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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重要的是，它帮助她（同时也帮助了我）不再批判疾病或苦难，不管是属于我们的还是他人的。自他交换使你不再让自己与苦难（你的或他人的）保持距离；你以一种简单、直接而充满慈悲心的方式与它产生关联。你不再袖手旁观地编织一些理论，或企图分析某人“为什么要创造某种疾病”、“它到底有什么意义”。这样的理论对别人的痛苦并没有什么帮助，不管你认为你的理论有多么大的助益，它只不过在暗示，“不要碰我！”
自他交换的练习使崔雅以更慈悲的心情与苦难相连，于是她写了一篇《什么才是真正的帮助》的文章，投在《后人本心理学期刊》中，后来又被《新时代杂志》转载，而且获得了巨大的回响，同时也使她受到“欧普拉秀”的注意（崔雅很委婉地拒绝了——因为他们只想要我和鲍尼·席格辩论）。相较于新时代“你创造了自己的病痛”的理论，《新时代杂志》的编辑称这篇文章为“对疾病更慈悲的观点”。以下便是其中的一些摘要：
什么才是真正的帮助
5年前的某一天，我坐在厨房的餐桌旁与一位老友喝茶，他告诉我数月前得知自己罹患了甲状腺癌。我告诉他我母亲在15年前动了结肠癌的手术，到现在还活得好好的。接着我又对他描述了我与姊妹们讨论母亲之所以得癌症的各种原因。我们最喜欢的理论是，她一直都在扮演妻子的角色，而没有扮演自己。我们猜想，如果她不嫁给牧场的主人，可能会变成素食主义者，也许就可以避免摄取导致结肠癌的油脂。此外我们还有一个比较高明的理论，她家族的不易表达情感，可能也是她罹患癌症的原因之一。然而我的朋友显然对癌症有过更深的思考，他后来说了一些话，深深地震撼了我。
“你们难道不明白自己在做什么吗？”他问道，“你们把自己的母亲当成一个物品，滔滔不绝地谈论着有关她的理论。别人在你身上所加诸的理论，感觉上就像是一种冒渎。我明白这一点是因为在我的例子里，许多朋友对于我罹患癌症所提出的各种看法，都让我觉得是负担和包袱。他们似乎不是真的关心我，在这样困难的时刻也不尊重我。我觉得他们的‘说法’，只是为了交差了事，而不是真的想帮助我。我罹患癌症这个事实，一定对他们产生了相当大的冲击，以至于他们必须替它找些理由、解说或意义。这些说法是在帮助他们而不是在帮助我，它们只会带给我许多痛苦。”
我感到极为震惊。我从未看过那些理论背后的真相，也未仔细想过我的理论可能带给母亲什么样的感觉。虽然我们姊妹并没有将这些想法告诉母亲，但我知道她感觉到了。那样的气氛不可能让人产生信赖、开放与求助之心。我突然领悟到，我在母亲最危难的时候，竟然没有给她一点帮助。
我的朋友为我打开了一扇门。我开始以更慈悲的心情面对那些生病的人，以更友善的态度来接触他们，对自己的观点也更加谦卑。我开始看到我的理论背后除了批判之外，还有更深的恐惧。我不但没有说：“我真的很关心你；有什么事是我能帮忙的？”反倒不断地质问：“你做错了什么？你在何处犯了错？你是怎么失败的？”其实，我真正想表达的是，“我该如何保护自己？”
我看见了无知及隐藏的恐惧，它刺激我、强迫我去编一些理论，这些理论让我对这个宇宙所发生的事，有了一份自圆其说的掌控感。
这些年来，我曾经和许许多多罹患癌症的病人交谈，其中有一些人是最近才被诊断出来的。起初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身为一名癌症病人，谈论自己的经验总是比较容易，但我很快就认清，那个人并不想听你说这些话。我发现唯一可以帮助人的方法便是倾听，只有认真倾听他们说话，才能体会他们的需要是什么、他们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在某个特定的时刻什么才是真正的帮助。因为人们在生病时会经历许多不同的阶段，尤其像癌症这类持续又难以预测的疾病，专心地倾听他们的需求是非常重要的事。
特别是当他们必须选择治疗的方式时，会需要一些资讯，也许要我提供一些另类的疗法，或是协助他们对传统治疗做一些评估。一旦他们选定了自己的治疗方法后，就不再需要任何的资讯了。此时的他们只需要支持，不需要再听他们所选的放疗、化疗或其他疗法的危险性在哪里。如果我在这种时候还不断提出新的建议，只会将他们推回困惑之中，让他们感觉我在怀疑这份选择，徒增他们的疑惧……
我自己在做决定（有关癌症的治疗方法）时也不是很容易的；我知道对某些人来说，那可能是这辈子最难下决定的时刻。我逐渐认清，如果我是别人，我永远也无法预知自己会做什么样的选择。这个认知让我愿意真正去支持别人的选择。我有一位好友（她在我头发掉光时还让我觉得自己很美）最近对我说：“你的选择和我可能做的选择不太一样，但这一点都没关系。”我非常感激她在我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没有让不同的选择造成彼此间的阻碍。后来我对她说：“但是你也不知道你会做什么选择；我没有选择你认为你可能会做的选择，也没有选择我认为自己可能会做的选择。”
我从没想到自己会同意接受化疗，我对于把毒物注射到体内有着相当大的恐惧，更害怕它对我的免疫系统造成永久的影响。我一直抗拒，直到最后才做了这项决定，即使它有很多的缺点，但它仍然是我最佳的治愈机会……
我很清楚我无意识地造成自己的疾病，也很清楚我有意识地努力使自己痊愈。我试着将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能做的事上，尽量摆脱过去自责的习惯。那份习惯只会阻碍我做健康、清醒的选择。同时，我非常清楚还有许多其他的因素存在于我有意无意的掌控欲背后。值得感谢的是，我们全都是更大整体中的一部分，我很高兴能知觉到这一点，尽管这表示我并不具有太多的掌控力。我们全都息息相关，不管是人与人之间，还是人与环境之间。生命实在太复杂了，哪里是“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可以涵盖的。如果我深信，我创造了或掌控着自己的实相，我就切断了生命中更丰富、更复杂而神秘的血脉。这样的理论奉掌控之名，否定了那个每日滋养着我们、众生一体的血脉。
我们以前误认自己是被一个更大的力量所摆布，疾病是由外在因素所造成的。“你创造你的实相”这个理论在更正上述的误解上，是非常重要而必要的。但它是一个过于简单且反应过度的理论。我愈来愈觉得，我们愈是相信这个理论，就愈否定了它的助益，因为我们在运用这个理论时的心态是狭隘、自恋、疏离的和危险的。我认为我们对这个理论应该有比较成熟的看法了。诚如史蒂芬·勒文所说：“这个理论只说出了一半的真相，所以是危险的。”其实更正确的说法应该是：我们“影响”了自己的实相。这样的说法比较接近完整的真相，包容了个人行为的影响力和生命更丰富的神秘性。
如果有人问我：“你为什么要选择得癌症？”这个问题给人一种自以为是的感觉，好像发问者是健康无恙的，而我是病恹恹的。这样的问题并不会引发建设性的内省。那些对于情况的复杂性比较敏感的人，也许会提出比较有助益的问题，例如：“你要如何运用癌症来成长？”对我来说，这样的问题是比较令人振奋的；它帮助我认清自己目前所能做的事，使我得到支持和助力，感觉也更具挑战性。一个人会提出这种问题，表示他不认为我得病是因为犯了错而自作自受的。反之，他使我觉得困境也是成长的契机，我自然也会以同样的方式来看待这件事。
在我们的犹太—基督教文化里，由于太强调原罪与罪恶，使得人们很容易将疾病看成是犯错所遭到的惩罚。这方面我比较偏向佛教的看法，他们认为每件事的发生都可以增加慈悲心和服务他人的机会。我不再把那些发生在我身上的“坏”事，看做是过去行为的处罚，反而当成消除业障的机会。这样的态度帮助我更专注于眼前的处境。
我发现这样的态度非常有益。依新时代的观点，我也许会问那些罹病的人：“你做错了什么事？”然而从佛家的观点，我可能会对那些饱受疾病之苦的人说：“恭喜你了，你显然很有勇气承受这一切，并且愿意从中学习成长，我很佩服你。”
当我和那些刚被诊断出罹患癌症、最近又复发，或与癌症对抗得精疲力竭的人交谈时，我常提醒自己不必给什么具体的建议，因为倾听便是帮助，倾听便是给予。我试着在情感上更贴近他们，克服自己的恐惧去接触他们，与他们联结。我发现只要我们允许自己恐惧，就能以谈笑的心情来看待我们所恐惧的事。我也试着排除那些对他人武断施加的意图，即使是为你的生命奋战、改变自己或清醒地进入死亡之类的话语，我都不再脱口而出。此外我尽量不强迫别人依照我的方式做选择。我试着安住在自己的恐惧中，因为有一天，我可能会处在与别人完全相同的情境中。我必须学习与疾病为友，不要把它看做失败，试着利用自己的挫折、软弱与疾病，来发展对他人与自己的慈悲心，同时记住不要再把那些严重的事看得太严重。我试着在非常真实的痛苦中保持觉察，并将其视为心理与灵性的治疗契机。
《恩宠与勇气》（肯·威尔伯著，胡因梦译）连载之四十三
崔雅和我决定搬到博尔德。就在那年夏天（1987年），崔雅做了一连串具有威胁性的梦。在三年的抗癌历程中，她从未做过如此不祥、预感如此鲜明的梦。虽然距离最后一次的复发已经有好几个月，当时的医疗检验也没有显示疾病的迹象，但她的梦境似乎道出了不同的说法。其中有两个梦特别清楚。
我做的第一个梦中，有一只豪猪连在我左侧的身体，它看起来又像是一条鱼。这个扁平黝黑的形体连着我的身体，高度从小腿中央直达肩膀。凯蒂帮我拉开他时拔下了一些猪毛。这些猪毛的末梢都带钩，感觉上好像有某种毒物注入了我的体内，一直停留在里面。
第二个梦境中有位女医师，她非常关心我乳房切除与接受放射治疗的部位。她说那个部位的肤色显示里面有不好的东西。虽然没说出是癌症，但那显然就是她的暗示。
我同意梦境是一条通往潜意识的途径——通常都和神秘的过去有关 （个人的或集体的），而且我认为梦境有时也可以预测未来——属于通灵和微细的层次，但在日常生活中，我并不太注重它们，因为所有的诠释都很容易自欺欺人，偏偏我们又禁不住被这些梦境的预兆所影响。
其他的迹象都很乐观，崔雅只需继续自己的治疗程序：静修、观想、严格的饮食控制、运动、刺激免疫系统的注射（例如胸腺萃取）、高单位的维他命治疗，以及持续写日记。大体来说，我们相信崔雅正朝着康复迈进。带着愉悦的心情，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