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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知道，由于种种原因，那是不可能的。
第一，得不到空中的补给。第二，在伦坡没有建立空投场地的可能性，不可能得到大量的储备；在章多也同样不可能。第三，没有搬运夫来搜集和分配空投下来的沉重物资。就陆上的联系而言，即使从我的师部抽调一个特别后勤小组去帮助第七旅部队的集结，去达旺的道路在冬天的积雪中，连轻量的运输也承受不住。我还调出一个机枪营的营部，用以控制提期浦尔到达旺的危险地段，疏通运输的阻塞。但是，实际上的需要，还要大一百倍。
伦坡被选作为主要的空投区，而章多作为前沿的空投区，这两处都未曾试用过。而结果是，在和平时期的条件下（在很少伤亡和损耗的时候），伦坡也只能维持一个营左右的运输量。章多，后来发现它完全不适合作为空投区，由于陡峭的山坡，空投物资散落四处。而且，伦坡和章多只能接受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我们师根本没有这种飞机。
9月17日，我一听说第九旁遮普联队已到达扯冬，马上就带领我的侦察队由陆路去达旺。12日，冬季已降临，所以飞行没有可能了。在旅途中，我发现道路的情况是这样：过了邦迪拉，就不可能继续通行车辆。我总算让护送小组勉强地通过了。我在路上，看见几批直接从平原开来的部队，还穿着夏季制服，背负全部装备，在不停的大雨和没膝的烂泥中挣扎着穿过高山口，如色拉，高度为14500英尺以上（埃德蒙德·希拉里爵土稍后来到色拉，他说，就是登山运动员要适应这样的高山气候，至少也要一个星期）。
这一点我是清楚的。如果自称无所不知的德里当局是错误的，而中国人又定要抵抗我们建立哨所的行动；那么，我们着手愚蠢的进攻计划，其最终结局只能是一场大灾难。显然，勒克瑙和德里的上级当局，或者根本想象不到这些铁一般的事实，或者他们知道，但却宁愿不顾事实。
这时候，中国广播了几条消息，要求我们的部队从第一号桥、第二号桥和扯冬越过克节朗河的阵地上撤回去。当然，我们的部队不予理会；并且继续巩固所占阵地和修整通往扯冬的道路。
在双方敌对武装如此对抗之下，长久维持和平是不可能的。9月18日，发生了第一次交火事件，结果双方都有伤亡。这样，沉闷的对抗，已升级到公开的、还可以说是有控制的战争行动了。这次事件，也显示出中国人是准备得很好的，并且有相当的实力。在另一方面，我们只能勉强支撑沿着克节朗河南岸挖壕固守的第九旁遮普联队的几股小分队。撤运伤员遭到了巨大的困难；在那些高地上，要用6个到8个士兵抬一副担架，才能回到伦被，从伦坡再空运到吉米塘。有些伤员在搬运途中就会死去，根本到不了战地外科中心。
我放心不下的是，我们已使达旺面临严重的威胁。我愿强调说，达旺不仅具有政治上和战术上的意义，还有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即达旺的佛教徒门巴人，特别是著名的达旺寺庙里的几百和尚，对于中国人和西藏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1960年，当我们开始建立阵地时，他们曾抱着希望与印度军队共命运，完全和我们一致行动。所以，他们的安全对我们是一种神圣的信托。
以前我曾经要视察伦坡和扯冬，但是没有适当类型的直升飞机。年青的空军驾驶员们，作为优秀的飞行员，很想为陆军分担他们的一份责任。曾几次试图降落，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一架米…4型直升飞机在临时机场上坠毁了。因此，飞行是不可能了。我不得已步行去伦坡，从达旺出发需要四天艰苦的长途跋涉。
在伦坡，我见到达尔维旅长和其他从达旺步行来的人。我发觉达尔维情绪低落，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整个的气氛是令人沮丧的。部队有很多人来自伏特山，步行230英里，疲劳、饥饿、衣着破烂、士气颓丧。
9月27日，军长乌姆拉奥乘一架双座贝尔型直升飞机到达伦坡。他通知我们，内阁已决定要攻打塔格拉，而且这一进攻必须尽早完成。这等于他向我们投掷了一颗炸弹。乌姆拉奥·辛格将军在伦坡的两天内，我们进行了充分和坦率的讨论。然而，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按照军区司令的命令，进一步草拟了一个试行计划。
根据我对中国兵力的估计（当地情报局的代表已予证实），我写出一个书面的评价。我估算中国在塔格拉有一团（旅）兵力。至于我们的部队，除非枪炮弹药空投到章多（14000英尺），我不能设想得到炮兵的支援。
冬天很快降临，在较高的山峰上，已经开始下雪，很快就要封闭我们前沿阵地的陆路通道。这就意味着，一切军需给养——不仅包括口粮和弹药，而且包括为我们部队避寒用的预制掩蔽所——势必在章多至少储备六个月的，因为在冬季空投是不可能的。至于伤员，从章多撤离的唯一办法是乘直升飞机，但是迄今为止，只有一种型号的直升飞机能够在那里降落。
基于这些因素，在我9月29日的意见书中，我建议“既定的作战计划，只有在下列条件下才能执行：
（1）如果必需的储备（即供应旅的储备在伦坡够维持30天和在章多够维持15天），最迟在1962年10月15日完成；
（2）如果冬季避寒掩蔽所和为伦坡前沿驻军提供6个月的储备，能在1962年11月底得到保证”。
当我征求达尔维的意见时，他说设想中的作战计划，是他的旅力所不及的，我同意。我表示，向塔格拉进攻应是一个师的任务，还要有足够的炮兵支持和得到后勤支援的保证。乌姆拉奥以其直率的态度，写下了他的书面意见：这个作战计划“不能同意”。这就是他交给森的东西。
10月2日，我被召到提斯浦尔同军区司令讨论我的计划。同以前的情况一样，我们所提出的重要的战术上或后勤上的问题，一点也不予考虑。我再一次受到训斥性的威逼（现在我已熟悉）。他说，国防部长要求这一战役“尽早”完成，发动进攻的军事行动如有任何延误，对所有有关方面都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顺便提一句，我注意到这里在日期上略有修改；以前的命令是准备计划截止9月19日，10月1日完成作战任务；现在的期限是“尽早”。）
10月2日，我回到达旺。卡·辛格旅长已在那里建立第四炮兵旅部，并且接管了保卫达旺的任务。我自己的战术指挥部设在吉米塘；终于提供了一架贝尔型直升飞机供我使用。
部队的调动，尽最大努力在进行中。然而，在伦坡的空投供应，令人大失所望。50％的物资丢失或损坏了。许多包裹沿陡峭的山坡，滚下几千英尺；准备作战的部队，不得不派去担任劳累的任务，到山下深谷去收集空投散落的物资。在章多的试投更加令人不满，此处不可作为一个空投区。
10月4日一早，我去伦坡视察，得知军区司令打算飞往达旺——大大改变了过去的作法。所以我也飞到达旺，会见军区司令和随从他到达旺机场的赫·卡·西巴尔准将。
森粗率无礼，二话不提就问我，为什么第七旅没有调到扯冬去。我答称，在9月27—29日军长视察伦坡的时候，我已向他提出了建议。要把第七旅调到前方去，只有在伦坡和章多建立储备仓库之后才行。总之，还未确定把第七旅调去扯冬，所以谈不上为何不调该旅去扯冬的问题。事到如今，我已作好充分堆备，跟军区司令摊牌，不管他颁发所有这些行不通的计划和命令的动机是什么。
然后，森用近似蛮横的口气告诉我：“我已经罢了你的前军长乌姆拉奥·辛格将军的官。如果你不跟上来，你知道你的前途将会如何。在新军长就职以前，我将向你发出一切命令”。这使我震惊！我表白说，我几乎无力维持第九旁遮普联队驻在克节朗河谷，所以不存在向那里调去更多部队的问题，更谈不上调去一个整旅。然后，我得到一个直接的命令，让我回伦坡去，并且下令调第七旅到扯冬和一个连到章勒。
此时，随便森怎么大声威吓和一意孤行，我决定坚持自己的权利和判断。于是，我回答说，我有充分理由不执行他的命令，而且我还要向新军长阐述我的主张，不管新军长是谁。我说，我暂时只调动第七旅的侦察部队，该旅的其余部分，只有得到最低限度的供应保证后，才能调动。至于章勒，我说我将发一密电给军部，说明不管军长发出多么明确相反的命令，我已经接到军区司令停止占领章勒的命令。
森说：“可能你不知道，我正在调布里吉·莫汉·考尔作我的新的第四军军长，而他是不容许在他脚下长草的。”显然，这又是另一种威胁——因为我们全都知道考尔将军的声誉，以及关于他容易接近国防部长，甚至潘迪特②·尼赫鲁。
我飞返伦坡，告诉达尔维，他们旅要奉命调动，不容再延缓。但是，我已经自作决定，现在只调动侦察部队。我向达尔维保证，我将向新军长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劝他取消把整旅调到前方的命令。我还电告军部：遵照军区司令的特别命令，已派一个连去章勒。
在下令给达尔维旅长调动他的侦察部队之前，我曾考虑到，由于专横地撤换乌拇拉奥·辛格将军所引起的新情况。乌姆拉奥曾给我和我的师一切可能的支持，但是当军区司令如此露骨地干涉，并且直接下命令给我师时，我们全师的人加在一起也无力抗拒。不论乌姆拉奥、达尔维旅长和我本人提出多么强烈的反对，我们都未能阻止这种导致达旺失去掩护的部队调动——还有我认为同样不合理的其他调动。我设想，我拒绝执行军区司令调第七旅到克节朗河的命令，结果也会正如他所威胁的那样把我撤职。但我确信，不论谁作新军长，当他不辞辛苦去视察前沿阵地并根据军事观念而不抱个人偏见的话，他定会承认明显的客观事实。随后我就返回设在吉米塘的战术指挥部。
10月4日傍晚，我接到指示，于10月5日到达旺去迎接布·莫·考尔中将，新的第四军军长（陆军总部已于10月4日命令，以第四军司令部代替第三十三军司令部，负责执行东北边境特区的行动计划）。10月5日一整天，我在达旺徒然地等待着考尔，但是到深夜，我得知他已经直接飞到伦坡。我也获悉，他在那里已下令调第七施到克节朗河，他的命令已直接下达第七旅少校参谋。这在考尔与我师打交道中，不是一个很吉祥的开端。
10月6日上午，我飞到吉米塘，并且见到考尔，他已从伦坡到达那里。我同他是多年相识的朋友，而且一度颇为亲密，但是我从未在他手下工作过。即使在他高升要职之后，不论何时我们偶然相会，我们的关系一直是友好而不拘礼节的。然而，我已得知他获得了一种名声：对于不同意他的意见的下级，他就专横急躁。当时，据我了解，他已听说：在他担任参谋局长的时候，我曾批评过他本人和他的政策。因此，我作了最坏的准备，但是我也下决心，直言不讳地说话。
情况是这样，在吉米塘，那天上午我一见他，我们马上就处于习惯性的亲密随便——并且像过去一样，我喊他的名字（当然，除非有别人在场时，我称呼他“先生”）。我记得，当我们离开机场一同走路的时候，我对他开玩笑说：“比吉③，什么风把你吹到这里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