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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啊，会影响别人嘛。这还不算，在老弱病残的优先席附近，还不能使用电子设备，不能打游戏。”
“为什么？”
“因为有的老人或病人，身体里安装了仪器，可能会受到电子设备的干扰。这也体现了日本人为人处事的一大原则，就是之前跟你说的尽量不给别人添麻烦。”
这些规矩听起来很复杂，但是每一条仔细想来，也合情合理。
“电车里，也有一些奇怪的人。有一种人，常常是年纪大的男人，退休了，对社会不满，就在电车里监督别人。”
“啊！怎么监督？”我顿时来了兴趣。
“昨天就遇到过一个，一老头儿，看见一个女的在讲电话，其实她声音很小，这个老头儿走过去对着那女的大吼一声：‘欧巴桑！你不知道电车里不能讲电话吗！’”
“然后呢？”这场面该多么的尴尬啊。
“那女的吓得赶紧挂掉电话，红了脸，一直道歉，车一到站，还没停稳就马上下车了。”这样的故事，像电视剧一样，总觉得不是真的。
“还有一种人，你应该听过，在日本叫痴汉。日本的电车痴汉已经成为一种人的代名词。”
“痴汉？”
“就是那种在电车里占女生便宜，骚扰女孩子的人。”
“色狼？”
“也算吧，但是很隐蔽。反正很常见就对了。”
我下意识地看了看自己的衣着，还是那件红色滑雪服、运动裤、徒步鞋，算不得邋遢，也绝对不是光鲜得要引人注目的类型。
“我这样，应该还安全吧？”我忐忑不安地看他一眼。
“放心，没那么多变态啦。”现在是他哈哈笑起来。
这一路普及的日本常识既新鲜，亦让人多了许多警惕。
“你家在哪一站下？”
他说了个名字。我以为听错了，让他重复一遍：“叫什么？”
他再说了一遍。这次我确定没听错，惊骇得要叫出来：“什么，他妈什么？”
“就是嘛，他妈普拉撒（TamaPlaza）。”他又重复了一遍。这次他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宋洋的家，就在他妈普拉撒附近一座纯白的公寓楼里。两室一厅，一室做卧室，一室既当厨房又办公，另一间，是铺了榻榻米的电视机房，留给我。我住的房间，连接着娇小的阳台，还有一张米白色的皮沙发，旁边的桌子上，玻璃大鱼缸里，有四条小小的鱼，绕着水草静静地游。宋洋很抱歉没有床给我住，哪知我很是感激地回头看他：“哇，终于可以睡榻榻米了！”我光着脚在榻榻米上走来走去，随便踩，随便坐，很兴奋。
“午饭，你也没吃吧？”这一问，两个人都饿了。
“博多拉面，吃过吗？”
“是什么？”
“哇，这一家叫一风堂，可火了，每次都要排好长的队。”下午3点，我们在一风堂拉面馆门口闲扯，坐了好一会儿，才被服务生请进去。
里面的服务生，无论男女，个个绑块头巾，腰带扎得紧巴巴的，走起路来生龙活虎。店里，像点了一团火似的热闹，吃面的人，吸得呼啦啦直响。
“日本的面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常见的乌冬面，比较粗；还有一种，就是博多拉面，用的是细面。博多，是日本福冈市的古名，博多拉面最大的特点就是用猪骨汤作汁。”
博多拉面、札幌拉面以及喜多方拉面并列为日本三大拉面。这是后来宋洋的朋友晶告诉我的。
面一上来，猪骨浓汤浇在面里，上面铺了叉烧、香葱、海苔、豆芽、咸菜。汤汁香醇，面亦是特别筋道，令人垂涎欲滴。
第二部分 他妈普拉撒（3）
一碗下肚，宋洋撇我一眼：“再加一份面？”
“好！”
话说这两人，十分豪爽地干掉两碗面，脚步扎扎实实踏在地上，挪着回了家。还未坐定，宋洋扭头道：“晚上我们和一个朋友吃炭火烤肉！”
“啊——”
灯火阑珊的沟口站台，晶，挎了包，小跑过来。齐刘海，过肩长发染成了棕红色，米白色毛衣，下面搭了一条及膝短裙，高跟鞋，化淡妆，是个高个子的北京女孩。
“我的前女友。”宋洋说，略有些不好意思。
“仍是朋友，是不？”
他点头。
见晶的第一面，没有陌生人之间的尴尬，三言两语，已经很是熟悉。大气的姑娘，不做作，我喜欢。
“和你说话，不需解释太多，你总是会意。”她叹道。
人与人的缘分，实在是奇妙。有的人，第一面就觉得上辈子便认识；有的人，要经历了沧海桑田，才能相认；亦有的人，面对面却形同陌路，心灵永无交汇。一面之缘的喜爱，也是前世修来的福分，当要珍惜。
“做什么？”
“NEC，知道吗？”
NEC便是著名的日本电气株式会社，创建于1899年，目前为商业企业、通信服务以及政府提供信息技术和网络产品。晶，同我一般大，在国内学的是日语，后来萌发了到日本学习先进物流体系的想法。上完学，就留了下来。
“日本物流体系是最先进的。”她说日本的企业什么都有规范，员工说话、做事、点头、哈腰，甚至连微笑都有标准，虽很麻烦，但习惯后却又觉得是种艺术。
“比如身体语言，别人说话时，要身体前倾表示聆听，而对方说完几句话，你应一下表示听到了。这个，我是亲自试过的，你身体前倾，对方明显觉得被重视，效果就是不一样。”
“又好比微笑，每个人的微笑都不一样，但笑到什么程度会让人感到热情呢，所以他们制定了标准。我那时新入职时做培训，回家也要咬着筷子练习微笑。”
“是不是这样？”一想起京都旅馆楼下的男孩，我便要笑出声来，模仿那个男孩把眼睛眯成一条缝，嘴角使劲向上挤，嘴上还用日语说着“不好意思”，逗得对面的两个人笑得不行。
“她还逼我也那样笑。”宋洋向晶告状。
中午在横滨站见了宋洋，说到路上的见闻，便给他演示了日式微笑，心想，宋洋在日本住了5年，一定也会的，便求他：“你也笑一个给我看看吧。”他红了脸，做出要打我的样子。
这饭桌上，围着坐了三个中国同龄人，背景与经历，各不相同，却都是漂泊在异乡的人，对未来，都不知道要去哪里。三个人初始时嘻嘻哈哈，吃到后面，竟然有些小小的伤感。只要活着，烦恼嘛，总是有的。
饭罢，宋洋要一并付了钱，我连忙去掏钱包，晶拦了我：“没关系，宋洋有钱。”宋洋回头笑道：“就是，晶说得对，宋洋有钱。”我便笑纳了。
有情人
5年前，我的朋友宋洋，决定到日本学习机器人视觉研究。
“选择到日本，就是为了来吃苦。”到日本的第一天，他就迷路了，拖了行李在路上盲目地走着，误闯进一家餐馆，餐馆里一位好心的中国姐姐帮他找到了学校。
初到日本，一个月的奖学金少得可怜，租的房子，是站不起身的二层阁楼，每天晚上，楼下住户做完饭，二楼就弥漫了油烟。中餐是100日元一个的汉堡包，折合人民币约8块钱，放学后，再绕道去价格便宜的超市买打折蔬菜。
“父母知道吗？”
“哪敢说，每次和家里通视频电话，就把电脑搬到楼下，还在旁边盘子里摆了水果，跟我妈说：‘看你儿子过得不错吧！’”
生活费不够时，也勤工俭学，认识的中国姐姐给他介绍了一个折塑料盒的工作。
“就是那种装口红的塑料盒，每折一个赚1日元，我那时也不懂，一口气要了1万个，结果手全划破了，后来还是同学帮忙才做完，就为了赚一点生活费。”
糕点也做过。有一次，为了多赚一个小时的工钱，他却误了回家的电车，多赚的钱还不够打车回家……
5年过去了，现在的宋洋，一边读博士，一边在导师的公司做科研开发，有奖学金，亦有薪水，讲流利的日语，交很多朋友，住宽敞的电梯公寓，算是苦尽甘来。但是忙碌依然是不减的，读博士是一件苦差，早出晚归，回到家通常已经是晚上九十点钟，有时还要加班到半夜，第二日，又继续重复前一日的模式。
但即便如此忙碌，每个星期的第一天，宋洋既不去公司，也不做科研，而是雷打不动地坐电车去一个很远的地方，给一群日本人上一天中文课。学校，是一个由志愿者组织的语言机构，聘请中国留学生给当地日本人上课，收费相对较低。宋老师上四节课，上午、下午各带一个班。班上的同学，大多是些上了年纪的或退休的中老年人。2006年，我在法国做过中文助教，教法国人学中文，所以对日本人学中文很好奇，便求着宋老师带我去听课。
“我保证什么话都不说，你就当我不存在。”
“那不行，你得当助教。”
“又当助教？！”
第二部分 情人节（1）
“咦——嗯，你好！”几乎每个进门的人都注意到今天的教室里多了一个人，尽管我选了最后一排的座位。进来的，果然都是长者，有的头发已经花白，有的戴了老花眼镜，亦有不少家庭主妇，其中有一位烫了栗色短发，穿斜纹格子毛衣，长得十分漂亮，一张很有立体感的脸，像混血儿。
“嗯，是谁啊？”上了年纪的人，有时也八卦得很。
“是我的朋友。”一开口说中文，就算开始上课了。我只得乖乖地站到前面去，背着手，当了活生生的口语陪练，同时，满足各位长辈的好奇心。
“朋友？嗯，女朋友？”
“不是，不是，是朋友。”
“怎么认识的？”台下的日本同学，中文算不得流畅，多是些断断续续的词汇，可追问的精神却是很令人钦佩。
“是朋友的朋友，我们之前，见面不多，通过电子邮件联系。”
“什么是电子邮件？”
“就是E…mail，网上的邮件。”
有一位穿了横条纹浅咖啡色毛衣的先生，约摸50岁，摸了摸头，手高举着，憋足了劲，想要说什么。只见他歪着脑袋，迅速地转动眼珠，突然，指着我大叫一声：“网恋！你们，是网恋！”
这一叫，实在令我大惊，看一眼宋洋，他正十分无辜地看着我，表示老先生的话不是他教的。这位先生笑得十分得意，桌子上摆了一本小书，密密麻麻地印满了汉字。
“你叫什么名字？”我好奇地问一声。
“滨田刚，我是滨田刚。”
“滨田先生，你的词汇很丰富。”
“不好，不好。”这下他却谦虚了起来。
情人节，自然成了今天课堂上的热门话题。在日本，情人节送巧克力已成为传统。果然，女同学，无论年纪，纷纷把准备好的巧克力发给前面的宋老师和班上的男同学。
这一传统，可追溯到1936年。当时日本神户的MOROZOFF西点店在情人节打出了巧克力广告，尔后，许多百货店也试图把情人节变为赠礼给恋人的日子，但这一习俗并没有流行起来。直到1958年，日本受到美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影响，提倡女性在恋爱中掌握主导权，“玛丽巧克力”趁机在新宿的伊势丹百货举行了情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