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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话跟你说，要晓得是这样一回事，要晓得把我打成这样，当时抓我时我就不会把手榴弹递给旁边的人，大不了同归于尽。他好像很后悔地说。
听到这里我不禁倒抽一口凉气。原来就在半小时之前，只是因为眼前这个人的一念之差，我们学校和一场惊天惨祸擦肩而过。
我们和你没得“烟子”②，也晓得你是管“硬糖”③，不会和你过不去。但那些狗日的原来见了我们像乖乖儿的“汤饭”④，现在看见自己赢了就来搞老子，走着瞧。他接着说。
他这话对我来说有点中听，对眼前的这个人我一下子有了几分好感。这好感的产生不仅仅是他在有意无意之间化解了迫在眉睫的危机，使我化险为夷；也不仅仅是他在最后一秒钟决定转移而不是引爆手榴弹，从而避免了一场不知道可能会有多少人丧命的惨剧；更起作用的可能是他那不经意间从骨子里透出的硬汉的味道。没想到的是这好感在三十六个小时之后或多或少起了一点作用，让死神在他面前止住了脚步。
忽然我心中涌起一丝温情，虽然自己的险境是否完全过去还不得而知，却对他产生了一种说不清楚的恻隐之心。看他捂着腰说话的神色，我还担心有人下手太重把他打成了内伤，就走过去对他说这样吧，我去弄辆车子送你到医院去看一下。他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解决。我感觉他在说这话时主要的情绪不是愤恨，甚至没有愤恨，只有在受到意外关照时的不好意思。
我的同学一下子涌上来好多，他们很意外地看见这里已化干戈为玉帛，我正拍着庄洪运的肩膀说话。双方只是静静地相互看着，没有谁想再生出一点什么事来。
我是真心实意的，等我把车安排好再上来找他时，人影都没有了，为这车我连饭都没有顾得上吃。
热心要带他们去找熟人中医的汪××有点扫兴地说白忙了。
这件事好像就这样过去了。
为革委会的成立，这天晚上不少的班级都搞了小小的庆祝活动，我生平第一次喝醉了酒。
第二天，和班上的几个负责人在一起议起了一些令人担忧的现象。胜利后有少数同学的革命意志有点衰退，不抓不行了，决定晚上开个班会，好好说说这事。
在红石大道上碰到几个外校的熟人，一下子扯到昨天发生的事上。有人说你怎么不开枪毙他一两个？我说开什么玩笑？人命关天，吓唬一下可以，哪能搞真的！旁边有人接着说正当防卫怕什么？在我还没有回话时，有人不以为然的插了一句：不是正当防卫又怎样？北航红旗把李井泉的儿子抓起来打死了还不是一点事没有？！
我望了他一眼，虽没有再说什么，但这句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
晚上钢工总⑤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来校庆贺演出，昨天发生的事一直让人放心不下，有一种要发生点什么事的预感。
不到六点钟天就完全黑下来了，七点半钟演出才开始。可是，这时大门外已经聚集了大批陌生人，吵着闹着要进来，学校里的空气开始有点紧张。这些人是来看演出的还是来闹事的？跟昨天的事有没有关系？我站在大门口极力想搞清楚这问题。从昨天最后的情况看，二十二中那伙人不像是要和我们过不去。庄洪运挨打是二十二中学生“点”的“水”⑥，我们谁也不认识他，他恨的是他们学校不敢和他正面过招的人，这点他说得再清楚不过了，我有点倾向于门口这些人和昨天发生的事无关。
这时候有人来叫我，让我到新礼堂去一下，说革委会已有几个人在那里要我过去碰个头。一上红石大道的台阶就看见一群人正在谈论什么，有革委会的耿祺华，宁汉文等人，走近发现还有二十二中的符军、祁援朝和一个不认识的人。有人介绍是二十二中毛泽东思想红教工的负责人陈伯伟老师。我对他点了下头，他也回了一下，表示相互认识了。
二十二中钢二司头头符军和祁援朝有点激动地介绍情况：庄洪运，孔威，傅强，丁洪宝等一伙人正在二十二中集结，其中还有武昌区的流氓头子韩转运。说要为庄洪运报仇；还说今后要守在学校门口，只要是红十月的人，见一个打一个。
陈伯伟老师没有多说什么话，只是要我们注意安全，说这几个人现在出言猖狂，你们要小心。但就因这句话，这位二十二中毛泽东思想红教工的负责人直到三、四年后被逼得抛妻别子，从长江大桥上跳下自杀，也没有能摆脱与这件被称为“12。5事件”的干系。
我还得知两校之间一处废弃的房子被人打了一个洞，那伙人进出我校都是走的这个洞，只看住大门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我们几个人决定召集一部分男生对付二十二中的流氓，由革委会的几个人分头去通知，在寝室大楼一楼的《红十月》编辑部集合待命。
看来我的判断不准确。一分手我就急忙赶到大门口，此时大门外的人越聚越多，负责在大门口维持秩序的同学已经有点抵挡不住了。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要干就大干一场，谁怕谁？我有点横了。
我对门口的同学说，把他们都放进来，大门不用管了，新账老账一起算。话语中竟透着几分兴奋。
想起这伙人的种种恶行，要惩罚他们的念头一经产生就越来越强烈。
庆祝演出准时开始，但我没一点心情看，连礼堂的大门都不想进。谁也不知道下一分钟会发生什么，但谁也不害怕会发生什么，只有一种莫名的紧张和兴奋。
老远就听见《红十月》编辑部里人声鼎沸。一推开门，里面已经坐了满满一屋子人，革委会的何儒非，柳英发，宁汉文已经在里边，祁援朝和二十二中几个不认识的同学也在这里。大家七嘴八舌发着议论：
太猖狂了，我们没去找他们，他们倒打到头上来了。
把华侨贮藏室抢了，还一把火烧毁了办公大楼，当时好多老师看着火光冲天的大楼急得直哭，这账还没算的。
真可惜，昨天的机会错过了，要是当时有准备，把他们一网打尽多好。
说起来造反派胜利了，怎么路过二十二中总是提心吊胆的？！
六月份，何儒非就是在学校大门口被他们砍得头破血流的，血衣还在办公室里。何儒非可是我们红十月的旗帜，这口气还没出的。
毛主席都说了要武装左派、要实行群众专政，坏人要让革命群众自己处理。
这回我们要发挥群众专政的威力，不搞就不搞，要搞就搞彻底，把他们好好教训一下。
……
也有少数同学只是静静坐在那里。
初一几个小个子机灵鬼不时的进进出出，随时报告二十二中那伙人的最新动态。
演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会议室里的人一直在等。
在隔壁房间里面，我自己班上的会也同时在进行。与这边的热烈相比，那边的空气有点沉闷。
有个别红十月战士的革命意志出现了衰退的苗头，好像祖国的前途、人类的命运跟他关系不大了，据说还经常和逍遥派一起去逛商店，对大批判等工作不热心，这样下去怎么行？革命才刚刚开了个头，新的政权才刚刚建立，后面还有那么多工作等待我们去做。复课闹革命，课怎么复？怎么样落实毛主席的教育革命思想？如果不能落实毛主席有关教育革命的思想，不能扎扎实实的把这个工作做好，我们这一年多来的浴血奋战还有什么意义？中国的明天靠我们去建设，我们凭什么本事去建设？用什么精神状态去建设？每个人都要认真想一下：我们肩上的担子究竟有多重？希望每个人都谈一下自己的想法和打算。
二十二中这伙人的出现搅乱了我的心绪，只是简单讲了几句后就要班上勤务组的负责人舒国良主持会议。
我心挂两头。这边班会讲了个开场白又跑到隔壁会议室，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消息，坐一会后又到班上去听大家的发言。班会开了不到两个小时就结束了，看来还有点用，至少对被我关注的那几个同学有所触动，收到了预期的效果。
我又转身回到会议室。此时演出已经临近尾声，更多的同学得到通知来到会议室，会议室都快挤得装不下，大家的情绪更高了。这时一直在探听消息的同学来讲：孔威，傅强等人离开了二十二中，走了。
这看来是个好消息，至少今天不会再有事了。
有同学说那我们就走了。有人站起来准备离开。
也许是有人觉得这是一次解决问题的机会，对参加会议的几个头头发出了这样的诘问：把人集合起来一次不容易，就这样算了？
不算又怎么样？有人不以为然地反问。
到他们家里去把他们抓来。有人激动地说。
抓来搞么事，就地打死他算了。更激烈的主张出现了。
会议室里一下静下来。这个提议太突然，也太有震撼力了，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这个思想准备。刚开始我也是一愣，一时不知道怎样回应这个提议，在此之前，把这伙流氓痛打一顿就是我惩罚他们的全部内容，从来没有想过要谁的命。在迟疑中趋向否定这个建议时，突然一个声音在耳边响起：北航红旗把李井泉的儿子打死了，一点事也没有。这个声音的出现，至少打消了我反对这提议的念头，但我还是在犹豫，毕竟人命关天。不过从这一刻开始，“人命关天”这一古训在我心中的位置开始动摇了。
开始有人发出充满正义感的声音：这伙流氓抢劫建设银行，放火烧楼，绑架，行凶，对南下的女生耍流氓，什么样的坏事没干过？打死他们也是为民除害。
提到绑架，我想起这伙人曾绑架省委农村工作政治部主任任爱生，任爱生不堪忍受非人的折磨，冒死相拼，以终生残疾为代价，纵身跳楼才得以逃出虎口。那天在医院抢救时，为不让他再次遭劫，我带人前去守护。看着面色苍白、形若枯槁的长者，看着只有呼吸没有知觉、生命垂危的任爱生；看着他那一双含泪守在病房外的年幼儿女，我曾发誓一定要严惩凶手。
有人介绍兄弟学校的情况：这不是我们一个学校面临的问题，汉口那边有几个学校的流氓打着造反派的旗号，搞了一个五校联防，为非作歹，新一中对他们一点都不手软。搞群众专政我们都有点落后了。
《文汇报》的社论说：一小撮流氓的猖狂挑衅是路线斗争的新动向，他们妄图干扰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要迎头痛击。有同学据此来说明这样做是符合斗争大方向的。
对流氓就是要镇压。
我们这是为民除害。
……
大家七嘴八舌地说，情绪开始升温。
只有高三（1）班的钟立民在一片赞同声里明确表示了不同的意见：我不同意打死。
马上有人不容质疑地对他说这种流氓留着干什么？你不干就站到一边去！
有同学搬出了革命导师的语录：列宁说无产阶级革命利益的需要就是最高法律。现在公检法已经瘫痪，流氓猖獗没人管，这事只有我们造反派来做了。
一种“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社会者我们的社会。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的英雄气概已经主导了会场的气氛。
我想起了列宁的话：在历史上任何一次大革命中，人民没有不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没有不通过把盗贼就地枪决来表现其除恶灭害的决心的。从前革命中的不幸，就在于使革命保持紧张状态并使它有力量去无情地镇压有害分子的那种群众革命热忱，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