江青这下火了，一拍桌子站起来：“不管是谁想整你，不但我不答应，党中央不答应，毛主席也不答应！你放心大胆地工作吧，该怎么干还怎么干！”
这是陈永贵第一次和江青面对面的谈话。
陈永贵拉住江青的手，一个劲地摇晃：“江青同志，您是俺大寨贫下中农的亲人，我和大寨的党支部世世代代不忘你的大恩大德。我回去说，拥护江青同志就是拥护毛主席，我们要象听毛主席话那样来听江青同志的话。谁反对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就坚决把他打倒，决不让他再泛滥！”
这些话，要是放在别人嘴里，江青早就反感了。但是从这位农民口里讲出来，她却认为入耳得很。她对周恩来等人说：“陈永贵同志对党、对毛主席有很深的阶级感情。像他这样农民出身的党的基层干部，完全可以选进党的中央委员会。雷锋要是活着，可以当总政主任。我主张把铁人王进喜、大寨陈永贵都选为中央委员。他们的斗争觉悟高得很！有他们在中央，走资派要想复辟资本主义，就比登天还要难了！”
于是，陈永贵顺利地在中共九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又在一九七二年八月二十日的中共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陈永贵恨六十九军军长谢振华，他一口咬定谢振华是林彪的人，不断向江青告状。
江青想起了当年的事……
当林彪接到电话通知，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