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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军官，除一部分营、连干部是抗日和解放战争时期入伍的外，大都是二十来岁的年轻人，他们的文化程度也较高，几乎都是新中国成立后从学校入伍的初、高中学生，其中有不少还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而投笔从戎的。
处于这样一个年龄段的一群年轻人，正是急于找对象谈恋爱的季节。有的入伍后，就一直与同窗女同学保持着密切的书信往来，有的则在原单位驻地的城镇或家乡，有了恋人，正处在热恋之中，有的则刚刚见了两面就调到了“５４３”部队。他们来到二营报到后，都急需通过书信，疏通关系，传递爱意。尚未找到对象的也都想找个北京姑娘。但碰到的问题是，通信地址还没有办理，暂无法通信，急得他们心绪不宁，六神无主，没着没落。盼望着尽快明确通信地址。
好消息！好消息！听说通信地址批下来了，马上就要向大家传达。一天，一位年轻军官兴高采烈地向大家通报着对他们来说的这一“特大喜讯”。因暂不能给女朋友写信，憋了多日的年轻军官们，一听说通信地址解决了，也各个奔走相告。
嘟！嘟！各连队的集合哨声响了。指导员站到队列中间宣布：上级规定，我们营的通信地址是北京市二○四信箱。不知是谁带头鼓起掌来，带动着大家一片掌声。
掌声完了，连队指导员接着说：为防止不经意性泄密，要求写好的信一律不要封口，待保卫干事审查无泄密内容后，由营统一封口寄出。这是一项临时要求，待过一段时间，大家对保密要求都习惯了，再取消。但什么时候取消，要听通知，请大家要从革命的利益出发，正确对待。
队列里一时鸦雀无声。
年轻的军官们一听说还要审查信件，顿时在心中打了鼓。他们对这条土政策虽然不理解，但因是刚到一个新单位，又看到从空军到营的各级领导对保密要求这么严，把保密的重要性提得那么高，也不能说什么，只好个人利益服从革命利益。但谁都不愿把情书给别人看。都开始琢磨这情书该怎么写。
写情书遇到了新问题，可把这些正在热恋中的军官们给难坏了，也急坏了，由此，也就生出了许许多多的尴尬浪漫的故事。
为了叙述的方便，也为了尊重审查信件时对大家的私事保密的承诺，这里把真实姓名抹去，只讲其中的故事。
有一位军官，在原单位时，与在当地机关工作的一位姑娘正处于热恋之中。因部队驻地与地方机关靠得较近，交通也方便，双方既能在周末约会见面，情书又往来如梭。正当两个人的感情发展到难舍难分的时刻，组织上找他谈话：因工作需要，经上级审查批准，调他到一个不知去向的新单位工作。对于这突如其来的调动，他一时不知所措。本想向领导提出，能不能不调动，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但一看领导上没有征求他同意不同意的意思，又一想，爱情也要服从党的事业的需要，一个革命军人，一切都应该服从组织的安排，也就欣然接受了。
组织上和他谈完了话，他立即约这位姑娘出来见面。他对这位姑娘说：我要调到一个新单位去工作，据说这个单位是新成立的，很神秘。这个单位在哪里？去了干什么？我们单位不知道，一切都要听从新单位的安排。到了新单位后，我会立即写信给你。
姑娘一听他要调动，还不知去向，顿时头上就像泼了一盆冷水，欲想说话，又未出口，眼泪汪汪，依依不舍，最后只说了一句话：我等着你的来信。
他坐着火车来到了北京，到北京军区空军政治部干部部报到后，来到了高米店军营。放下背包就去找领导，问通信地址怎么写？领导上告诉了他通信地址和写信的要求。小伙子一听傻了眼，发起愁来，不知道这信应该怎么写。
情书，情书，情书是传情的，谈爱的，不谈情不说爱，还叫什么情书？可这情书写得太情了，太爱了，又怕保卫干事审查时看了当笑话讲，传出去就成为战友们的笑柄。可把情书写得太淡了，情味不浓，爱意不深，又怕女朋友误解。他仔细一想，刚到一个新单位，领导和同志们都不了解，工作还未开始，先因为给女朋友写信传出去一些笑料，会造成工作上的困难。只好平平淡淡地给姑娘写了一封信寄走了。因为信写得太简单，不知姑娘看了这封信，会有什么反应，心里也很不踏实，就天天盼望着姑娘的回信，每天不知道要向大门口的收发室跑几趟。
有一天，姑娘的信终于来了，他急忙拆开信一看，愣了神了。姑娘的信比他写得还简单，信中说：我天天盼星星，盼月亮，盼望着你的来信，没想到盼了这么多天，盼来了一片冰冷的世界，你是不是调到北极了。冰还可以解渴，你这封信却乏味得如同嚼蜡。她质问小伙子，你写这信有什么用，给父母报告平安还及格。我不信，你们这个新单位保密保得连爱情都不要了。保密条例有保爱情的内容吗？你是不是环境变了，心也有所变，你要变了心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的这么折磨人。
这位军官一看，爱情危机！急得他直挠头皮，觉也睡不好，饭也无心吃，不知如何处理才好。想来想去，解铃还需系铃人，都怨你保卫干事要看信，才弄成这个样子，我得叫你给我想办法解决。他拿着姑娘给他的信，跑到政治处去找保卫干事任永清。任永清一看姑娘的回信，对这位年轻军官说：“小伙子，别怕，跑不了。我看得出来，正因为这位姑娘很爱你，怕你跑了，才故意这样写的。不过人家姑娘说得也对，也没有你这么写情书的，赶快再写一封，做个检讨，把情书写出能打动姑娘芳心的情味来。”
这位军官对任永清说：“我有一个要求，请你帮帮我，咱俩私下里达成一个协议，我写的下一封信，你就别检查了，我向毛主席保证信里不涉及到部队一个字。”
任永清说：“那好吧！我相信你，为了你们的爱情，我也违反一次领导的规定，不看了。”
这个小伙子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毫无顾忌地写了长长的一篇抒情信，寄给了这位姑娘，消除了姑娘的疑虑，打动了姑娘的芳心。不几天，姑娘回信了，表示不管天南海北，永不变爱心。
小伙子高兴了，拿着姑娘的回信就去找任永清说：“任干事，告诉你个好消息，感情危机警报解除，谢谢你。”
还没有找到对象的干部，调到二营后，也很想找个北京姑娘。
二营刚组建时，有一位年轻的干部，就是调来二营后谈的恋爱，女朋友就在北京工作。部队初建，白天工作忙，到了晚上熄灯后，就自己趴在宿舍的桌子上写情书，怕写情书影响同屋的另一位战友睡觉，自己还特意买来一个小台灯。那个年代，一个人有一个小台灯算是一件奢侈品，不是为了给女朋友写情书，是不肯舍得花这个钱的。
初写情书，光有激情，没有经验，把握不准，不知道写到什么程度才算恰如其分，恰到好处，才能博得女朋友的欢心。还得顾虑保卫干事在看信时，不至于落下话柄，这就使这位写情书的年轻人犯了难。一张一张的信笺，开头写不了几句，不是感到情爱不够分量，就是怕审查时难为情，把握不住分寸，显不出文采，就扯下来团把团把扔到了纸筐里去了。大半夜过去了，一沓信笺也快都扔到纸筐里去了，情书也没有写成。
正在犯愁的时候，睡在他旁边的战友被他揉纸团的声音扰醒了。这位战友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看到放在屋子门后一角的纸筐已经满了，便开玩笑而幽默地说：“成绩蛮大嘛！情歌写了一大箩筐，都敢跟刘三姐去对歌了。”
这位年轻的干部苦于无奈，也就顺坡下驴地说：“别拿我开心了。起来！起来！这方面你已经比我先走了一步，快起来帮帮忙，给咱当当老师，点拨点拨。如获成功，必有厚报。”说着就把他的战友拽了起来。
这位战友说：“我知道你这封信写不下去的原因：除了把握不准写到什么程度，用什么词才能把姑娘的心打动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顾虑保卫干事在审查时，出洋相。其实不必，我了解咱们政治处的那位保卫干事，他叫任永清，是从高炮团调来的。我们在一个团共事多年，我在司令部当参谋，他在政治处当保卫干事，是个非常厚道的老实人，从不会拿别人的事开玩笑。何况党委明确规定，审查信件是为了保密，不准传播写信人的写信内容。我相信他一定会守口如瓶的。
“我们都学过辩证法，辩证法告诉我们，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写信要经过保密检查，这对靠写情书谈恋爱的人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约束，不能使人敞开心扉地表述对对方的爱。但也有有利的一面，现在的女青年找对象，无论是本人，还是她的父母都很重视男朋友的政治条件，你现在调到了一个政治条件要求非常高的单位，这就证明了你的政治条件是好的。干脆就对她实话实说，我调动的这个新单位，政治上要求特高，保密要求极严。写信，包括给女朋友写信，都要经过领导审查后再发走，以防泄露军事机密。使她知道她认识的这位男朋友，在政治上是绝对可靠的，这样她就不会计较你写的信对爱情表述的深浅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探风球’，待探准了你这位女朋友的脉搏后，再大胆地去进攻。”
果不出所料，他这位女朋友对“探风球”的反应非常好，表示愿意俩人继续互相了解，互相帮助，共同发展友谊，这就等于把爱的绣球抛了出来。良好的开端，是爱情成功的一半，他们的爱情进展得非常顺利。不到一年的时间，他们就喜结良缘，终成眷属。
几年以后，保卫干事任永清当了营的政治处主任。陈辉亭当时是副营长。因无营长，组织上叫陈辉亭牵头军事工作。
在研究因部队机动作战频繁，干部找对象谈恋爱遇到了困难，引起了许多思想问题时，任永清对陈辉亭说：“我们都是过来人，年轻人找对象谈恋爱，是他们一生中的一件大事，可不能小看这件事。我们做领导的一定要认真重视，给他们创造条件，帮助他们解决好，不然会闹出许多笑话，做出你想都想不出来的事。”
接着，他讲述了二营刚组建时大家谁都不知道的一段故事：
有一次他在审查信件时，发现有一位年轻的军官在给女朋友的信中，信纸的正面写的都是一般的问寒问暖，互相鼓励的内容，而信纸的背面，则是用铅笔轻轻地写的一组一组的阿拉伯数码，不认真细看，还不容易发现。乍看起来，好像是邮电局的明码电报的数码，但仔细一揣摩又不是。邮电局的明码电报是四个字一组，而他写的是六个字一组。
起初，任永清也猜测到可能是怕组织审查信件，泄露了悄悄话，被人当成笑料把柄而约定的密语，可他的职责又使他不能不向另外的一面去想。他开始注意侦察这位军官的一切行动，但侦察了一段时间，没有发现任何值得怀疑的蛛丝马迹。他又去了这位军官的家乡，重新做了社会调查，也没有发现任何问题。为了对组织、对同志负责，最后他决定把这位军官请到他的办公室，当面问其原委。
任永清问这位军官：“这封信是你写的吗？”他把这位军官写的信拿出来，放在他的面前。
这位军官说：“是我写的。”
任永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