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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一种没有办法的办法。“口头练”、“模拟练”练得滚瓜烂熟了，一轮到他们使用训练弹训练时，他们就充分利用实弹精练，训练那些“口头练”、“模拟练”不能练的动作，达到事半功倍的训练效果。
这种奇异的训练法从导弹测试排的新战士陈厚元的一则训练手记可见一斑。
今天，当我能够熟练地掌握操作，担负起战备任务，成为“一号班”（即直接参加战斗的班子）成员的时候，不由得想起一年前的情景：那时，我们连还没有训练弹。我入伍后第一次训练，接触的兵器就是地球。即每次进行测试导弹训练时，我们的四、五、六号操纵手，就在测试车右侧的平地上，画上一个与导弹等长的长方形，视为被测试的“导弹”，并在恰当的部位标上某某号“窗口”等，然后按照测试车上技师的口令，一边说如何操作，一边手舞足蹈地比画着操作起来……在一旁检查我们“口头练”、“模拟练”的连首长还夸我们的“手舞足蹈”不错哩！ 由于我们在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坚持认真的“口头练”与“模拟练”，所以当我们一旦接触真兵器的时候，便很快掌握了实际操作本领。正如毛主席所说：“在我们的条件下，形式是落后的、倒退的，实质是进步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模拟练的启示当属此例。
在不能开机训练的情况下，各专业技师、号手就在“纸上练兵”，所谓“纸上练兵”就是采用小学生背书、中学生学地理，默画中国地图的方法，用纸默画出各个机柜、组合的线路原理图。通过纸上默画，达到记熟、记牢每个组合的线路原理、元器件的位置、结构、型号、参数数值。
一个专业技师负责的兵器最少的也有五六个组合。每一个组合的线路原理图，都是一大张纸，上面画满了密密麻麻的电容、电阻、电子管等元器件，每一个元器件上都标记着它的型号、数值，可想而知，把这些线路图都要复制在脑子里，需要付出多大的劳动。
坐标专业，是制导雷达中的一个比较复杂的专业，这个专业的机柜、组合多达近二十个，元器件的数量也多。
坐标技师刘新梧的“纸上练兵”很有成果，他把所有的机柜、组合近两千个元器件的名称、型号和近四千个参数数值背记得滚瓜烂熟，还能把所有机柜和组合的线路图一个元器件不落地默画出来，目标和导弹的信号从输进第一个元器件后又怎么输出的，都能熟练地标示。
在一次考核检验战斗力的实兵演习中，在制导雷达快要开天线搜捕目标时，上级考核组给他出了一个故障，以检验他临战排除兵器故障的能力。他立即判断出故障出现的部位，把有关组合拉出来，把一个“失效”的电子管拔出，换上一个平时作为应急器材准备好的电子管，故障立即排除。
检验组很满意，演习结束讲评时说：我们认为在快要捕捉目标的时候出故障，很可能会因为排除不及时贻误战机。没想到刘新梧技师判断故障部位那么迅速、准确，备份器材准备得好，更换得很迅速，没有影响“作战”。
对此，刘新梧说：这也是被苏联人卡断了零备件来路给逼出来的，这要归功于默记默画兵器线路图和“纸上练兵”。
在后来的几次战斗中，他的功夫都派上了用场。几次战斗下来，三次提前晋衔晋级，一次记一等功。这种默记、默画兵器线路原理图的训练方法，至今还成为地空导弹部队技师的一个重要的、过硬的训练课目。
在“口头练”、“模拟练”、“纸上练”、自制代用品训练为主要形式的“瓜菜代”训练中，能结合战备检查开机进行训练，就成了训练的高级形式。所以，一到了兵器战备检查时，大家都抓紧在检查中可挤出来的分分秒秒，在兵器车上“精练”。着重训练那些不上车、不开机就练不了的战斗操作技术，尤其是对元器件在通电条件下的参数变化进行查看、测试、调整，摸清兵器中每一个元器件的质量状况。
指令产生技师袁存勤发现指令部分的一个重要的电容器，因老化参数不稳，随着开机时间的长短而变化。开机时间越长，参数变化越大。开机时间超过了４０分钟，参数值就要慢慢地向差的方面变化，导致制导导弹的精确度下降。按战备要求，这个电容器应该立即更换，可是由于零备件来源被卡断了，各级器材仓库里都没有这样的备份零件，只好将它倍加保护，让它“带病”执行战斗任务。
这个发现非常重要，为营指挥员在战斗中掌握开机时间，力争在兵器最佳开机时间内作战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后来的一次战斗中，他由少尉军衔提前晋升为中尉军衔，并荣立二等功一次。
训练没有因为苏联人的改变而中断，人们的练兵热情反而更加高涨，人人心里都像是憋着一股劲儿要跟谁较量，战斗操作、射击指挥和兵器保障水平也因为这股劲头而在不断地提高。可二营接受的这套老旧兵器装备，没有经过打靶的检验，敌机来了，能不能用它把敌机打下来？大家还是心里不踏实。
按照刘亚楼司令员在上次战斗胜利后的指示“新兵器装备部队，必须经过打靶检验才能用于战斗”，二营积极向上级建议，到靶场去打靶，检验兵器装备的战斗性能。这个建议很快得到了上级的批准。
１９６１年夏天，全营携带着这套老旧兵器，再次出征，到内蒙古的巴丹吉林大沙漠西端、嘉峪关以北的靶场去打靶。
这次打靶，打的是一架拉－１１靶机。一发导弹就击中了目标，把靶机打了个粉碎，一时军心大振，官兵们训练的心血结出了硕果，这套老旧兵器经过精心测试调整后，战斗性能仍然良好，可以投入战斗。
部队第一次来到这里打靶时，因为刚刚学了三个月，许多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懂弄通。在进行打靶准备的过程中，处处倍加谨慎，一心一意想打好靶，可事到临头导弹又失控，没有打好，全营非常沮丧。在整个先是紧张后低沉的氛围中，谁也没有心思去好好地看一看这大戈壁究竟是个什么模样。
这次打靶打好了，全营精神振奋，营的领导也很高兴，决定在等候列车车皮调运的时间内，组织部队到靶场的周围看一看，让战士们欣赏一下大戈壁的独特风光。
靶场靠近内蒙古内流区河湖的弱水河，它是由上游的额济纳旗的东、西两河汇合而成。虽已是夏季，但河水不深也不急，浅浅的河面，流水清澈见底，滋润着两岸的树木花草，哺育着一峰峰的骆驼、黄羊和众多小生物。
古老而高大粗壮的胡杨树，耸立挺拔在两岸上，就像一把把巨型的大伞，为岸边的花草顶着骄阳，打着阴凉，呵护着这大戈壁滩上与干旱搏斗着的生命。靶场的战友介绍说，秋天，当胡杨树叶被秋霜染黄了的时候，你再来到弱水河边，就更有一番诗情画意。
一群群黄羊，结伴到弱水河边来吃草喝水。黄羊，因全身通黄而得名，又称“蒙古羚”。个头不大，也就是１米多长，１米来高，颈细而长，尾巴很短，角也不大，而体态轻盈，善跑。跑是它惟一的防御本领。所以，要想捉到它并不容易。
战士们都是第一次见到黄羊，黄羊的活泼可爱，深深地吸引着战士们的目光。都想靠它近一点儿，看看它是个什么模样，但你一靠近它，它就立即竖起耳朵，扬蹄奋疾，刹那间就与黄色的戈壁混成一体，扬起一片沙尘雾障，遮断了你的视线。
弱水河的两岸，还长着许多爬蔓的植物，开着蝶形花冠的紫色小花，非常可爱。但谁也叫不出名字。经询问长住靶场的战友，才知道这就是中药配方里常用的甘草。到了秋天，花就结成像把小镰刀似的褐色荚果。
甘草，又称“甜草”，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木，生长在地下的根状茎，就是中药的药用部位。它性平，味甘，有缓中补虚、泻火解毒、调和诸药的功效，所以成为中药配方中的常用药。我们在中药里看到的甘草片，直径一般也就是指头粗，战士们挖出来的甘草，有的竟有擀面杖那么粗，他们用刀子切成薄片，放在茶水缸里泡水喝。
技术保障连的连长杜衍奎和指导员林宝喜，为了改善连队的伙食，组织战士们挖了不少甘草，带回北京，卖给中药铺。中药铺的药剂师一看甘草质量这么好，请求部队的同志告诉他是从哪里搞来的，以便点址进货，他们风趣地对药剂师说：这是从一个在地图上找不到地名、杳无人烟的地方弄来的，你们是无法进货的。
靶场的周围，还有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山包，山不高，光秃秃的一棵草也不长，亿万年大自然鬼斧神工、精雕细刻出了许许多多千姿百态、奇形怪状的风化石，有的像毛笔架，有的像出鞘的剑，有的则像是各种不同动物的造型，活像是一座巨型的微雕，有兴趣的干部战士，爬上山去，细心地观察寻找着一块块有欣赏价值的风化石，把它小心翼翼地敲下来，带回阵地，装点美化环境。
靶场的附近，还有一个碱湖。听靶场的战友讲，碱湖里的碱，非常纯净，不用提炼，就可用来洗衣服。他们的衣服都是用碱湖里的碱洗的。
在那个生活困难的年代，洗衣服全靠肥皂，而肥皂供应又十分短缺，每人每月凭购货证，可以买到像豆腐块大小的一块，根本不够用。尤其是当时已经有了小孩子的年轻军官们，正为天天洗尿布而发愁没有肥皂的时候，听说碱湖里的碱可以洗衣服，真是喜出望外，要是有了碱块，就解决了他们的一大难题，便纷纷来到碱湖挖碱。
碱湖，在太阳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走近碱湖，仿佛进入了一个冰雪的世界，刺得人睁不开眼睛。
碱湖里的碱实际上不用挖，随便拣就行了。
副营长张治国，负责全营的后勤工作，是把管家的好手。他组织人力，装了两节棚车碱块，拉回了北京。
领导机关的干部们，听说二营拉回来了碱块，也带着车子到车站迎接，顺便向张副营长要一点儿碱带回去分给大家洗衣服。
二营这次打靶，打出了使用这套老旧兵器装备作战的信心，也打出了全营官兵对这套兵器的感情。从此以后，他们把这套兵器装备看作比自己的生命还要重要千百倍。以放在手里怕丢，含在嘴里怕化的心情，细心保养，精心呵护。他们节省每一分钟的开机时间，最大限度地减少元器件的衰老和消耗。发扬中国人民过穷日子——“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精神，坏了修，修了用，再坏了再修，修了再用，千方百计地延长这套兵器装备的使用年限，最大限度地挖掘兵器装备的潜能，一直坚持到我国自行研制的地空导弹红旗二号兵器生产出来，才换了装。
15 在最困难的日子里
６０年代初期的中国，国运实在是不佳。就在中苏关系破裂，政治经济遇到困难的情况下，新中国成立后的最严重的自然灾害也开始了。１９５８、１９５９两年全国城乡出现的粮食供应紧张的局面，不但没有缓解，反而在继续恶化。到了１９６０年的春季，全国性的饥荒就出现了。有的省份如安徽、山东灾情更为严重。
党中央、国务院针对这一严峻的形势，一面采取有利于尽快促进农副业发展的政策措施，激发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组织人民生产自救；一面提出了“低标准