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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故事中，鲍尔斯驾驶Ｕ－２飞机进入苏联领空，只飞了３小时，夜空中突然出现两架米格－１９歼击机跟踪攻击，两道火光击中尾部，鲍尔斯的Ｕ－２飞机一头栽了下来。
笔者认为，这种可能性也不大，因为Ｕ－２飞机入侵苏联，是由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一手操纵的。美国的中情局和苏联的克格勃，间谍与反间谍，都是行家里手。如果说苏联的克格勃能潜入到白沙瓦机场里不是没有可能，但要接近Ｕ－２飞机，进入飞机的座舱在高度仪表上做手脚，绝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从中国空军打Ｕ－２飞机的实践来看，作者更相信这是苏联防空军的萨姆－２导弹部队击落的，理由有五：
其一是，苏联当时已经有了数量较多的萨姆－２导弹，这种导弹，在其有效的射程之内，在无干扰和兵器准备良好，指挥和战斗操作正确的情况下，命中率是非常高的，三发导弹打掉一架Ｕ－２飞机是完全有把握的，绝不是像当时人们传说的命中率只有２％，构不成对Ｕ－２飞机的威胁。
其二是，美国的Ｕ－２飞机对苏联的高空侦察已有几年了，不是刚开始，苏联军方对Ｕ－２飞机的入侵侦察没有能打下来，已使空军和防空军伤透了脑筋。为此，千方百计地寻找办法击落Ｕ－２飞机，在其常理之中。
其三是，１９５９年的１０月７日，中国空军在世界上首次使用苏联的萨姆－２导弹击落了高度２００００米的美蒋ＲＢ－５７Ｄ型高空侦察机后，对苏联防空军来说无疑是一种巨大压力：中国人仅买了几个营的萨姆－２地空导弹，训练了不到半年的时间，就把类似于Ｕ－２飞机高度的ＲＢ－５７Ｄ打了下来。而苏联的防空军，装备自己国家生产的导弹，时间比人家早，数量比人家多得多，却任凭美国的Ｕ－２飞机在自己的领空飞了那么多年，而打不下来，实在无颜面对江东父老。这种压力，也逼迫着他们千方百计地把Ｕ－２打下来。
其四是，当时美国的Ｕ－２飞机对苏联侦察的重点是部署在苏联境内各地的、对美国构成严重威胁的洲际导弹，尤其是ＳＳ－６洲际导弹的部署。萨姆－２导弹虽然笨重，但却是一种可移动式的导弹，把萨姆－２导弹部署在ＳＳ－６洲际导弹发射阵地的周围，打入侵侦察的Ｕ－２飞机，这是一种非常正常的军事逻辑思维。
其五是，据说美国制造Ｕ－２飞机的洛克希德公司的设计师们，通过苏联公布的飞机残骸的照片分析，认为飞机是被导弹爆炸时的碎片击中了尾部，操作失衡而坠毁。
从各方面分析，当时苏联只有萨姆－２防空导弹能够击落Ｕ－２飞机。
鲍尔斯事件之后，美国迫不得已暂停了使用Ｕ－２飞机对苏联的侦察。
１９６０年２月，中苏关系公开破裂，美国极想掌握中国还能否自己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的情报，于是美国中央情报局把Ｕ－２飞机侦察的重点转移到了中国。尽管出现过１９５９年１０月７日ＲＢ－５７Ｄ被击落的不幸事件，但相比之下，各方面性能更优越的Ｕ－２飞机，至少在最近的几年里，中共的空军还是奈何它不得。
１９６１年一开始，两架Ｕ－２飞机运抵戒备森严的桃园机场。经过一年的准备之后，于１９６２年１月１３日便接替ＲＢ－５７Ｄ型飞机，开始了对中国大陆的飞行。
早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前，美国中央情报局就已朦朦胧胧地了解到，在中国的西部甘肃省的嘉峪关以北，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国境线以南的戈壁滩上，苏联人在帮助中国人建造弹道导弹发射试验场。Ｕ－２飞机首次对中国大陆飞行侦察的第一个目标就选在那里。但打开中国的地图来看，那是中国的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盟的巴丹吉林大沙漠，在那片广漠无垠的大沙漠，侦察目标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他们全然不知。
按理说，美国人使用Ｕ－２飞机对苏联搞飞行侦察，已有几年的历史了，选择侦察目标已是轻车熟路，不该有什么困难。可中国的军事部署与苏联不同。苏联的军事部署，大都在大城市周围和沿铁路线配置，航行坐标明显，便于寻找发现；而中国的重要战略军事目标，大都设在荒无人烟的大漠之中，地图上是一片空白，确定Ｕ－２飞机的侦察航线就非常困难。
所以，首次侦察飞行，他们从“黑猫中队”中的五名飞行员中，挑选了政治上最忠诚、飞行技术又出类拔萃的“黑猫中队”队徽的设计者陈怀。
陈怀被首次选中对大陆侦察，受宠若惊。他飞到目标区上空后，施尽了浑身解数，在目标区上空飞了两个多小时，直到飞机上的油料仅剩下够返回台湾的，终于找到了他要拍照的目标，完成了他首次出卖祖国利益的大漠间谍之旅。
一个半月后，１９６２年３月１日，副队长杨世驹驾驶一架Ｕ－２型高空侦察机，由台湾桃园基地起飞，经马祖上空入陆，对我大西北纵深侦察。穿越了中国大陆闽、浙、皖、豫、陕、甘、宁、青、蒙九个省，在银川、兰州、包头、西安诸地侦察，在青海湖海晏上空，盘旋了三圈半后，又经郑州、福州返回台湾。
这是Ｕ－２第二次在中国大陆长距离侦察我大西北地区，其侦察目标直接指向我核武器的研制试验基地，严重地威胁着我国国防工业基地的安全。敌人的侦察引起了高层领导和空军上下的关注。
在空军的指挥所里，负责防空作战的成钧副司令员，坐在指挥桌旁，两眼一直盯着高大透明的远方标图板，看着标图员用蓝色（代表敌情）的专用标图笔，一点一点地标示出Ｕ－２飞机的飞行航迹，这航迹从台湾一直延伸到了大西北的核工业要地。
空军指挥所中央的作战指挥圆桌周围，负责作战、领航、情报、高炮、导弹、雷达、通信、航行的各部部长、处长和参谋们，也都在注视着这条蓝色的航迹，随时准备执行指挥员下达给本部门的任务。
标图板上不时地在各个航段上出现了红色的航迹，这是我歼击机在执行拦截任务，但多次拦截均未奏效。Ｕ－２飞机的高度是２２０００米，而我歼击机的高度是１７０００米，５０００米的差距，飞行员纵有天大的本事，也望尘莫及。
成钧副司令员非常清楚，今天Ｕ－２飞机侦察的地区，是国家的核心机密，那里的几万名官兵和民工组成的基建大军，正在埋头突击修筑核武器和导弹试验基地；那里有加工提炼浓缩铀、制造核弹装置原料和原子弹壳的国防工厂；有核武器和导弹试验场。这样一个对国家、民族的命运至关重要的地区，竟被敌人的Ｕ－２飞机“开了天窗”，随时受到敌人的监视，使这位主管防空作战的将军忧心如焚，心情非常沉重，有一种受辱的愤慨。
对这天Ｕ－２飞机的侦察活动，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也十分恼火。他进入指挥所，站在大标图板前，看着那条刺目的、长长的蓝色航线，愤然对成钧副司令员说：“又让这家伙逍遥自在地遛了一趟跑了，事情严重啊！周总理对此事都非常关心，我们应该拿出一个对付的办法来才是。”
而此时在北京大兴县东枣林地空导弹二营的阵地上，营长岳振华和他的参谋们一听说Ｕ－２飞机出来了，就进入了指挥所。等了两年了，高空中的敌人终于露面了！大家有些亢奋地聚集在远方标图板前，认真分析Ｕ－２飞机的飞行情况。一百万分之一的地图不够用了，参谋们就临时用更大面积的地图铺在一块木板上，概略地标出它的航线。可是这条航线远离北京，部队便也没有进入战斗准备状态。
Ｕ－２飞机的出现，使有着多年的防空作战经验的岳振华认识到，ＲＢ－５７Ｄ飞机入侵侦察的年代结束了，新的作战对手Ｕ－２飞机登场了。一场新的、更高的高空较量开始了。
在当时的情况下，Ｕ－２飞机是一个新对手，作为一个战斗营，掌握的情况和资料很少，上级几乎没发什么有关Ｕ－２飞机的材料，参谋们的手中也没有有关Ｕ－２飞机的更多资料，对Ｕ－２飞机的结构、性能、飞行特点还知之甚少。
Ｕ－２飞机侦察了大西北返航后，营长岳振华立即召集全营的主要战勤人员到营指挥所里，面对着Ｕ－２飞机入侵侦察的活动航线，研究如何打Ｕ－２飞机的问题。但因对这种飞机了解得太少，到了儿也没有把问题研究深透。
会后他要求参谋人员认真搜集Ｕ－２的资料，并将今天Ｕ－２飞机活动的航线绘制出来，按照今天侦察大西北的航线，模拟成对北京的侦察，制成演练想定，作为今后营合练的主要课题。要求制导雷达和目标指示雷达的操纵手，从今以后要以打Ｕ－２飞机为主要目标进行战斗操作训练。
会议结束后，他对作训参谋陈辉亭说：“据我所知，今天Ｕ－２飞机侦察的地区，是我国重要的核工业地区，中央军委、总部、空军肯定都会十分重视。目前能打Ｕ－２飞机的部队，只有四个地空导弹营，我们的思路要立即转变到打Ｕ－２飞机上来，在打Ｕ－２飞机上多动点儿脑筋，多下点儿工夫。”
当时，空军装备的防空武器，主要是五种：歼击机、高射炮、地空导弹、雷达，还有探照灯。
在一个由刘亚楼司令员和成钧副司令员组织的研讨会上，司令部作战部门的一位参谋用形象的语言说：“我们现在是看得见的不能打，能打的够不着，够得着的又太少，还挪不动。”
刘亚楼司令员听了后，猛的一下子受到了启发，他知道这位参谋的最后一句是指的地空导弹。立即反问了一句：“怎么挪不动？”
那位参谋说：“挪得动也是小动。”
刘亚楼司令员接着说：“不对！从苏联运到中国，从北京又到大西北打靶，还能说是小动？”
刘亚楼司令员一边说着，一边回过头来对着成钧副司令员说：“你说呢？成副司令。”
成钧副司令员说：“兵器是笨重，动起来困难也不小，但还是能挪得动的。问题的关键是：军委能不能解除地空导弹营保卫北京的防空作战任务。”
刘亚楼司令员说：“这倒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不过我们的思想也要解放，形势变了，我们也不能不变。我们把能打的部队放在北京，常年守株待兔，人家又不来北京，我们还老是呆在北京，这不正是敌人所希望、我们所被动的嘛！该放的就得放，不要怕影响。敌人来了，打不下来才是最大的影响。当年延安不是也放了嘛！延安一放我们就主动了，而胡宗南就被动了，这就是军事辩证法。”
研讨会后，空军机关按照刘亚楼司令员和成钧副司令员的意图，立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