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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显然很激动。他说，“听到这一切，我很震掠；不过，我对类似这样的情况，确实曾经怀疑过。当克里希纳·梅农还是学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他的头脑常常有些糊涂，现在他是处于混乱之中了。”然后，总统叫军事秘书取来一张地图，让我概略地讲解作战的具体情况。在听了我的介绍之后，他又非常激动地说：“我确信，你所告诉我的都是正确的。我们没有权利派遣军队担负这一使命。看来我们是疯狂地迷恋塔格拉。充其量，塔格拉也是有争议的领土。尼赫兽说，‘我已命令陆军把中国人赶出去！’是什么意思？这是在国际事务中使用的语言吗？这是处理国家重大问题的态度吗？我将尽早到东北边境特区亲自去看看。”
我在介绍情况中，指明中国人很可能在冬季不太寒冷的时候攻打色拉，但是色拉的地形对我们十分有利。我在结束谈话时，提出一项要求，应该进行一次调查，确定谁应当对这一切的失误负责。
总统结束会见时说，他对于我的部队的遭遇感到非常难过。他又说，一有机会他很快亲自去东北边境特区。
然后我向总统告辞。我不能不看到这位伟人面容上所表现的痛苦——他感到痛苦的是因为，错误的态度把一切搞得如此糟，部队受到不必要的牺牲，然而按照正常程序应当负责的人们，现在面对由于自己的行动造成的后果却逃避责任，而且竟在谎言的后面寻求庇护。我抱着极大的期望，总统作为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将行使他的权力，保证将来在军事行动的大方向上，能够以更可信赖的姿态出现去指挥作战。我甚至盼望在野战指挥部的结构方面进行一些改革。但是，我很痛心，我得到的是失望。
11月8日，总统视察了东北边境特区，但他的视察没有带来任何成果。
陆军总部还没有召见我进行查询。实际上，见我的唯一高级军官是人事行政参谋主任、值星参谋官古马拉曼加拉姆中将，当我去见他时，我颇有点失望，因为他只要听我讲在达旺前线的作战情况。对于这次战役从作战或后勤方面进行分析的问题，他没有对我进行查询，而仅仅是对过去三周发生的事件作了一次“闲谈”。
11月15日，我听说委任我为乌坦浦尔（查谟和克什米尔）第十五军的参谋长。这个军负责在克什米尔的巴基斯坦前线和在拉达克的中国前线作战。在此情况下，我对这一任命是颇为高兴的。
11月15日，消息开始走漏出来了，说在东北边境特区，中国要发动第二次进攻，这次在瓦弄。我们的部队正在坚决抵抗，但是由于缺乏正常的给养（瓦弄也象在克节朗河前线一样完全靠空运维持），慢慢地被推向后退。的确，瓦弄在今后两天内就要陷落。
第二天从色拉前线传来了更加不好的消息。好多天来，已经听说中国人以惊人的速度，把棒山口到达旺的小道修建成为可行驶机动车辆的公路。11月18日又慢慢传来消息说，中国要在色拉发动进攻。这时正是谣言四起的时候：卡门边区已被窜犯；中国人就要走出山谷进入阿萨姆北部平原。那时候真是我们国家的悲惨日子。
在拉达克，中国也发动了第二次进攻，因此我得到紧急通知，要作好准备调到乌坦浦尔去。11月19日，我再次被召到陆军总部——这次是到军区司令的办公室，去见我的新的军区司令达乌莱特·辛格中将，他的西部军区司令部设在西姆拉。当我在军区司令接待室等候时，川流不息的高级军官出出进进，每个人都提供一些惊人的消息。我继续观望和倾听着，但是我决定在未见到新的军区司令之前，我不要过分受到任何消息的影响。谣言能够使人上瘾。
最后，塔帕尔上将和达乌莱特将军同几位高级参谋从里面的密室出来，他们的面容都是严肃的。达乌莱特将军把我带到一边说：“但愿我能给你一次较为愉快的欢迎，可是我恐怕要派你到一个正在崩溃的防区去。在东北边境特区，色拉和邦迪拉都已陷落。在拉达克，情况也并不好些：我们已失去大部分的哨所，看来楚舒勒也差不多完了。你最好直接去乌坦浦尔。比克拉姆·辛格将军会欢迎你的。”他显然是一位正遭遇到困难的将军，但是他的礼貌丝毫末减——这同我以前的军区司令的作风成了鲜明的对照。
我离开军区司令的办公室，深深陷入忧虑之中。我简直不能理解色拉怎么会陷落。中国人没有时间组织一次强大的师级规模的协同一致的进攻。他们是如何突破色拉和申隔宗防线的——我所计划的两个强大而新近到达的旅，驻在显然是不可攻破的山岳上，当时又有充足的弹药和口粮。再说邦迪拉，中国人怎么能从色拉如此迅速前进而发动另一次进攻？这全是不解之谜——很多个星期，对于这可耻的但是铁一般的事实，我解答不了。
我回到家里，整理了行装，乘晚班火车去帕坦科特。次日早晨，由我的新长官比克拉姆·辛格中将、第十五军军长派来的一位参谋迎接我。我们乘车去乌坦浦尔，正好听到最新的消息——中国已宣布停火，并且单方面撤到“控制线”。我们的耻辱算是彻底了。
我是为了要记述一个令人痛心的故事，现在就要写完了。而我还有一点要写，就是曾经多次提出的问题得不到解答：东北边境特区出了什么过错，导致了我们的部队在打中国人的时候，竟然表现得如此不中用？推应负责，把他们推上高山地区去打仗，而又不给予足够的支援——是由政治家还是由军队的领导人负责？
我在前面已经讲过，这是一个军人写的故事，因此我试图从一个野战指挥官的观点来解答问题。关于政治上和外交上对于这次冲突事件的处理如何评价的问题，则留给当时接近当权走廊的其他人士去评论。可以肯定，在各级领导上都犯有错误。但在东北边境特区军事战线上的戏剧性的崩溃，却是充分反映了我们政策上的空前未有的失败。那一次崩溃造成了全国范围的真正的震惊——比政府的外交政策上的失败更加严重；所以，对这一次的崩溃，需要加以解释。
我认为，在东北边境特区作战，造成政策上的失败，主要是因为托拉特将军离开现场以后，在德里与战地之间必不可少的联系形成了真空的局面。东北军区司令部应该作为政府与前方部队之间的枢纽，但是它没有尽到职责。费解的是，新的军区司令和他的高级参谋，竟玩忽职守，不与部队保持接触，不去了解地形，不懂得部队与地形两方面所存在的问题。结果是在扯冬事件开始之后，对于前线实际作战和后勤的情况，他们向陆军总部，并通过总部向政府，提供了歪曲的甚至大大加以粉饰的汇报。而且，他们这种颠倒黑白，再加上中央情报局方面莫名其妙的疏忽，一方面把前线部队亲眼所见的第一手报告撇在一边，一面却继续把中国在塔格拉…棒山口地区的目标、意图和军事实力描绘成一幅具有吸引力的、十分乐观的图景。
同时，在完全缺乏给养的情况下，部署大批部队于边境，对此，东部军区司令或是未向德里汇报，或是向德里提供了错误的判断。究竟这是出于东部军区司令在军事专业知识上的完全无知，还是有心要对军长进行个人报复的深仇积怨，或是两者兼而有之，这必须由读者自己来判定了。而我们在战地的人们认为，森的愚蠢、不称职，导致了我们的部队被推入了绝境。没有后勤支援，没有足够的炮兵或空军掩护，没有任何其他物资用以进行战斗，诸如挖战壕的工具，钢丝网，掩蔽所，甚至没有必需的衣物。这种部署本身就包藏着灾难性。新任命的军长考尔以亲自的观察，了解了这一事实，但是（为了只有他自己最清楚的原因）不愿意强烈地向德里指出。我们几乎处在完全无望的、被暴露的前线阵地上，无论说什么，做什么，对于那个疯狂的“茶话会”，都不起任何影响。我们所能作出的选择，就是竭尽我们的一切力量进行战斗（力量不大），而且在我们的有限的粮食和弹药耗尽之后，在毫无希望的情况下尽力而为：而第七旅的大多数英勇的军官是无“力”可尽的。
关于在塔格拉所进行的不符合战术要求、没有后勤支援的部署，应该由谁承担责任，现在我已知道全部的原委。我一定要坦率地说，军方应当承担道义上的谴责。因为军方没有使自己站住脚并对政治家们说：“这是一个荒谬的作战计划，它是不能实现的。”森无论从理智上或感情上，都没有能力对前线的实际情况作出冷静客观的估计。总之，他对于地形的一般慨貌以及达旺突出部的地面详情都是无知的；在这些问题上，他也不去实地观察、努力学习。考尔也必须分担罪责。毕竟他在前线视察过，深知任务是不可能完成的。但是他在德里会议上汇报第七旅所处的危境时选择了低调。至于陆军参谋长，尽管东部军区司令向他提出了很多不在行的建议，他应该能够作出自己的正确估计——因为他在一次例行的巡视中，曾经视察过达旺。他也应该承坦一点罪责。
总之，所有陆军三级的司令——塔帕尔、森、考尔都是有罪的，因为他们都是任由政府威逼而接受一项荒谬的作战使命，他们从未拍桌子，也从不说个“不”字。如果在他们的职位上，我们能有象托拉特和乌姆拉奥这样有才干的将军，就不会发生色拉这样的惨败。在克节朗河，我有最好的部下，特别是营级指挥官们：卡尔茵·辛格就是一位勇敢的能干的旅长。如果他们在精通军事业务的上级领导下，第四师在我们自己选择的时间和地点对付中国的挑战，应该是胜任愉快的。
我希望负责从过去的战役中吸取教训的人们能够认识到，象这次在最高军事指挥部和政府之间互不沟通的情况，今后再也不能重复了。可能解决的办法在于，在国防部内设一个国防参谋长。这将保证三军得到政府的信任，从而专门军事方面的意见可以更为准确地表达出来。
在战场上的官兵尽了他们最大的努力——至少在克节朗河和达旺是如此。从他们的伤亡情况中可以得到证明。仅拉加普特联队就有9位军官和初级指挥官以及268名士兵阵亡；一位军官和23名士兵受伤。在第九旁遮普联队，第九廓尔喀联队第一营和第五阿萨姆联队，全部的伤亡是：8位军官和初级指挥官以及79名士兵阵亡，32名土兵受伤。
我们的青年军官和士兵是淳朴而可靠的，他们从不反对或责怪上级指挥官：他们毫无怨言地投入战斗，而且在作战中竭尽全力。出于确证这一事实真相的强烈愿望，我认为值得把达旺前线作战的一段令人痛心的情节记载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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